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原文载于《人民教育》2021年第10期

摘要：学校变革正在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学校变革实践大体探索出两条比较普遍的路径：其一为内生性，强调学校发展要自力更生；其二为外源式，具体包括学校发展共同体模式，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学校发展，大学等教育科研力量介入学校发展等三种途径。当前学校变革的效果不仅表现在教学方式和学校课程的突破，更体现为创新型学校的诞生。同时，学校变革仍面临观念、资本与市场、权力等因素影响，站在教育发展的十字路口，以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重新思考学校变革的未来方向是必要的。

关键词：学校变革；基础教育改革；学校治理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人工智能时代科技竞争加剧，教育改革似乎也到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学校教育需要不断突破大工业生产时代形成的粗放人才加工模式，在科技、社会与人的新关系中重新建构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不同于以往以扩张规模和调整结构为主的教育改革，当前的教育改革似乎抵达了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聚焦于一个非常核心但长期以来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育人方式变革——学校教育是否能适应个体的成长需求，顺应人的成长规律，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独特潜能。在此问题的探索中，学校变革不仅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观测点，更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

一、学校变革的进展

学校变革即发生在学校层面的整体的、有意义的改变。如果说教育改革更注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学校变革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努力。学校变革需要教育改革的外部支持，同时学校变革亦有其独特的生态性、系统性特点，所以学校变革需要从内部发生。

1.学校变革的目标共识

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现代基础教育所追求的两大首要价值即公平与质量。教育公平，主要来自于平衡国内各阶层教育利益和社会权利的诉求，而教育质量则主要来自于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战备压力所带来的人才竞争压力。因此，一个好的教育系统，便需要在公平与质量之间保持良好的张力与平衡。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公平与质量对于教育发展的核心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成为学校变革的目标共识。

从学校变革来看，教育公平的现实诉求，主要体现为区域内各学校的公平竞争及充分合作，它与地区学校生态文化环境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学校变革的质量要求，主要是整合和优化个体学校内部的相关资源、要素和人力资本，以实现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和效率优化。

2.学校变革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教学变革、课程变革和治理变革。三种改革从实践操作到制度改革，从局部变革到整体谋划，依次深入。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校变革主要体现为教学变革。优秀教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探索教学方式的变革，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其中的佼佼者如李吉林、顾泠沅、魏书生等，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变革趋势。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学校变革走出了课堂教学的层面，主要体现为课程变革。以北京十一学校为代表，许多城市学校在增加选修课程、促进课程多样化、实施学分制和选课制方面做了系列探索，课程朝着更贴近学生生活和满足学生学习多元化需求方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学校变革更多强调治理变革。这一变革趋势承继了20世纪90年代对“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强调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分而不离，相互支持，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促使家长、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学校管理；变革学校评价体系，管办评分离等。

3.学校变革的多种途径

学校变革实践大体探索出两条比较普遍的路径：其一为内生性，其二为外源式。内生性学校变革路径强调学校发展要自力更生，通过学校领导者的艰苦卓绝奋斗或独辟蹊径的发展途径来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而外源式发展，超越了早期政府直接干预学校改造的做法，试图引入外部专业力量来介入学校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学校发展共同体模式。即通过加强学校合作以强促弱，实现学校共同发展。学校发展共同体的主要思路便是通过模仿、复制、推广优质学校教育实践来带动薄弱学校发展。常见做法是以一所优质学校为中心建立比较紧密的若干所学校发展联盟，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互享、师资互享。通常有地方教育局介入，为这种联盟提供制度支持，从而加固联盟。比如，有的地区实施学区制，促进学区内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加强科研交流和教学互享，通过空中课堂、师徒结对、跟岗实习等方式来实现优质教学互享；有的地区则通过名校集团化，促进弱校师资水平发展和管理水平提升。

其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学校发展。常见方式表现为由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引入社会力量来代管薄弱学校和新建学校。这一方式在上海、杭州率先实施，后又发展到中部地区，如武汉。

其三，大学等教育科研力量介入学校发展。常见的方式为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US模式，如华东师大叶澜教授领导的新基础教育团队和朱永新教授领导的新教育团队；在US基础上发展了UGS、UGSS模式（“U”指大学，“G”指政府，“S”指中小学），这一模式因东北师大在培养师资上取得的成功而广为人知。另一种更为新颖直接的形式是师范大学办实验学校，如南京师范大学在苏州办实验学校，虽非投资者，但由大学教授担任校长和监事督导职务，直接指导和监督学校教学。

