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龙静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孙银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中州学刊》2022年第9期

摘要：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国家认同教育具有维系国家稳定性存在和个人本体性安全的价值。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交错的复杂时代趋势，国家地位受到冲击，国家认同教育面临着一些困难。为应对这种变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有必要从国家的制度性优化、社会的公共性赋予和公民的反身性筹划等路径来进行变革。

关键词：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全球化；逆全球化

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家。这种由于历史原因孕生的复杂而独特的现实，使部分公民对国家的整体性认知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推进国家认同教育来巩固和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在新时代的境遇下，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观念碰撞，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国家间多层面的冲突更加剧烈，这些都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家认同教育依旧局限于传递国家的宏大叙事、文化的对立冲突、价值的集体统摄等，就可能不利于持续激发和聚合公民认同国家的动力，甚至有可能导致公民对国家认同的表达走向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有鉴于此，在新时代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追问，以寻找国家认同教育的发展逻辑，探索公民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和价值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那么，国家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国家认同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这是本文首先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讨的问题。

1. 国家认同的原初特质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逐渐面对诸多“他者”的存在，这让个体会持续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等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以明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获得归属感。这种对归属感的本能追求会唤起个体的本体性焦虑，并不断被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所回应或塑造。“在传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例行化的日常生活所代替，‘意义’已经居于私人和群体边缘的条件下，滋生于语言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系本体安全。”

而国家作为语言和民族共同体的具象载体，便成为人获得群体归属感的对象，并发展为个人最大的首属群体，从而催生了国家认同的出现。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国家认同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群体成员通过相互承认而结合成“国家”，并将之作为身份和情感归属以消除存在焦虑而产生的自觉认同。国家认同是基于生活事实的，却也是“想象”的［2］。它涵括两个相互冲突的截面：一面是“同一性”，即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确认实现自我归类；另一面是“差异性”，即主体藉由构建某些标准以实现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规定性。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这种求“异”的过程通常以建构某种“偏见”的方式得以实现，携带着明显的我国中心主义色彩［3］。可以说，国家认同最初是通过“想异”而“构同”实现的，藉由想象出对立面的“他者”，进而建构出“我者”的认同。在这种建构逻辑下，“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4］。这导致个体在形成和表达国家认同时常常携带着某种非此即彼、情感对立的色彩。

对国家认同进行具体分解，我们会发现，就其对象的性质而言，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性认同态度。它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制度的承认，是对以宪法为支撑的国家政治体系、法律规章的认可。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5］。因此，国家认同伴生着明显的政治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联的。就其主体的身份而言，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国家公民。公民在心理层面将自身认定为归属于某个国家，形成一种归属性认同；同时承认并肯定相关的政治体制，形成一种赞同性认同［6］。这两种认同的交叠，构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基本形态。作为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身份表征着平等性与开放性。前者是指无论种族、肤色、文化习俗、历史传统等有何差异，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资格都是等同的，都可以也应该认同自己的国家；后者是指公民身份不是封闭和固定的，个体可以依法选择自己的国籍，决定认同的国家。以此观之，国家认同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就其形成的方式而言，国家认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维续不再基于同宗同源的宗族关系，而是依赖于不同成员对制度生活的共同参与、相互承认。“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7］因此，与基于自然归属感的原生性民族认同有所不同，国家认同不再完全扎根于血缘、种族或生活方式的共同性，而在于公民积极地民主参与和权利实践。可见，真正的国家认同应属于一种建构性政治认同，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双向建构，即国家的制度品质决定着塑造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能力，而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也影响着国家的制度品质。

2.公民国家认同的价值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通过处理制度信息、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历史知识、道德观念等材料，并按照国家要素重新安排其意义，以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就目前而言，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主导性国家形态，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政治单元。为了维持、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存在，国家必然会推动国家认同的建构工作，而国家认同教育正是优先选项和基础工程——通过系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民族文化和塑造国家形象，为实现塑造公民形成稳定的心理认同感或独特的文化归属感进行的制度化设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加强国家认同，“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公民心中牢牢扎根”［8］。同样，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公民需要藉由国家认同教育获得群体认同来化解本体性焦虑，从而获得存在的意义感。因此，从国家和个人层面而言，国家认同教育具有双重价值。

