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林：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11期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的作用方式和影响效应，构建以少先队实践教育与组织教育、儿童主体参与，以及儿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数据表明，少先队组织教育对儿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情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儿童主体参与是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起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因此，为了促进儿童政治启蒙，要重视少先队教育的合力效应，加强儿童政治启蒙的群体动力机制构建，并特别重视儿童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优化少先队教育的整体路径。

关键词：少先队教育；政治启蒙；政治认知；政治认同；政治参与

政治启蒙既是政治教育机构通过教育、训练等方式塑造个体成为“政治人”，也是个体通过主体学习实现“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1]。已有研究表明，9岁是政治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政治教育极为重要[2]。我国政治教育实践尤为关注少先队组织对儿童政治启蒙的作用[3][4]，但是对政治启蒙的理论研究却相对冷清。现有研究主要从少先队政治启蒙的重要性、方式、现状[5]和建设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文化的传播[6]以及促进儿童政治社会化[7]等角度提出少先队政治启蒙的重要性；探讨少先队政治启蒙的方式，包括仪式教育[8]、实践活动[9]、礼仪标识[10]等；同时，研究者总结少先队政治启蒙存在着忽视儿童主体性[11]、活动内容单一[12]、辅导员专业化发展不足等问题，并从家庭、队组织、学生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意见[13]。

可以看到，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对少先队政治启蒙的经验化概述，关于少先队政治启蒙的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希望通过确立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的理论模型，以量化实证数据为依据，揭示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等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儿童政治启蒙与少先队教育的界定

个体政治社会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四个维度[14]。本研究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三个层面考察儿童的政治启蒙状况。那么，何种认知、何种情感、何种参与关涉政治启蒙的内容？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一方面探究儿童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包括对国旗、国家机构、政治人物等政治要素的情感与态度[15][16]；另一方面关注学校微观政治生活的隐性教育作用，例如课堂仪式（如宣誓效忠）、参与班级决策等。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获得共同体感、规范感，以及对民主、权利等政治价值的理解[17]。换言之，西方政治教育包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对民主价值的理解两个层面。而我国政治教育或政治启蒙的研究多从思辨层面进行论述，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启蒙的过程也是个人接受政治教育，获取政治信息，巩固和扩大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过程[18]。也就是说，政治情感实际上是个体的政治认同情感，政治参与则与民主价值密切相关。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从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政治生活两重视域，以及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三个层次考察儿童政治启蒙。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提出少先队教育应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组织教育是通过一系列组织符号传递组织价值的教育形式，具有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根本特性[19]。实践教育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自主教育突出儿童的主体价值，强调儿童“自主管组织、自主建阵地、自主搞活动”。实际上，在教育实践或理论研究中，三者并非并列关系，自主教育贯穿于另外两种教育形式中。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本研究将少先队教育划分为实践教育和组织教育两种形式，自主教育以儿童主体参与进行表示。

2.少先队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关系假设

（1）实践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关系假设

儿童经由日常实践来把握现实性，少先队实践活动是对儿童政治启蒙的基本途径。道森（Dawson）和普莱维特（Prewitt）认为，正式或非正式的与政治相关的组织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直接接触政治世界的机会，是政治教育的主要源泉[20]。津布莱特（Ziblatt）的研究则表明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政治[21]。少先队实践活动包括祭扫烈士墓、少先队小干部选举、少先队代表大会等活动，儿童在参与活动中完成从日常观念到政治信念的置换，加深对身份、国家和政党的体认，并激发政治参与的兴趣。由此可以推论少先队实践活动对儿童政治启蒙具有重要影响。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认知有正向显著影响。

