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湖北省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5年，2017年成为团中央授牌的首家全国少先队研究基地。自2018年起，基地每年摘编1期少儿组织与教育研究的文章，目前已至第3期。“少儿组织与教育研究文摘”栏目，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目录：
作者简介
刘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
卜玉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摘要：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年来，在社会变迁及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样态。研究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以复杂系统论为方法论，将少先队工作先后划分为四个阶段：时势裹挟下的高歌时期，朴素经验的恢复与创生期，素质教育框架下的同质化发展期以及多重困境下的自觉改革期。70年来，少先队工作的总体成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了组织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少先队工作经验等。然而，面对时代的挑战，少先队工作也存在着转型不及时，独立性意识较为薄弱，少先队专业化建设不充分，缺乏一定比例的专业型教师等问题。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少先队在发展中需不断强化危机意识，加强制度保障、专业保障及人员保障。
关键词：少先队工作；70年；发展历程；光荣感；少先队辅导员专业化
近代以来，我国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一直是社会除旧布新的重要力量，在民主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2019年对中国来说是特别的一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少年先锋队（以下简称“少先队”）亦与祖国共庆70华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一个时代激荡下的70年，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少先队作为我国少年儿童教育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来呈现出随时代与社会变迁而发展出的阶段性样态。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梳理这70年它独特的发展阶段、成就及经验教训，以为面向未来寻找更好的发展方向。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眼于分析少先队工作在建国后70年间宏观变迁，以政策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少先队相关研究文献，将少先队工作置于我国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基础教育改革以及少先队工作内部环境等复杂背景下进行整体分析。基于此，文章综合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事件、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政策节点和少先队工作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政策文本等方面，将分阶段阐述我国少先队建队70年来的历史演变阶段、阶段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及对70年的成败得失进行整体反思。
一、时势裹挟下的高歌时期（建国初—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真正成为新中国的小主人，如何组织和教育儿童，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工作议题。该阶段，少先队工作主要着眼于少先队的各项要素建设，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奠基工作。1954年颁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明确规定了“队名、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队旗、队的标志、队礼以及呼号”。1958年，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对《队章》做了重要修改，主要体现在完全用儿童语言进行表达，以突出少年儿童的主体地位。1961年颁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少先队的工作经验，进一步规范了少先队工作，使少先队工作有章可循。这些文件的颁布为新中国成立后少先队工作夯实了在和平时期中国少年儿童成长中的重要地位，也树立了当时少先队员的积极向上的儿童形象。基于此，到60年代中期时，少年儿童加入少先队的愿望强烈，少先队工作发展形势大好，也得到了较高的社会认同。1965年，党中央书记处指出：“要把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全部吸收入队”。到1966年前后，全国队员发展到1亿多，占队龄儿童的70 % 以上。或许因此，接下的1966—1976年的10年，少先队工作虽然进入停滞期，但由少先队员而演化出的“红小兵”却在这段历史中上演了一段在今天看来超出少年儿童应有社会身份的角色。这段历史距今尚不远，众所周知，不再详说。
实践层面，在团中央的支持下，1951—1956年间《中国少年报》、《辅导员》杂志相继创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得以成立，这标志着少先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阵地及发声喉舌。与此同时，该阶段少先队工作的政治性取向非常突出，体现在其主题几乎与国家发展的主题完全一致，活动内容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少年儿童与志愿军、解放军通信、联欢，想各种办法捐献飞机大炮，慰劳烈属军属；队员们广泛开展种植、除四害讲卫生、教成年人讲普通话等生产劳动和公益活动；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支持国家建设的“小五年计划”中；等等，均表明这一时期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理想与国家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总体上，此阶段少先队工作的政治化和成人化取向居主导态势，儿童性和教育性不足，由此也导致“文革”十年少先队工作方向上的过度政治化取向。细思之下，这种状况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少年儿童也为这些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新中国若要在社会形态的剧烈变革中稳定发展，就必须重新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一个共同体，在全体国民中培育政治认同。所以，这一时期少先队工作尚难以脱离以“斗争为纲”的思想，入队的“高要求”使得队组织的发展一度比较缓慢。从另一方面来看，少年儿童组织延续了战争时期“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传统，向国家和平建设时代过渡时，没能及时走出革命性、政治性的工作思路。此外，从少先队辅导员队伍角度看，建国后的第一代少先队辅导员绝大多数非教师出身，其来源主要是团市、县、区委聘请的进步团员，他们普遍政治过硬，又红又专，却缺乏教育学背景或理论基础，少先队工作难免呈现管理性、政治性和成人化取向。