其一，国家层面：稳定性存续。通过分析国家认同的实质并结合相应的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是一个区分内外群体，并将国家置于核心地位的过程。具体而言，公民在接受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通过识别共同特征将自我与他者区隔，让自身归属于“我”国并产生“我”国偏好，从而形成对国家归属和忠诚的确认。换言之，当前国家认同教育是通过对“我们感”的传递，培养公民产生一种排他性认同，以此圈囿出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共同体。在共同体生活中，公民藉由维持积极的国家认同来提升情感依附保障，而积极的情感依附则来源于“我”国与“他”国的有利比较。因之，国家认同教育是基于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制度与结构的优化程度和国家的公共性能力——公平分配社会资源、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秩序等，并在国家与公民互动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换言之，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取决于制度对个人权利和福祉的保障能力，而国家认同也会反过来会强化公民对国家的统一性认识，消解公民对国家的离心力。可见，这种国家认同教育能够将一定区域内存在差异性的群体成员整合为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并共享一套制度安排的共同体，让其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感，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性存续和发展。尤其对于具有民族和制度多样性的现代国家，“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系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9］。然而，公民若是过分热衷于偏好“我”国、偏见“他”国，既不利于对所属之国形成整全的理性认识。一旦国家认同教育无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人们不得不在各种矛盾的价值与利益中间巧妙穿行，寻找既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又支持民族国家强势运行的厚实理由”［10］。

其二，个人层面：本体性安全。国家认同教育借助例行化的意义传递和情境化的生活境遇回应了个体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追问，促使公民对国家赋予的群体身份进行认知、判断和确认，进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11］在此意义上，国家认同可以为个体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心理依托，并提供确定的价值指引。甚至可以说，它“是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12］。基于此，国家认同教育通过可视的国家物质形态、可感的国家集体记忆、可参与的国家制度体系等方式，让公民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基于整全认识的心理认同。在国家认同教育的牵引下，公民藉由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行为，从私己性领域过渡到共同体生活。在积极参与和权利实践过程中，公民会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超越日常生活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实现从家庭认同到家乡认同进而到国家认同的迁移，逐渐适应并认可国家的规章制度和道德体系。经由国家认同教育的长期塑造，公民会被整合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共同体成员，获得相同的情感归属和生存意义，缓解存在性焦虑，从而获得本体性安全。这种本体性安全是个体对社会世界的信心或信任，以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为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当然，国家认同教育确定了内容记忆、空间边界和交流网络，在让公民获得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易于陷入缺少理性审视和选择的境地。一旦主流的国家话语、稳定的文化传统抑或是例行的教育形式被打破，公民的国家认同所倚赖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就会随之消散，从而陷入存在性焦虑之中，甚至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由上观之，国家认同的原初特性决定了国家认同教育往往以一种以异构同的教育方式，藉由制度信息、民族记忆和历史传统等教育方式，使公民形成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在此过程中，公民层面的存在性焦虑被消解，回归到本体性安全；国家层面的离心力风险被消弭，催生出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充分彰显出国家认同教育的功能性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认同教育让公民在获得本体性安全的同时又维系着国家的稳定性存在，但也让其在“我”国与“他”国之间划定了界限，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可能会异化出某种情感性偏见或情绪性对立。

二、公民国家认同的新时代之变

随着国际资本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切身可感的特征，并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与此相伴的是，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始终滞碍着经济治理和国际理解的进程。“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13］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和快速扩散，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经济全球化受挫放缓、人员和文化交流隔绝，进一步助推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在此复杂而紊乱的背景下，国家的地位处于动荡之中，公民的国家认同也面临着冲击。

1.全球化涡流：国家地位的变化

在以往的国家生活中，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固定，并受到自然衍生的民族文化、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的滋润，与此同时，公民还处于稳定的集体教育情境之中，国家通过严格的组织、被筛选的知识、构建的氛围和较为严密的纪律，以及生活现实及教育情境，给公民以意义赋予和角色安排，因而很容易产生对国家文化的心理认同。于是，“国家认同由个体获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参与的象征性文化活动（如语言、信仰、习俗等）凝聚而产生”［14］。可以说，此时国家的地位是超然而稳定的，而公民的国家认同也被赋予了原生性色彩。与之相应，国家认同教育藉由“集体—学校—国家”同构的渠道对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历史知识等内容进行传递，很少受到异质性教育形式和观念的挑战，从而让公民自然而然地形成国家认同，生成民族意识。即使偶尔有公民产生了所谓“个人—国家”冲突的认同的怀疑，也不会形成对整体性国家认同的挑战，因为公民的认知是规整的、情感是稳定的、行为是统一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不会表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特征。这就是涂尔干所言的：“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那么从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15］90因此，这种国家认同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工程，而国家作为公民认同的唯一对象不会遭到质疑。