4.创新型学校的产生

当前，学校发展的最强劲动力来自教育技术革新，教育技术推动的未来学校变革令人憧憬。除此之外，学校变革的效果相对迟滞，并未呈现燎原之势。但已有的学校变革却为突破应试教育提供了可能思路，为整个基础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学校变革的效果不仅表现在教学方式和学校课程的突破，更体现为创新型学校的诞生。目前，三类创新型学校引起了人们关注：

其一，课改先行型创新学校。一些学校追随北京十一学校的步伐，在选课走班制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围绕育人目标构建起适宜的校本化课程，成为课程改革的先行者。这是新高考制度推动下高中教育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尽管目前仍有很多学校课程改革的步伐还比较谨慎缓慢。

其二，自主创新型民办学校。一些民办学校探索教育的本土化发展路线，在复兴传统文化、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书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另有一些国际学校，借鉴国外育人模式的优势，与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教育进行了有机融合与互补，形成了颇具竞争力的课程体系。

其三，创新性小型学校。这些学校在探索育人模式方面迈出的步伐更大，更加超脱于教育评价和选拔性考试。它们办学规模小、人数少，个别学校甚至以一种另类方式游走于学校教育的边缘地带。这类学校多充满理想气质：在办学目标设定上更为大胆；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更有创意；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强调经验的综合化和去学科化。因此，这些学校引发了一些社会争议和教育争鸣，同时也使得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更加多元化。

二、学校变革面临的挑战

当前学校变革虽给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涂抹上几许亮色，但整体上看，学校尤其是有升学压力的学段仍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淖，学校变革阻力很大、动力不足，学校变革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也不足。学校变革是在既定教育体系的格局下产生的自发尝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制度、学校教育生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学校变革的“天花板”

学校变革的空间是在教育制度的大框架下，例如课程改革不可避免要受到考试制度的制约。推行选课走班固然令人向往，但如果中学选修的丰富多彩的课程不能转化成考试成绩或考试优势，则势必会挫伤一些学校推行课程改革的热情。

当前，学校变革遭遇的“天花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学校办学自主权问题。教育治理现代化强调在依法办学的基础上多元管理，推进学校自主办学。然而，在现有的教育管理格局中，政校关系并没有厘清，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有限，变革意识也不强烈。学校变革的合法性，主要依赖于上级领导和政府的授权与认可。否则，学校变革即便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在行进，也要冒着莫大风险。

其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生源和师资差异很大的情况，马太效应不断累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薄弱学校感觉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强校竞争，导致其失去发展的信心。这显然不利于区域内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2.教育生态的影响

首先，教育竞争愈演愈烈。在筛选、淘汰的教育竞赛中，不仅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加剧，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同样日趋激烈。学校竞争主要表现为生源竞争，尤其是优质生源的竞争。20世纪80-90年代学校发展的策略，主要依靠校长和教师的聪明才智与团结奋斗；而当前有些学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策支持和倾斜，以生源换质量成了较为常见的做法。一些地区的“超级学校”几乎垄断了当地优质生源，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垄断式发展优势；其他学校则因缺乏优质生源，发展黯然失色。

其次，知识与资本的联姻所造成的市场化趋势。知名学校品牌属于稀缺资源，可以转化为经济效应。无疑，挂上名校品牌对于一所新建学校或薄弱学校来说，是一种比较快捷的提升学校声誉的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得到家长认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学校品牌化、连锁化的方式无疑是双赢的、成功的；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容易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公平，置那些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加盟品牌的学校于不利境地。从探索学校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模式主要是复制已有被认可的教学方式，并未给学校变革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3.教育主体缺乏参与

理想地看，具有变革意识的校长应有教育情怀，拥有为了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理想而奋斗的教育勇气和实践智慧。他们相信他们的努力可以改变教育，可以影响中国下一代人的前途和命运。现实地看，普通校长是否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变教育现状？大多数校长日常时间被学校常规性事务所占据，遭遇到资源有限、条件依赖、道德方向迷失、角色超负荷等自身性障碍和系统性障碍。学校变革充满未知风险，当校长看到有其他更为便捷稳妥的方式来实现学校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荆棘丛生、充满风险的学校内生性变革之路。普通教师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学校？当教师的教学方法创新被认为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被制止时，教师的变革热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挫伤。因此，常见图景便是大多数教师和校长，虽然怀着对美好教育和美好学校的期待，但是缺乏变革动机、变革行动和变革体验，他们更加习惯于去等待变革，而不是主动去创造变革；更习惯于适应既定现实，而非改良教育。

三、学校变革的展望

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学校变革也充满歧路。站在教育发展的十字路口，以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重新思考学校变革的未来方向是必要的。