H2：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情感有正向显著影响。

H3：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

（2）组织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关系假设

组织教育的内容包括少先队光荣历史的教育、队章和组织纪律的教育，队名、队旗、红领巾和呼号意义的教育[22]，本研究主要探讨组织符号和组织仪式的教育作用。道森（Dawson）和普莱维特（Prewitt）认为，学生的仪式活动暗含着两种可能：一是通过仪式活动产生对仪式象征物的敬畏；二是仪式凸显了爱国主义情感中体现的集体性[23]。赫斯（Hess）和托尼（Torney）也肯定了仪式的作用，认为日常的誓言和国歌等仪式，强化了儿童的忠诚感和爱国主义[24]。由此推论，组织仪式能够促进儿童的政治情感。并且，组织仪式和组织符号中蕴含了组织的价值信念，例如敬礼、呼号、唱队歌、宣誓等仪式将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儿童的实践，儿童在身体操演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政治知识。另外，组织仪式表现为一种政治仪式，政治仪式是一种处理权力关系的象征系统，在过程意义上而言,是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25]。由此可知，少先队仪式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规范、促进认同，而非指向民主参与。也就是说，组织教育中传递的价值倾向与政治参与的价值内涵存在着相抵牾的部分。前者倾向于“我”的隐退，强调个体对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后者则重视“我”的凸显，主张个体权利和民主协商。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组织教育对儿童政治认知有正向显著影响。

H5：组织教育对儿童政治情感有正向显著影响。

H6：组织教育对儿童政治参与有负向显著影响。

3.儿童主体参与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关系假设

（1）儿童主体参与的直接作用假设

儿童主体参与是教育主体地位凸显的表征，能调动儿童主体意识的内在积极性。儿童主体参与对政治启蒙具有积极作用，能促进其对社会政治教化内容的积极内化，而且能激发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主人感[26]。就政治认同情感而言，政治认同并非被动的认同，而是认同主体对政治体系的同向性、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是政治认同主体和政治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27]。有研究从反面论证了儿童主体的重要价值，认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模式将儿童看作“空的容器”，默认儿童无法真正理解与政治结构相关的复杂思想，忽视了儿童的能动性，也导致了青年的政治冷漠和被动参与政治的结果[28]，使政治社会化成为青年人为自己做的事情[29]。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认知有正向显著影响。

H8：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情感有正向显著影响。

H9：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

（2）儿童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假设

实践活动和组织仪式是由他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启蒙形式，对儿童而言，则是以儿童自我为主体自下而上参与的教育活动。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主体性是通过对象化活动、主体间交往活动、符号创造活动等生成和发展的[30]。换言之，少先队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活动、仪式活动等）是儿童进行主体参与的依托。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0：实践教育对儿童主体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

H11：组织教育对儿童主体参与有正向显著影响。

在个体政治启蒙的过程中，人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者，而是积极活动的主体。有研究认为，在少先队活动中“学生是缺乏自己的声音和理解的，虽然参加活动的学生会有一些体验，但这些体验未必尽是深入内心的”[31]。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也曾对仪式做出划分，他认为成功的仪式和失败的仪式之间最大的区分在于是否能激发起参与者的情感能量。在失败的仪式中，“每个人停留在自己的小的精神世界里，无法形成更大的互为主体性”[32]。也就是说，仪式中强调的是基于个人主体的集体主体。由此可以推论，儿童主体参与是少先队实践活动和组织仪式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实现儿童由“自然人”向“政治人”的发展，需要他教活动向自教活动的转化。因此结合假设H1—H10，本研究将以儿童主体参与为中介，试图通过结合“实践教育—主体参与—政治启蒙”模型和“组织教育—主体参与—政治启蒙”模型，揭示儿童主体参与在政治启蒙中的作用。在方法上，采用中介效应来进行诠释。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二、调查工具与调查对象

1.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以前文构建的结构模型为依据，形成“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影响”的调查问卷，包括实践教育、组织教育、主体参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五个部分，分别考察少先队教育、儿童主体参与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关系。具体指标设计如下：