与之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公民认同对象的国家正受到以下挑战。一是去中心化的威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超国家组织丛生，彼此错综交织。这让国家成为日益增多的政治实体中的一员，其完全“独立行动者”的地位正在受到侵蚀。与之相应，“全球化削弱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政治认同的‘去中心化’”［16］。二是泛边界性的冲击。现代网络和交流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延展了人们的生活边界和交往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国家间的界限不再分明。“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会不断挑战边界，直到动摇民族国家的大厦。”［17］随着国家间界限的不断模糊，“我”国之同与“他”国之异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个人对的国家理解逐渐变化，甚至呈现出渐进融合的趋势。但由于全球化具有一些破坏性，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还有诸如价值观念的冲突、移民的增长、恐怖主义盛行等，使得逆全球化潮流也在涌动，并蔓延至多个主要发达国家，致使国家间的交流被滞碍、边界被阻隔。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放大了逆全球化的破坏性，暴露出超国家组织的虚弱性，也导致国家强化了自身的优先地位，甚至让以“脱钩论”为代表的单边主义甚嚣尘上。面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形成的涡流，很多国家都卷入其中，陷于冲突动荡的境地。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极大冲击，也对个体的身份认同造成了影响。“这种身份认同的改变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看法。”［18］于是，个体身份认同已经转向基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特征，凸显了民族差异而非共同，强调了国家优先而非理解。显然，处于全球化涡流之中的国家，不仅地位受到冲击而不再稳固，其催生的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多挑战。

2.多元化场景：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国家认同的实质是个体对从属于某个国家的认可和确认，是主体在相关制度、历史、民族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完成的意义建构，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体幻觉，也来自权力机器和宗教启示。个人、社会团体根据社会结构、时空框架和文化规划，处理了所有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19］

事实上，人既是一种能动性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这意味着国家认同是人在特定时空境遇中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并非是主体单纯的意识内化或者形象塑造，而是在不同诱因和压力下对各种要素进行选择的结果。然而，在当前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中，公民受限于教育的形式、活动的情境和接受的观念，进行理性选择、自主建构的机会较少，是在一元的国家话语、稳定的价值系统、统一的认识路径中对国家形成认同。国家认同教育会向公民传递特定的“历史使命”——通过认同国家意志形成政治忠诚，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从数十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国家认同教育体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确实具有消弭内部冲突、统合国家利益的作用，有利于促使公民消除差异、凝聚共识，实现民族力量的聚合。然而，这种让公民被动地依附于国家而获得的认同感是脆弱的，很容易由于外在性环境的变化或异质性思想的冲击而发生断裂，甚至出现国家意识淡薄、国家认同薄弱等问题。

在新时代境遇中，由于人的自由流动和互联网的发展，地域的隔阂被打开、文化的封闭被沟通，单一的价值文化被卷入充满冲突的全球文化系统之中。于是，外在的价值样态表现出多样化展示、流变性呈现甚至断裂性改变，以致于人的观念及认同变得更加多元。“对多样化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如今变成了正统观念本身。”［20］在这种文化场景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出现重叠而又变化的态势，导致国家认同的稳定性生成基础发生改变，也让相应的教育体系不再稳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愈益严重，国际交往合作的系统性风险上升，各国的“疫情文化”趁势抬头，导致民粹主义混入多元价值、单边主义冲击国际理解，让原本多元化的价值场景变得更加混乱无序，甚至冲突和对立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以往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中的语言符号、文化风俗、历史传统等要素聚合在一起，提倡一元性的价值统摄和集体性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培养公民生成非此即彼的国家偏好和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难以形成理性抉择能力，也就无法回应渐趋复杂且充满变动的多元价值场景，这也让国家认同教育体系的作用被渐趋弱化。事实上，面对观念的分殊、价值的驳杂，公民的理性分辨、选择和体认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避免偏见意识的挟制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消解多元理解的可能。在一元价值和多元价值冲突的境遇中，公民难以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反而会因为价值的龃龉出现存在性焦虑。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是无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近几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仍然会扩散和外溢，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巨大影响。为应对外在的冲击，国家必然会强化国别和民族意识，并辐射到社会场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同教育会承担更大的压力。若其依然聚焦于传递差异意识、价值统摄，极有可能会导致公民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而个体也难以获致本体性安全。

