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周怡从研究背景、研究内容与结果、研究创新点、研究不足与展望等四个方面对论文展开阐述。她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首先构建了“政治信仰-价值取向-个体发展”的三维结构性指标及分阶段标准，通过对W市四所中小学944名少先队员的调查，发现少先队员理想信念存在内部结构非均衡、认知浅表化、行动转化力薄弱等问题，接着她从教育主体、教育内容与形式、家校社协同三个方面分析成因，并从双向赋能教育主体、强化理论学习与体验践行、构建稳定教育协同生态三个维度阐释提升路径。

针对郭周怡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了评价与提问。卢旭副教授指出论文题目与内容存在偏差，建议改为“少先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将4级计分法改为常见的5点或3点量表，并修正问卷中部分与理想信念关系不够紧密的题目，同时提出问题：不同学段少先队员对理想信念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整体的教育目标，而不仅仅是少先队的培养目标，那么少先队组织在其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独特的作用？李芳老师认为论文中存在大量引用不明、学理来源不清的表述，建议全文补充理论依据和文献来源，以及将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转化为研究对象能够具体回答的问题，最后提出问题：少先队员理想信念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孙银光副教授对“政治信仰-价值取向-个体发展”三维结构性指标的提出依据提出质疑，建议补充心理学、政策文件或相关研究的依据，调整问卷数据可视化呈现的纵轴范围以避免夸大差异，将对策部分的宏大空泛表述改为更加学理化、可操作的表述，并提出问题：如何从微观视角协调少先队组织和学科的理想信念教育？刘长海教授建议第四章的优化策略应更加贴近儿童立场，增加儿童性元素（如绘本、亲身经历、游戏化活动等），最后提出问题：从儿童的立场上，提升路径可以如何表述？

王超从研究缘起与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过程及内容、建议与修改等四个方面对论文展开阐述。他立足于制度伦理与积极心理学的交叉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研究法、访谈法与内容分析法，使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分析，阐释了少先队辅导员职业倦怠在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的具体表征，并从制度、组织与个人三个层面剖析了成因，最后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政策赋能—组织支撑—个体激活”的三维协同纾解路径。

针对王超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了评价与提问。张添翼副教授对“少先队辅导员”究竟是职业还是角色提出疑问，建议区分大队辅导员与中队辅导员的差异，并指出积极心理学的三维框架（人格、关系、制度）在论文中贯彻不够彻底，同时提出问题：实现辅导员专职化与提升专业化水平，哪一条路径更有可能实现？卢旭副教授也认为论文中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不够突出完善，建议修改完善论文的格式等细节，并提出问题：少先队辅导员与普通教师相比，是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在多大程度上与少先队工作直接相关？李芳老师首先指出论文未清晰呈现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的整合框架，对论文中“去人性化”等核心概念的学术来源提出质疑，其次，她认为该论文的干预模型在展示后未深入分析便结束；职业倦怠的成因分析被拆解为制度、组织、个体的并列因素，未能体现三者之间的历史性交互作用。最后，她提出问题：职业倦怠的历史性生成如何体现？刘长海教授则对论文中辅导员角色的区分、心理学视角的体现、文字的表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张新玲从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内容与结论、研究不足与反思等四个方面对论文展开阐述。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界定了弱势家庭的内涵，将其划分为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薄弱和社会资本缺失三类。通过个案研究法、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对W市J小学的弱势家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弱势家庭参与家校沟通呈现出积极参与型、被动配合型、主动回避型与边缘沉默型四种样态。接着她提出当前弱势家庭参与家校沟通存在的参与机会受限、沟通过程阻滞、互动效果欠佳三大问题，从沟通生态失序、沟通主体失衡、沟通中介失灵三个维度进行归因，并从制度保障、主体赋能、渠道畅通三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针对张新玲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了评价与提问。孙银光副教授认为该论文在价值意义的阐述上存在逻辑问题，同时第三章个案的定位不清晰，未能发挥实证研究中的应有作用；此外，“弱势家庭”的界定标准模糊，样本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案例，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张添翼副教授则从论文的题目与框架提出修改意见：第一，该论文的题目较为拗口，建议调整结构以凸显核心概念与核心主题，同时“小学弱势家庭”的限定也存在问题；第二，“家庭参与”应作为关键概念加以界定，建议从家庭参与或弱势家庭类型等角度构建分析框架；第三，当前个案分析的代表性不足，缺少冲突性的案例类型。最后，他提出问题：如果存在“教育资本”这一概念，它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是什么关系？文化资本弱的家庭是否必然在家校沟通中呈现弱势姿态？卢旭副教授指出论文存在“贴标签”的倾向，前提假设过强（预设弱势家庭渴望好的家校沟通），建议反思这一前提假设，同时提出问题：这些沟通困境是否只是弱势家庭所特有的？这些原因是否只给弱势家庭带来了困扰？李芳老师认为论文的第二章与第三章结构混乱，标题过于形式化，建议将类型放在标题上以呈现典型图景而非个案诠释；她进一步指出论文的原因剖析部分将两个理论杂糅导致逻辑混乱。刘长海教授则指出小学阶段的家校沟通主要由班主任承担，但论文中笼统使用“教师”的概念；接着提出问题：结合访谈，谈一谈班主任在面对弱势家庭时有哪些现有做法？从班主任工作优化的角度可以提出哪些具体对策？