（1）实践教育：实践教育主要是指少先队实践活动，其测量指标主要包括活动内容、活动参与者、活动满意度、活动丰富度。共4个题项，采用五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2）组织教育：本研究从象征性的组织符号和组织仪式来考察组织教育的效果，其测量指标包括儿童对红领巾、敬礼、呼号、宣誓等符号和仪式的态度。共4个题项，采用五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3）主体参与：主体参与体现在儿童自主设计和开展队活动、民主选举队干部、自主设计队符号、自主管理队组织四个方面。共4个题项，采用五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4）政治认知：政治认知包括儿童对国家、政党、政治制度、公民政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认知，例如，“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与少先队是何种关系”“国家主席如何产生的”等。共13个题项，测量方法为计算学生答对题目的数量。

（5）政治情感：将儿童政治情感操作化定义为儿童对国家、政党、政府的情感认同。国家认同的测量指标包括情感认同、身份认同、承诺性认同，政党认同的测量指标包括儿童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情感态度，政府认同主要包括儿童对政府形象、政府职责、政府性质的情感和态度。共12个题项，采用五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6）政治参与：以儿童的日常生活为依托，以民主、平等、权利作为参与政治的核心要义，关注社会和班级中的政治参与行为。该维度采用反向题，例如，“老师比一般人有知识，投票时应该允许老师多投一票”，“表现不好的同学不能参与班级规则的制定”等。共11个题项，采用五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2.调查对象

以W市三个区县的11所中、小学校4到8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①。针对班级内的全体学生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1600份，回收问卷1560份，问卷回收率为97.5%；有效问卷1386份，问卷有效率为86.6%。4到8年级样本数量分别占比15.7%、20.1%、22.2%、19.7%和22.4%。男女占比分别为55.8%和44.2%。在地区分布上，市区、郊区、农村的样本分别占比30.6%、51.1%、18.3%。

3.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知，各变量的信度均达到0.7以上，总体样本的信度达到0.81，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效度分析采用因素分析法，从表2看出，KOM为0.897，大于0.5，sig为0.000，说明问卷效度良好，适合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分析。

三、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列出了本研究涉及变量的测量特征。从表3所示的均值来看，儿童的政治认知水平、政治认同情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各维度均值均较高，并且政治认同情感普遍高于政治参与意识。其中，儿童的国家认同感最强，均值为4.73，平等参与意识相对较弱，均值为3.75。

2.结构模型检验

使用Amos24.0做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其结果为卡方自由度比=0.244（p=.000），绝对拟合度统计量为：GFI=0.994，AGFI=0.969，RMSEA=0.061。增值拟合度统计量为NFI=0.986，TFI=0.955，IFI=0.988，CFI=0.988。除了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因为样本量过大而略大之外，其他指标均在推荐值范围内。这些指标表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好，可以做进一步模型解释。

3.研究假设检验

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启蒙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1）实践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假设验证

数据表明，少先队实践教育对儿童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均没有显著影响，对儿童政治认同情感具有正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0.25）。由此推论，少先队实践活动侧重于培养儿童的政治认同情感，对儿童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没有过多影响。

（2）组织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假设验证

实证数据表明，少先队组织教育对儿童政治参与有负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0.12），对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均有正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13和0.35）。由此推论，少先队组织符号和组织仪式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政治认同情感和政治认知，但对儿童政治参与的作用有限，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存在反作用，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当然，少先队组织教育与民主参与的价值观念可能有不契合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教育必然反对民主，这里的“不契合”更多是指组织教育传递的政治情感要求儿童在集体中实现民主，而非实现无限制的民主。

（3）主体参与与儿童政治启蒙的假设验证

实证数据表明，儿童主体参与对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均有正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08、0.10、0.08）。

由此推论，儿童主体性的发挥有助于促进儿童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但影响系数较小，也就是说儿童主体性在促进儿童政治启蒙中起辅助作用。

4.效应分析

（1）总体效应

根据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标准值的平方，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和儿童主体参与可以解释儿童“政治情感”35%的变异量（R2=0.35）；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和儿童主体参与可以解释儿童“政治参与”2%的变异量（R2=0.02）；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和儿童主体参与可以解释儿童“政治认知”2%的变异量（R2=0.02）。以上数据表明,少先队教育对儿童政治情感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和积极，对儿童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较弱。