三、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现实进路

国家认同的变化不仅没有让人放弃对其进行追寻，反而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重大疫情的威胁下，全球化形成的共同体意识被撕裂，多元化造就的文化交互性被割裂，而国家和民族的角色与功能反而得到凸显，这让国家认同能够给予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会愈发强烈。然而，长期以来的国家认同教育在新时代境遇下已经难以为继，既未能回应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的复杂局势，也无法处理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价值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性优化、公共性赋予和反身性筹划等路径，重新寻找国家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1.以制度优化催生公民的国家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冲击、逆全球化的反复，民族国家在多个层面面临着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扩散，进一步催化了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乃至舆论安全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会趋向于形成内聚性认同。这让公民基于民族特性、文化传统产生的文化—心理取向的国家认同变得愈发强烈，但也更加强调文化的特殊性、民族的差异性和国家的偏好性。事实上，文化—心理取向的国家认同无法应对紊乱的价值观念和网络信息，也难以引发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其实，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日益上升的生活风险使公民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有别于以往的内外在压力，国家不应将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置于主导地位，而应着力进行现代化制度建构和治理体系完善——以公民的福利、幸福和尊严奠定国家认同的基础，从而降低国家面对的风险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严峻的发展环境下，更要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21］。

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公民基于政治—制度形成的赞成性国家认同会凸显出独特的价值。这种认同形成于公民对现代化制度建构的理性认知，并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激发的热情。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观念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现代国家建设所形成的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以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最为关键。或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建构——治理制度和结构体系的优化，并在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塑造中形成。有鉴于此，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基础必须由传统的国家话语、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转变为国家制度与公民的有机互动，从而让公民在与之相互型塑的过程中生成国家认同。

具体而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应是一种以认同国家制度的公民为主体，通过审慎分辨、理性选择、实践体认等方式形成规范、协调“国家—公民”关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教育形式。它培养公民形成的是关于国家制度与公民关系的间性道德，是一种嵌入制度生活的生成性认同。这意味着公民的新时代国家认同涵括三种特质：一是以群体认同为心理基础；二是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三是以制度生活为生成场域。因此，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不再是单向的行动，而是双向的互动，既依赖于国家制度对公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也依赖于公民建构自身的国家认同。“在这种双重建构中，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形成的选择是基础，而国家为每个人生存与发展所营造的整个国家结构体系是关键。”［22］

换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不应再简单地坚持并强调“我”国偏好，而是让公民处身与国家制度的良好互动关系之中，以此来判定“我”之意义与归属，并确认“我们”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包容什么、完善什么，进而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其实，在这种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以制度生活为生成场域的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公民关注的是国家制度的一致性、国家之间的共同点，能够形成国际理解和人道主义情感。显然，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建构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基本前提。

2. 以公共生活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个体认同的一部分，是公民对自身国家身份的确认。“它是一种个体自觉意识的形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别出与我们有共同身份的人和我们具有特殊责任去帮助的人。”［23］可见，国家认同是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前提，以归属感、意义感、忠诚感等为情感性表达，最终表现为在公共生活中的行动实践。或言之，公民对共同体利益的自觉服务，对公共善福祉的自觉诉求，构成了自身践行国家认同的意愿和能力。这意味着公共行动不仅是公民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商谈并达成和解的工具，也是公民表达国家认同的方式，更是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其核心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和事务的参与，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如网络监督、言论发表、关注社会公共问题。社会公共生活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不是“你”或“我”的独自生活，而是“我们”的共同生活；公共生活的依据也不是“你”或“我”的行为偏好，而是“我们”共同协商形成的共识，这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生成领域，其最重要特性是“他人的在场”。“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都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所在。”［24］正因为每个公民都存在立场的不同和观念的歧异，这要求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不仅要分清彼此之间的界限，也要在寻找到双方互恰的状态下形成共同体，并在共同生活中获得“我们感”。这种“我们感”不再是基于对对立他者的共同排斥，而是形成于公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公民以此为耦合点生成的国家认同，注重的是涵括个体差异性的共同体利益，即并不是无视差异，更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要整合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可以将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学会共存、包容差异，进而形成国家认同。因为一元价值奠立于独有的文化传统、语言符号、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以此形成本位观念和分界意识，在传递时会出现价值观念外溢，让公民在其引导下产生价值偏好，无法包容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社会公共生活则尊重话语多样、利益多元和个体差异，让公民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求同存异，能够有效清理极端一元价值的生存土壤。因此，作为一种以公共价值为引领、以利益耦合为取向的公民自主建构的生活形式，社会公共生活可以为公民生成新时代国家认同提供生成场域。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不再是国家话语的单向接受者，而是拥有权利和义务、理性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国家公民。他们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包括且不限于勘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检视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形成国际理解和人道主义等，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以此生成认同国家的行为动机和理性表达。当公民在真实的公共行动中形成理性的国家认知后，会逐渐内化为一种切己的情感体验，而让国家认同不再仅仅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精细比较和置换。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国家认同对公民的认知、行为具有强大的驱动、催化和调控作用，并且会在作用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寓于’理性认知，深刻的理性认知激发着深切的情感体验，深切的情感体验强化着深刻的理性认知。”［25］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与公民国家认同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公共生活不具有甄别善恶的能力，也不存在直接催生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天然机制。相反，社会公共生活因为容纳多元化价值观念和多样化行为方式而具有极大的混存性，甚至寄生着不利于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因此，尽管它构筑了公民形成和践行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和生成场所，但并非国家认同教育本身，仍然需要教师进一步引导。可以说，社会公共生活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实践场域。

