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合理研究，有助于讲清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国传统教化是指国家为整合社会行为,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途径，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教化、伦理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范教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教化的特征体现为：“德教为先与道德至上”的德性化教化理念、“层级教化与立体网络”的系统化教化途径、“典范塑造与制度规约”多样化教化手段和“经典教育与通俗教育”综合化教化内容。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就是：要突破制度崇拜，传承社会管理的德治传统；要走出德育孤岛，重建学校德育的社会合作机制；要克服非理性意识，优化借鉴传统教化资源。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化；教化内涵；教化特征；德育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教化思想，蕴涵并体现了古代道德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丰富经验，从一定角度看，整个古代社会史就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教化史”。中国数千年社会能够在时间上绵延如此之久，在空间上恢拓如此之大，不仅仅在于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的控制，更为深刻的意蕴在于社会教化的施展。探讨传统教化内涵，总结传统教化特点，理清传统教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于当代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何谓传统教化

在界定传统教化这一概念之前，我们需要梳理已有关于“教化”概念的认识。对这一概念，历史上主要形成以下两种认识：

一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教化视为一种“政治——伦理措施”或“统治术”，和政治紧密结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如《说文解字》所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1]，《论语·为政》中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巳格”^[2]，就是此意。二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教化”是通过推行、灌输、传播和示范等举措，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化教育的过程。《辞海》和《汉语大词典》中“政教风化”、“环境影响”及“教育感化”^[3][4]的释义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典》中《重教化》部分将“教化”称为风化、王化、道化、风教及德教等说法^[5]，基本是从社会的角度来阐释“教化”的基本涵义。

由以上诸多教化的界定可以看出，对于“教化”的概念，研究者们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对历史上教化思想的研究，我们认为，传统“教化”是国家为整合社会行为，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和法律等途径，对整体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教化、伦理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范教化的过程。此处“教化”概念的内涵如下：

（一）传统“教化”是以国家为主的多元化社会整合行为

中国传统教化思想倾向于“由上至下”的方向途径，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整合行为。由国家为主的教化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对教化的弘扬、表彰和政治推崇。“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号召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意识教育，注重表彰德行人物，施以教化。同时辅之“仁政”，甚至将其作为政权合理性的评判标准，从制度上保障教化的推行，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6]。二是精英统治阶层的率先垂范。国家层面有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倡导和制度性保障，加之统治精英的率先垂范，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正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7]。三是地方宗族、乡绅、士子等对教化的倡导。历史上，宗族、乡绅、士子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论语》中就反复强调为人之德的重要性，“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8]，德性高尚之人成为人们推崇和学习的对象。除了一部分考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士”，余者成为民间乡绅的来源，这些“士”和告老还乡仍发挥余热的“士”一样，利用自身声望和社会地位仍支持着家族、家乡的发展。以上三者构成了传统教化行为的主体。

（二）传统“教化”是以政治、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融合百家思想的活动过程

所谓政治教化，是指一个社会历史和当下时期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对于社会或个体的发展所具有的教育性。所谓道德伦理教化，是指社会的历史和当下时期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观念和制度对于社会成员的态度、行为和信念所产生的一种塑造的作用。传统教化倡导通过对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学习和内化，来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和政治认同，进而为国家培养治国人才。就传统中国文化而言，道德和政治是教化内容的两大主要构成成分。除此之外，法律规范也是传统教化的重要部分，历史上国家历来强调刑罚、法制等教育内容，坚持礼法并重，奖惩并用，只不过侧重不尽相同。事实上，先秦的诸子百家和魏晋之后的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化思想和实践，而古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各派、各教（佛、道）思想的统一整体。“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9]，可知，佛教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具有“教化”的功能。其他教派、宗教思想同样劝惩教化，对象普涉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百姓，教化手段灵活多样，社会效果显著。

二、传统教化的主要特质

中国传统教化思想以德教为本，以学校、家庭、社会、法律惩戒等为教化途径，以“文教”和“法教”为教化内容，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指导人们修身养性、知行合一、自强不息走向成仁成圣之道，进而形成礼乐相融、诚信和睦的大同社会。整体而言，传统教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德教为先与道德至上：教化理念之德性化

由教化内涵可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教化、法律规范教化等都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重要内容，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德教为先与道德至上”的核心理念。古代教化思想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至上性可从以下方面看出：

第一，教化价值取向的德教优先。周公施“敬德保民”政策，孔子精进为“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对巩固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孟子从“性本善”的人性观出发，认为治国安邦需要道德教化，“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11]。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到“仁”、“义”、“礼”、“智”普遍性的道德价值思想。董仲舒更是将德教思想与国家政治贯通，以圣人之道施政治国。《天人三策》中“教化”一词就出现十六次，如“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凡教化不立，而民不方正也”等等。^[12]自汉代董仲舒之后，德教优先的教化思想得到了普遍广泛继承与发展。传统教化以道德教化为先，实际上是通过培育人的道德自觉来协调人际伦理，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3]。

第二，教化内容取向的德教为主。德教优先的教化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以德教为主的教化内容。以德为先的教化内容可以从下面两对关系的认识上得以证明：