温钰槟从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研究过程与方法、研究结论、创新点、研究不足与反思等六个方面对论文展开阐述。她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与情感劳动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法与访谈法，以H大学为个案，对不同年级师范生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发现师范生职业情感存在情感认知冲突、情感发展波动与情感表达异化等三重困境，并从微观、中观、外观、宏观四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性成因分析，最后提出激发个体情感劳动的主体自觉、重构培养环境的情感支持网络、优化行业生态的情感规则与资源供给、重塑教育情感的文化根基与制度保障的系统性培育路径。

针对温钰槟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了评价与提问。孙银光副教授指出：师范生职业情感与教师职业情感的界定不够清晰，师范生尚未真正介入职业过程，谈“职业情感”略显牵强；论文中部分标题和概念表述不够准确（如“外观”等），建议考虑工作需求与资源理论作为更适配的分析框架。进而提出问题：师范生在学习发展中接触到教师工作的现实复杂性，这是否是影响其职业情感的重要原因？张添翼副教授围绕论文逻辑与研究设计提出修改建议，指出摘要的内容存在逻辑矛盾，建议区分公费与非公费师范生，并补充情感教育策略的内容。同时提出问题：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谈职业情感是否为时过早？公费与非公费师范生的职业情感有无区别？如果进行直接的情感教育，你认为可以做什么？李芳老师则从研究框架与理论适配性角度给出修改意见：一是建议删去缺乏实质内容的研究路线图；二是指出情感劳动理论与师范生职业情感研究存在脱节，建议聚焦于职业情感本身而非场域中的情感变化；最后，她请答辩人进一步辨析教师的职业情感与师范生的情感劳动。刘长海教授则对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提出异议，认为仅访谈12人且跨度从本科到硕士，导致样本松散、未能达到理论饱和，同时论文也没有区分公费与非公费师范生，接着他提出问题：师范教育中是否有情感方面的引导教育？

双小雨从研究背景、研究设计、实证全景图像、表象审视、深度溯源、蓝图重构、研究不足与完善、反思及收获八个方面对论文展开阐述。她立足于传统管控式班级管理的实然困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转化的应然之义，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通过跨地域、跨学段的大样本数据收集，构建了全景式班级民主现实样态数据库。研究发现，当前班级民主呈现出“选举强、监督弱、深化难”的空心化特征，折射出权力运行透明度不足与学生维权意识觉醒之间的张力。其次，她提出了过程之困、主体之困、行为之困三重现实困境，并聚焦学生层面的“知行鸿沟”这一核心要点，从制度与空间的挤压、行为机制的失效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度溯源。最后，她从制度、空间、行为三个维度搭建了一个“全过程”班级民主管理系统优化架构。

针对双小雨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进行了评价与提问。张添翼副教授认为论文中关于班级民主与学校民主的关系存在逻辑矛盾；此外，问卷设计以过程环节为主线，对“全员”“全方位”维度的体现不足，部分题目也指向了学校民主层面。他进而提出两个问题：班级层面的民主管理和学校层面的民主管理究竟是什么关系？现实中是否存在全过程班级民主管理的成功案例？若不存在，存在哪些原因？卢旭副教授则指出“全过程民主”概念存在泛化，并建议做研究时使用常规的科研方法，他进而要求答辩人结合调查结果，说明全过程民主管理在中小学班级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李芳老师针对论文的形式与理论基础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精简摘要、统一目录格式，并指出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在文中未得到充分彰显，基于此她提出问题：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有没有必要放在论文里面？刘长海教授就部分标题的表述提出修改意见，指出“管理空间对民主行动的压制”中的“管理空间”是中性概念，不宜直接与“压制”搭配，建议对标题进行更精准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