二、朴素经验的恢复与创生期（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中期）
1978年，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逐渐成为1978年之后20年的社会发展主题及主线，与之相应，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呼唤也成为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少先队工作的恢复与创生。总体上，这一阶段可再分为由恢复到创生的两个时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恢复期；90年代为朴素经验创生期。
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大”修改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明确了共青团政治带队、思想带队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决定》，并确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少先队队歌。自此，少先队进入恢复重建期。政策层面，着重关注少先队的基础制度建设。1979年颁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条例（试行）》；1978年、1981年两次调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1983年颁布了《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奖励条例（试行）》等。上述文件的出台为少先队工作走向正规化的发展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利好政策推动下，全社会随即掀起了一股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风潮。在少先队的组织发展上，辅导员、少年儿童工作者及全社会进一步认识了“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全国少先队员迅速由7000万发展到1.3亿，占适龄儿童总数的80 % 以上。更为重要的是，1984年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全国少工委”）成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都相继成立了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少先队的组织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快速恢复与完善。
实践层面，由于政策导向的明确性，少先队活动日趋活跃，塑造有理想、能创造、有担当的少年儿童新形象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目标。在这一目标的牵引下，旨在服务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少年宫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进一步拓展了少先队的校外活动阵地。全国33.5万多个基层少先队集体，8000多万少先队员参加了国家及地方级的“创造杯”竞赛活动。在“学赖宁”热潮的鼓舞下，少先队员们组成了20余万个“红领巾助残小组”，用自身实践谱写社会新风。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少先队根据党中央、团中央的指示精神，创建了少先队领导的红领巾预备队——小红星儿童团，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并且，上海少先队在全国范围内首创了“少先队自动化运动”及少先队队长学校，在探索队员自主性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世纪90年代伊始，延续着前一阶段的发展势头，少先队工作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该阶段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体现在少先队工作逐步规范，制度体系初具雏形。政策层面，1990年《中国少年先锋队教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颁发。《纲要》首次尝试将少先队教育按照年级分为三个阶段，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来确定每一阶段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并参照新课程大纲的“三维目标”要求，引领“少先队教育逐步做到科学化、系统化和制度化”，以“使不断更新的少先队工作干部和辅导员有一个比较稳定、具体的工作依据”。同年，《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变更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表述更加规范、科学。此次《章程》有多处重要修改：进一步明晰了少先队的性质和目的；新增了“关于队徽”的内容；突出了队员的自主性；明确了少先队工作的领导机构等。
实践层面，20世纪90年代，少先队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系列化、特色化的朴素工作经验频出。比如，这一时期形成的“雏鹰行动”就是其中之一，并得到了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充分认可。1994年，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下发了《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提倡以“五自学习实践活动”“启明星科技活动”“手拉手互助活动”及“百花园文化艺术活动”为载体，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促进少年儿童的发展。随后，围绕此行动，全国少先队工作涌现出来红领巾达标争章活动和小甲A足球活动，以及少年军校和少年科学院等活动组织。
总体来说，该阶段少先队工作从恢复重建走向经验创生，做了不少有益探索，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点：
其一，少先队工作的主题从革命性、政治性为主转向儿童性和教育性为主。或许是基于对“文革”时期“红小兵”过激行为的反思，或许是受20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呼唤以及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精神的影响，少先队工作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了弱政治性、强教育性，弱集体、强个人，弱成人性、强儿童性的阶段。比如，一些少先队中队的命名逐渐从“雷锋中队”“赖宁中队”转向能够体现儿童活泼、向上形象的“向日葵中队”“蓝精灵中队”“七色花中队”等。当然，少先队活动的主要内容仍然与国家发展主题相关。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开展了“保护母亲河——我与世纪林一起成长”“小行动保护大地球”等活动；在支持国家航天事业方面，开展了航天科普知识大赛及“我驾火箭添新星”等主题活动。
其二，少先队工作的理念与方式方法主动响应时代精神。该阶段的少先队工作在工作理念上，提倡培养儿童在少先队工作中的主体性；工作方式方法上，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引导儿童关注国家发展大事，参与社会生活，做儿童力所能及的事，如参与清扫街道、做文明志愿者，或到敬老院做敬老慰老的活动等，农村儿童则经常参与秋收、夏收等劳动。一时间，少先队工作领域出现许多新经验。比如，这一时期上海少先队总辅导员段镇先生领导上海少先队辅导员持续探索以“自动化小队”为主题的特色工作，创生了既能传达少先队工作理念，又能够为儿童所理解与接受的新时期儿童干部形象。在当时，上海少先队中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我们是光荣的少先队大队委员，接受伙伴们的委托，担负队组织的重任。我们庄严宣誓：一当火车头，样样事情能带头；二当孺子牛，热心办事勤奔走；三当水中鱼，团结队员做朋友；四当智多星，多出点子会创新；五当小火箭，自动向上齐奋进。一条杠杠一份责任，我们将尽心尽力，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大队委员”。便体现了这一特色。