1.学校变革的实质是价值重构

价值重构，便是要突破学校当前盛行的遴选精英的社会筛选功能，探索符合人成长规律的、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发展功能。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必须对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价值导向进行更加旗帜鲜明的重构：

小学教育需要一场思想启蒙，需要教育观念革命的洗礼，突破应试教育的束缚，突破社会、家长的焦虑：让儿童度过快乐的童年，在小学教育营造没有排名、不用害怕失败的学习氛围；让学校去研究和适应儿童的天性。

中学教育需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满足学习者个体化、多元化的学习需要。解放学生的大脑和心灵，实现学习效率的最大化。扩大学习的范围，所有有意义的经验都可以成为学习的内容；丰富学习的方式，学习不仅仅是知识授受与习题演练，还可以是注重合作性学习和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把学校建构成师生共同拥有和共同生活的学习共同体。正如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所提出的，学习是关系重建和意义重建的实践活动。“学习的活动是建构客观世界意义的活动，是探索与塑造自我的活动，是编织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活动”。[1]

2.学校变革的深层任务为文化重构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活动，学校生活也是人们共享文化的方式。因此，学校文化的建设不仅要去思考如何遴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来充实未成年人的头脑，还要去思考这些知识文化价值如何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当前，学校文化重构要思考中国引以为傲的古典人文精神和伟大典籍如何与现代课程体系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体现为背诵经典，更体现为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创造性学习、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教育。中国学校在引导公民理性、守序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还需要在重塑国民精神气质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比如法国有着高质量的国立中学传统，英国有着强调品德培育和体育精神的公学教育传统，德国有着效率很高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国教育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国民性格特质构建等方面都亟待加强，教育现代化的深层任务还任重道远。

3.释放学校变革的制度空间

教育管理的绩效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限制着教师和校长的变革热情，容易导致学校教育的同质化。当前学校变革应沿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进一步释放和扩张学校变革的制度空间。

首先，制度一方面要防止资本和市场的逐利性对学校教育产生过度干扰，防止学校市场化，防止公立学校沦为次于私立学校的“二等公民”；另一方面要促进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学校师资和生源的均衡，维护良好的共生、共存、合作的学校生态文化，为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条件。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天津等对择校控制力度加大。事实证明，在家长择校被严格禁止的地区，学生负担显著降低，学校之间差异更小，学校整体发展更为可能。

其次，制度要为学校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制度变革并非只是管理者理性头脑的顶层设计，而是同时来自于基层实践者自发共同努力而汇成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也需要给予地区尤其是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和宽松的制度空间，如此基层创新才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在教育改革的时代，教育制度应通过立法、投资等方式为创新型学校的兴办和管理等方面创造可能性，要在学校经费投入、课程设置、考核等方面给予创新型学校以制度扶持；还要建构学校变革共同体，通过相互关联原理和自动催化机制使得个别学校变革经验引发更多学校变革尝试，从而使得变革经验成为整个区域的共同财富。

另外，要赋权校长和教师。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赋权有变革意愿和变革能力的校长，给予他们更多办学自主权；教师不应仅仅被视为适应和复制确定教育模式的保守者，应在学校变革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4.扩大学校变革的社会基础

学校变革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凝聚各种草根力量。教育技术推动的未来学校变革，主要在于其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增加学习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和知识多向传输分享，使学习变得更加人性化、定制化。然而，技术是双刃剑，也可能会为更加精致的应试教育服务。因此，教育技术革新应该与教师、教育管理者等专业人士的努力结合起来。学校变革要寻求教育技术革新、教育专业人士自发的教育革新及社会民间力量兴起三者之间的有机连接。

家长是推动学校变革的一支社会力量。事实证明，当前有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试分数，而是更期望孩子综合素质的发展；家长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伙伴。一部分家长也有促进学校变革的强烈意愿，甚至一些私立学校和创新型学校便是在家长的推动下创立的。

企业界、科技界、民间团体等也是推动学校变革的另一支社会力量。企业界对教育的影响与日俱增，他们可通过参与教育、投资教育、建立教育基金会等方式对学校变革施加积极影响。

学校变革需要有机凝聚各方力量，将资源、价值、技术和方法凝聚起来，使其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将关注教育、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改革网络，形成立体多元、层次丰富、根基牢固的改革网络。

学校变革是在教育系统的整体性改革与学校个体化努力的互动中不断发展的，它是缓慢的，作为文化变革的教育变革越是缓慢，成果越是确实。学校变革不是对时髦的追逐，而是对于教育传统、当下和未来的一种审慎思考和勇敢行动，是基础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文献：

[1]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