（2）中介效应

为了检验儿童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果。利用系数乘积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如果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括0，就表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33]。表4列出了Bootstrap置信区间值，检验结果表明，主体参与在实践教育与儿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的关系中均有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计算主体参与对实践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的中介效应值，对于儿童政治情感，直接效果为80%（直接效应/总效应），间接效果为20%（间接效应/总效应）；对于儿童政治参与和政治认知两项指标，总效果不显著，详见表5。按遮掩效应理论，直接效果不显著，间接效果显著，可判断为完全中介效应[34]。以上数据表明,主体参与在实践教育与政治情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在实践教育与政治认知、实践教育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中起全部中介效应。由此推论，通过儿童主体参与，少先队实践活动才能发挥促进儿童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的作用。

四、研究结论和发展策略

1.研究结论

（1）少先队政治启蒙侧重对儿童政治情感的培育，且教育实效性有待增强

研究结果显示，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以及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认同情感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显著影响，但对儿童政治认知的作用较为微弱，对儿童政治参与意识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这一结果也说明当下少先队教育侧重对儿童政治认同情感的培养，但对儿童民主参与行为的引导与鼓励不足，并且对儿童理性政治认知的培养也有一定局限。

（2）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以及儿童主体参与对儿童政治启蒙的不同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少先队组织教育是儿童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形式，少先队组织教育和实践教育是促进儿童政治情感的有效手段，主体参与能够有效影响儿童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换言之，儿童主体性的发挥对促进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少先队实践教育的考量发现，少先队教育侧重对儿童政治情感的培养，但是没有将政治知识与实践活动充分融合，也未能将政治情感转化为政治参与行为的动力。这一结果也揭示了少先队实践教育的短板。虽然儿童能够从少先队教育中获得积极的情感认同，但是情感若没有理性认知作依托且未能转化为行为，就会出现情感消逝或情感伪饰的危机，如此形成的政治认同则可能沦为虚假的认同或冷漠的认同。对此杜威早有警示：“力图刺激或引起情绪而不顾与此情绪相应的活动，便等于导致一种不健全的和病态的心理状态。”[35]可以认为，在当前少先队实践教育中，儿童政治情感的培育与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的发展之间存在脱节。

（3）儿童主体参与在实践教育与儿童政治启蒙之间具有中介调节作用

儿童主体参与水平不仅受到少先队实践活动的影响，还能够有效预测儿童政治启蒙的发展程度，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少先队实践活动作为外在因素，只是为儿童的政治启蒙创造条件，真正促进儿童政治素养发展的根源在于其内部主体价值。主体“我”的参与打通了外部政治世界与儿童生活世界的壁垒，是实践教育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2.发展策略

（1）重视少先队教育的合力效应，加强儿童政治启蒙的群体动力机制构建

儿童政治启蒙的群体动力是指推动儿童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参与等方面不断发展的力量的总和。本研究结果揭示，少先队教育三种形式在促进这三种政治要素的发展中具有不同的积极作用。首先，少先队组织教育能够有效促进儿童政治认知，主要表现在队旗、队徽、队歌等组织符号承载了少先队组织独特的价值内涵，能有效传递政治知识；其次，少先队组织仪式和实践活动将符号价值转化为实践语言，能让儿童在参与中获得特殊的情感体验。最后，儿童主体参与激发了儿童的内在自觉，能将外在教育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素养。三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因而要发挥少先队教育的合力效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6]。

具体而言，少先队教育需将政治性作为形成教育合力的价值引领。这里对“政治”要采取更为全面的理解，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意识形态传递的功能，还承担着培养现代政治公民的责任，是民主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因而，公共参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等价值理念也应落实到实践活动中，用现代政治观念统领少先队教育的发展，增强实效性。