其三，少先队工作呈现出城市强、乡村弱，小学强、中学弱的特点。城市强、乡村弱的主要原因与我国城乡二元化发展的传统社会格局以及2002年十六大报告所提及的城镇化发展政策推进有关。在此政策精神推动下，“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许多乡、镇、村学校的生源减少，城乡薪酬及教学条件的巨大差距致使优秀师资开始流失，新鲜血液难以注入，少先队工作在村镇中的基础阵地逐步萎缩，自然开始弱化。少先队工作在小学强、初中弱的特点不难理解，主要与初中日益注重升学应试有关。
三、素质教育框架下的同质化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最初10年）
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少先队工作各类经验不断创生，90年代末时，各地仍然坚持全童入队，但是少先队工作强劲发展的势力却日益减弱。在“素质教育”的大框架下，少先队工作逐渐被同化，自身功能的独特性日益不明晰，除了入队仪式、退队仪式外，从团中央下发的各类通知看，大部分活动主题都是涉及科学类、模范影视观看类、传统文化类、雏鹰争章类以及“好少年好儿童”评比类，这些活动与学生班级教育活动的内容基本没有区分度。从2005年团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和《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试行）》也可以看出，其强调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目标是“团结教育少年儿童”“代表和组织少年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维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与同年教育部下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条例》中对班主任工作职责的规定区别度不大。
少先队工作独特功能无法彰显所产生的后期影响是自身独特地位的边缘化。2012年，团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发展势态的严峻性；2013年，团中央协同教育部，开始在全国各省市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下设“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二级学科，以培养硕士研究生，意在提升该领域的专业性和科学化水平，但短期内形成少先队工作的新局面并不容易，这一点可从2017年出台的《中国少先队改革方案》中看出一二，即“少先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不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够，少先队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够。具体表现在：少先队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基层基础工作和组织活力不足；少先队教育内容、形式、载体与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和时代要求不够适应……少先队工作队伍专业性不够，少先队工作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不完善、不充分等”。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源于内外多重境遇的冲击与挑战，下面略作分析。
从内部看，一方面，少先队工作在素质教育的大框架下缺乏对自身独特功能的清醒意识。1999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紧随其后，1999年12月召开的全国少工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两个服务、三个阵地”的工作思路和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服务素质教育”。为保持一致性，团中央明确新世纪少先队工作的定位是“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以能力训练为重点、以实践活动为途径”。在随后的发展中，少先队工作逐渐演变成学校教育的助手和德育工作的助手，从配合、促进学校教育，变为服务学校教育，少先队组织的独立性一步步减弱，原本属于少先队的各类特色实践活动与各类教学实践活动的边界便逐渐模糊起来。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第38条规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并要求“全团带队”，但在日常生活中，青年团更多是选派优秀团员做大队辅导员，在思想带队、组织带队以及工作带队方面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外部看，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强势推进无形中弱化了少先队活动在整个基础教育框架中的地位。2001年教育部下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成为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大事件。这是一场转型性的课程改革，它从“价值取向、理论基础、课程管理、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各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综合性、生活性、实践性、多样性、多元性、情境性等成为课程改革的主流话语”。教师们为了适应新课程的要求，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科教学上，加之各类探究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的进入，让教师们常常无暇顾及少先队工作。随着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行，2005年前后，各种“特色课程”开始成批出现。如茶艺、舞蹈、诵读、戏剧、陶艺等等特色课程的创建，让学生工作的重心逐步从少先队工作中转移出来，从而弱化或替代了少先队活动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分量。与此同时，新课改也给社会上各类培训班、辅导班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学而思”“学大教育”等知名教育机构，于此时创立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扩张。学生们在校内疲于应对各类学习任务，放学后奔波于各类培训机构，消耗了大量精力。少先队活动开展的时间和空间被挤压甚至替代，一些少先队的传统服务项目也逐渐销声匿迹。例如，上海市黄浦区少先队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组织队员们在南京路步行街成立文明劝导队、护绿保洁队等特色活动，但到21世纪初因学生的课业压力繁重，学生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与其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学科教师和班主任队伍的专业发展及评聘制度的日益完善也无形中削弱了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2001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教师教育”这一概念。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的转型，推动了教师专业教育模式的形成。