3.以反身筹划深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民族主义错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生活环境正在形成，并呈现出复杂而不确定的样态，也让是非善恶的观念混淆在一起。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经回天乏力了。”［26］在此种境遇中，惯常的生活样态已经不复稳定、稳定的国家形象也不再清晰，随之而来的是个体认同的冲突，必须独立承担各种无法预知的风险，但也让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呈现出个性化特征。事实上，个性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已经成为人的一般性存在维度，必然会影响到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情况。“当国家进入分工状态时，人的个性开始成长，出现了游离于集体意识之外的倾向，个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得以培育。人们一旦学会了反省，思想就不能不产生分歧。思想一旦在质上和量上都随人而异，那么国家的离心力就会逐渐增强。”［15］113可以说，个性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无法避免的趋势。当然，新的生活环境建构起个人新的认知发展，即个体对自身发展作出“反身性筹划”［27］，进而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进行调控。面对逆全球化和多元价值导致的复杂现实和价值冲突时，反身性筹划涵括的“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反身调控”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对国家观念的判断、族别意识的过滤和国际理解的接纳，从而实现对藉由机械团结产生的依附性国家认同进行超越。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的反身性筹划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未验证的国家认同阶段，表现为素朴的盲目顺从。在这个阶段，公民对国家制度、民族文化、历史知识等方面的认知主要来自教师、父母或其它社会群体，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实质意义，对国家形成了初步的、不稳定的认同感。二是国家认同的探索阶段，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反思。此时，公民开始对国家制度的内涵、自身与国家的关系等进行理性反思，并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过程中与外界因素相互型塑，从而渐进地对国家产生较为深入的理解，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国家认同感。三是国家认同的稳固阶段，表现为反身调控的引导。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深刻理解了“公民—国家”关系、国家的制度安排、国家的优势及问题等，从而更为理性自觉地认同所属国家、认知他国，进而自觉地监督制度优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教育仍然需要藉由不间断地传递特定的价值理念，形成对公民“反身性筹划”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从而促使其将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念，再经过理性反思、诠释和再建构，彻底完成对国家认同的塑造。经由三个阶段的反身性筹划，公民会不断深化对国家的理性认识，不断强化对国家的价值信念，进而基于对国家现实的深切体认而逐渐形成充分理性的国家认同。除此之外，公民的理性反思和反身调控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自身能够突破集体话语的权威、甄别一元价值的偏好，自觉为国家认同寻找终极的理论支撑。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惟有自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唯一有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的目标”［28］。这也意味着公民的反身性筹划会拒绝以往国家认同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念，并保持对国家形象和政治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也对国家的现代化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我国而言，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9］。可见，公民的反身性筹划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个体内化路径。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不再完全是单向的演进，而是双向的型塑，源于两方面的供给。一方面需要自身提供心智的支持，以便对国家和民族形成理性的整全认识，并在公共生活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另一方面则需要接受国家认同教育传递的一系列制度信息、价值观念、仪式象征等，以规范和修正自身的反身功能。公民唯有经历制度性优化、公共性实践和反身性筹划等长期积淀，才能让真正的国家认同成型并化为日常意识和实践行为，从而消弭全球化的时代风险、多元化的价值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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