（2）将儿童性作为形成少先队教育合力的内在动力

首先，少先队教育应加强组织的价值内涵与儿童生活经验的连接。以红领巾为例，作为少先队组织的符号象征，红领巾超越了“红布”的本身意义，象征着“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斗”，它旨在唤起与“烈士们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关联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但是针对不同阶段的儿童而言，因年龄特征及理解能力不同，红领巾能够唤起的儿童情感具有差异性。宏大的政治话语若能引起儿童的共鸣，必然要对其中蕴含的观念价值进行儿童化的解读，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关照到不同阶段儿童的生活经验。其次，少先队教育应发挥儿童主体价值的内在动力作用。无论是组织仪式还是实践活动，都要唤醒儿童的主体意愿，才能发挥其教育价值。

综上所述，少先队教育要将政治性和儿童性贯穿于组织教育、实践教育中，并以此为价值导向，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作用于儿童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的发展。

（3）关注儿童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优化少先队教育路径

实现儿童主体参与的关键是发展儿童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儿童主体意识包含主体参与意识和主体交往意识两重含义。主体参与意识在少先队教育中表现为自主管组织、自主建阵地、自主搞活动，让少先队员体认少先队主人的身份。这种主体意识延伸到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国家主人的意识，即以主人的观念和姿态关心和参与国家事务。主体参与不仅包括个体外部的行动逻辑，还包括将行动逻辑转化为思维逻辑和情感逻辑的过程。也就是说，儿童主体参与是其身体和心理的共同参与过程，是个体主动建构政治图景的历程。主体交往意识是指在少先队教育中，儿童既不是没有个体主体性的整体主体，也不是彼此没有内在相关性的个体主体，而是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共生性主体，即主体共同体[37]。这就意味着少先队员之间、辅导员与少先队员之间需要尊重彼此的主体性，平等交往，相互协商。

实现儿童主体参与的路径有以下重点。创设民主的少先队教育环境。在民主自由的教育环境中，儿童才能有充分的主体参与空间。少先队教育需将民主观念渗透在组织生活之中，因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还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38]。尤其要让儿童有机会参与到组织事务中去，在民主参与中提高主体参与的能力；儿童主体参与中要讲民主，但不能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民主原则，要将价值的关怀和实现置于民主程序之前考虑，例如通过对班级弱势儿童的关注，扩大儿童主体参与的范围等；建立“主体—少先队—主体”的交往模式。儿童主体参与既需要内驱力，也需要外部推动力。少先队活动、辅导员指导可起到推动作用。少先队教育应以少先队组织为交往的载体，通过让少先队员和辅导员围绕组织建设、组织管理等过程，搭建二者交流沟通的桥梁，并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培养、引导儿童的自我意识，实现儿童主体参与，最终实现政治启蒙的目标。

结语：儿童政治启蒙的发展需要家庭、社会、学校、政治组织的持续关注。本研究从少先队组织教育、实践教育和儿童主体参与三个维度提出影响儿童政治启蒙的因素。少先队组织应在全面把握儿童政治启蒙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系统的高度优化各影响因素，协调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儿童政治启蒙提供更有效的教育路径。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2.

[2][英]希特·德里克.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M].郭台辉,余慧元,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316.

[3][7]吴小玮.少儿组织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以中国少年先锋队为例[J].少年儿童研究,201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7/t20190708_389403.html.

[5][31]傅金兰.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

[6]吴云清.少先队肩负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使命[J].中国德育,2019（7）.

[8]杨湾.论少先队仪式的政治教育功能[J].中国德育,2017（11）.

[9]赵园园.小学少先队活动中的政治启蒙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0.

[10]王战.我戴上了红领巾—少先队礼仪标识的政治启蒙功能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11]许桂林.少先队员的主体性缺失及解决策略[J].中国德育,2019（7）.

[12]李玲玉.中国少先队的教育传统及其当代挑战[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13]林雪红.提升少先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实效性的路径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12）.

[14]张国清.青年政治心理探索[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