2006年前后，中小学教师名师工作室开始出现。同期，中小学教师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教师职称改革的试点工作也稳步推行。上述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学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而学校中的现实情况是，一名教师可能既是班主任，也是学科教师和辅导员，多重角色给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教师队伍专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待遇、津贴的跟进促使教师将主要精力聚焦于专业发展，少先队工作自然处于弱势地位。反观这一阶段，团中央联合全国少工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10年依次颁发了《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试行)》《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上述文件从少先队辅导员的“任职条件、配备与管理、工作职责、培训及考核”等方面明确了辅导员的队伍建设要求。但是，其主要关注点为大队辅导员，较少提及中队辅导员；虽涉及绩效、奖励及晋升等方面，但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如何执行成了难题。上述文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好的，但都未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少先队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朴素经验主义已不足以支撑新时代复杂境遇的多重挑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少先队创立于革命时代，发展于新时代，从世界学科史来看，几乎没有把少先队工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的情况，所以，我国各高校学科建设阵营中始终没有少先队这个学科。虽然我国一些地方都设立了团校，但是，团校教育更多地指向青年工作，对于少先队工作的重视度远远不够。至2013年以前，无论我国高校还是团校，从事少先队工作的专职理论研究人员几乎没有。
四、多重挑战下的自觉改革期（2012年至今）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伊始，整个世界格局都在经历着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各种反华势力暗潮涌动，“台独”“藏独”“港独”思想皆有抬头之势。社会生活的新形态与社会思想意识的新状况发展日益明显，这些发展趋势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少年儿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否培育正确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少年儿童思想意识的问题，必须作为所有工作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来抓。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少先队工作，将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国家的战略任务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六一”都抽出时间参加少先队活动，给少年儿童回信，寄予殷切期望。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全社会逐步认识到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性并从不同方面给予支持。因此，自2013年起，少先队工作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改革。
2013年2月，全国少工委颁发了《关于推进少先队活动课程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少先队活动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活动课要列入中小学课表，保证每周1课时，确保其不被挤占和挪用。同年，团中央联合教育部推动了全国30多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硕士点下设二级专业“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以提升少先队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这是中国少先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专业身份进入高校学科目录。
2015年，全国少工委下发了《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对少先队活动课程的性质、目标与内容、评级激励与管理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参照一至八年级的特点，分年级制定了可供参考的活动内容。该文件的出台，从制度上保证了少先队活动能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
2017年2月，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联合下发《少先队改革方案》，就新时期少先队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整个改革方案包括六方面十九条措施：改革少先队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少先队基层组织建设；改革创新少先队教育和活动方式；努力提升少先队服务能力；强化少先队工作专业支持和优化完善少先队工作的支持保障等。为贯彻落实《少先队改革方案》要求，全国少工委于2018年下发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四个制度文件，为健全全国少工委运行和决策机制，保障和规范全国少工委委员充分履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有针对性地推进少先队改革，2019年以来，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组织骨干力量，下基层调研少先队三个时代性课题，为进一步深化少先队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明确了前进方向。
2019年10月，在全国少工委七届五次全会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指出：“目前制约少先队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共青团对履行全团带队的职责认识不够”，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厘清少先队工作与学校德育工作的关系，充分认识少先队工作的时代性、政治性、儿童性、组织性、实践性等，为深入做好新时代少先队工作，提出了问题，指明了方向。基于前述问题，会议研讨了《关于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持续助力新时代少先队制度体系建设。改革意味着除弊鼎新，所谓破茧重生，必将经历阵痛。近半年来，笔者在观摩少先队活动课的过程中发现，学校对少先队工作日渐重视，少先队活动的开展也趋向于常规化、体系化。但是，为了追求所谓的“高大上、欣赏度高”，以教师为中心、队员被动参与、形式化和表演化的现象依然存在。少先队工作要从全面改革过渡到平稳发展阶段，依旧任重而道远。
五、成就、教训与挑战
1. 成就与经验
少先队70年发展取得了哪些历史成就呢？
（1）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拥有着党建带动团建，团建带动队建的优良传统。自1949年10月13日建队以来，少先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根据少年儿童时代特点，生动活泼地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培养了一代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中国不断发展的70年中，应有三代以上少年儿童成长为国家各领域的领导者或栋梁，为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全国亿万少年儿童加入中国少先队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我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及社会主义制度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接班人的保障。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更加重视少先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明确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中华民放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亲切关怀少年儿童，每年“六一”都努力抽出时间参加少先队活动，给少年儿童回信，寄予殷切期望。
（2）构建了组织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目前，我国少先队已经形成了组织内部层级分明、等级严明的行政管理制度，从团中央少工委、各省市、县区以至社区和学校，每个层面都设有少先队管理组织。少先队组织涉及人员众多，覆盖面甚广，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人员管理为少先队组织的常规化运行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
（3）形成了一系列朴素而富有成效的少先队工作经验。经过70年的实践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少先队工作者不懈努力地工作创新，积累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少先队工作经验。比如，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原则，使我国少年儿童在组织中养成自主的个体；再比如，动感中队、红领巾争章活动、手拉手互助活动等，都曾是我国少先队工作富有成效的经验。
2. 教训与挑战
当然，面对当前少先队工作的成就，我们应理性看待它在70年发展中应汲取的教训。
第一，在时代大潮面前，少先队工作没能及时转型，新的方式方法跟不上时代挑战。中国少先队创立于20世纪初，应革命需要而生，主要历史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推翻旧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少先队工作在革命时代的使命基本完成，理应转向和平时代的新使命，但这一次少先队工作基本延续的是革命时期的思路，“文革”十年明证了这一点。第二次转型期，便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最初的10年，以专业化建设为标志，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与之相应，高校新增了许多专业以培养专门人才，但少先队工作领域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而同一时期，基础教育领域以新课程改革为抓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校变革运动。如此一来，少先队工作便错失了20年的黄金发展期，致使其在整个基础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专业水平、工作的方式方法、师资力量等，都无法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第二，少先队工作的独立性意识较为薄弱。作为一项能对少年儿童产生巨大教育影响的社会事业，理应有其基础性的目标，这种基础性目标应是在与国家教育发展宏观目标和国家基本纲领保持一致的前提下，能够体现少先队独特使命和任务的目标。在此基础之上，再将基础性目标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期望相结合，以体现基础性目标与时势性要求之间的动态关系。前者可保证少先队工作的基础任务得以完成，同时，也易于少先队工作得以积淀、传播和创新。但就这70年的发展历程看，少先队工作的目标常常仅以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作为主要目标，没能够处理好少先队工作的基础性目标与时势性目标的辩证关系，从而使这项工作一直处于变动性之中。
第三，中国共青团没有真正全面、到位地履行全团带队的职责。诚如2019年10月14日贺军科在全国少工委七届五次全会上指出的，“目前制约少先队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共青团对履行全团带队的职责认识不够，各级团组织对少先队工作的重视不够，这是思想层面的问题，也是导致其他问题的根源，必须进行深入的剖析”。同时，他也指出了共青团在全团带队方面做得不够的四个方面：团的领导机关对少先队工作在团的整体工作格局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团干部对少先队工作研究下的功夫不到位；共青团对少先队工作的资源配置不到位；团的领导机关工作对少先队工作的关注度不到位。显然，这些都需要真正调整。
第四，少先队专业化建设不充分。这体现在多方面：其一，虽然自2013年起，我国许多师范院校都设立了与此工作接近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但是，该专业并未得到高校的充分重视，与专业建设相配套的机制制度都尚不健全，无法充分调动高校人员的积极性，专业化建设在促进少先队工作的专业水平提升方面的效果尚不明显。其二，少先队工作学会目前在构建交流平台，促进理论体系建设方面作用仍不十分明显，学会建设仍需加强。其三，少先队的舆论阵地建设转型与发展较慢，在各类新媒体的冲击下，队报队刊、相关网站及学术刊物在承担意识形态主体责任方面任重而道远。
第五，少先队工作缺乏一定比例的专业型教师。虽然最近几年，随着《少先队改革方案》的出台，各地都在加大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但仍旧无法保障这支队伍的专业化与可持续发展。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少先队培训工作者多由一线少先队工作出身，他们有经验但缺理论，在促进辅导员的专业建构及反思方面显得后劲不足；二是校方常常将少先队工作等同于“搞活动”，认为年轻教师有活力、有特长，适合做少先队工作，致使少先队辅导员普遍年轻化，不利于这支队伍的经验积累与创新；三是少先队学科在培养专业型硕士方面力度不够，不利于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
总之，我国少先队工作在建队后的70年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但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少先队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用贺军科书记的话说，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少先队工作面临着三个具有全局性的重要课题：“全童入队现实下少先队光荣感如何树立？德育教育格局中少先队组织的独特功能如何体现？新的社会条件下少先队工作方式如何改进？”因此，少先队在发展的过程中仍需不断强化危机意识，不断加强制度保障、专业保障、人员保障等，尤其是此领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真正为将广大少年儿童培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