一是体现在知识和德行的关系认识上。在此关系上，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认为德性的培育先于且重于知识的学习，无德多无义。可以说，传统教化思想一直强调德性为知识学习的方向导引，知识的习得需以道德力量为前提条件。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对人之“德”与“才”关系的认识，司马光的“才德论”可以说代表了古代知识精英对此问题的典型看法：“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14]在“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中，“道德”被摆在优先重要的位置，“以德为先”德才观也折射出古代教化思想中重德轻智的倾向。二是体现在“文德”和“武力”的关系认识上。中国传统教化素来主张先文德而后武力，先以文化之，不改则加诛。除了强调文武的先后关系，还突出德行对武力的统摄和驾驭。当然，德与智、武和才关系中的“德为先”认识，并不是将上述两种关系分而治之，而是突出了传统教化思想中德行之于其他领域的重要性。

第三，教化手段选择的德教主导。与教化内容的道德化相呼应，传统教化手段上也进一步要求以德教为主，突出表现为法律的礼教化。“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15]，仁和礼作为儒家传统教化的核心概念，仁彰显德由内发力，礼则由外而内逐渐表征为礼法。就传统儒家而言，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如《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否定刑罚的作用，只是强调德教礼乐的重要性。对于德教和刑罚二者的关系，朱熹也曾主张“德本刑末”，他认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17]这些“引经释律”、“以经立法”的现象正表明了德教为先的教化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深入和拓展。直至清末仍有反对把法律从道德教化中剥离，将法律和道德教化分而治之的声音。可谓，“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18]。

（二）层级教化与立体网络：教化途径之系统化

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即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

学校系统是古代传统教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官学系统作用甚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传统教化与政府权力结盟，教化系统也就发展成为中央太学、地方郡国学和民间私学相结合的层级教化组织。儒家传统教化知识一跃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知识，至此，传统教化思想与社会政治理想相结合。“化自圣恭，流及蛮荒”^[19]。汉武帝建元5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以儒家传统教化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官学——太学正式确立。据史料记载，太学学生人数最多时可达30000余人，可见，太学在当时社会产生过相当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也极大提升了儒家教化思想的社会影响力。再如唐朝相对完善的中央官学，代表传统教化思想的《周礼》、《仪礼》、《周易》、《左传》等儒家经典成为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必不可少的课程，《论语》和《孝经》甚至成为官学的公共必修课。

而地方官通过向中央推荐人才，在整个学校教化系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翁兴蜀”就是典例。自汉代后，封建社会官学体系多经演变，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都以传统教化思想为义理，成为传统教化思想传承的主要途径和渠道。如宋代著名的地方官学——湖州州学，分经义和治事二斋，其中经义斋主要讲授儒家经传，非常重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授。儒家经学作为传统教化思想的主流，一直成为封建社会时期官学的主要内容。

在组织化的官学系统之外，传统教化的途径还包括大量的私学，如书院、私塾和义学等教学机构。这些私学教化形式不同于官学，但从教育内容来看都受到了传统儒家教化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官私学相互补充、融通的局面。与传统官学和儒家教化思想直接结盟又不同，书院更强的个人学术自由、更追求学术研究，但由于科举考试制度未变，书院仍未能冲破传统教化伦理的框架。宋代成熟的书院教化正是此类教化的典范。书院秉承“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而昌明教化思想，传统教化的伦理至上、道德至上的理念仍然是书院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

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言“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20]可看出，朱熹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仍以昌明儒家教化义理和内圣外王的思想，倡导自身道德修养和学习圣人经典。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诸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宋代著名书院曾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心，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又一高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这样，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禁锢着书院学生，他们的仕途生涯仍然不能突破正统儒家伦理政治的轨道。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僵化，加之清明时期推行的“八股文”训练，早期书院倡导的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慢慢被封建专制统治所泯没，这些代表着追求学术自由精神的书院也逐渐走上了消亡之途。

书院之外，私塾、家塾、义学、社学这些蒙学机构也是传统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从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可以看出，儿童未入学前要“日读《(性理)字训》纲三五段”；8岁到15岁需读完“《小学书》、《四书》诸正文”；15岁之后，研读《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性理诸书。”^[21]其教授内容除了和官学教学内容相近的经典教材，还包括一些通俗化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等。这些蒙学教材将传统教化中明礼、孝顺、谦逊等精华思想以形象生动的儿童语言表达出来，因其通俗性、趣味性与伦理性在社会基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除了层级化的学校系统教化，传统教化途径还有一系列非学校系统，如谕俗乡约、族法家规、祭祀仪礼、戏剧小说等社会化教化形式。乡约以区域范围为单位，秉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文、患难相恤”的理念，同样为旌善惩恶、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古代家国一体，“家庭家族教育也是普及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之一”^[22]。宗族对其内成员进行伦理道德和族法家规等方面的教育和规范，使宗族成员入则孝顺祖辈，出则尽忠国家，通过学习传统儒家经典文化知识，掌握科举所应内容，从而可能出仕，为家族争光添彩。在古代，宗族俨然是传统社会主流教化思想的支持者和实施者，家规、族法、家训、家法等宗族伦理规范同样扮演着传统教化的重要角色，发挥着教化的功效。历史上族规和家训很多，诸如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等，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如上所述，传统教化途径形成了学校教化与家庭教化并重，政府训导与社会教化同行的特征，这些不同教化形式都不同程度上发挥着教化作用，承载并下潜着传统主流教化思想。

（三）典范塑造与制度规约：教化手段之多样化

在古代生产力地下、交往范围狭小的背景下，共同体就成为人们生存依赖的对象，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对共同体发展起着首要作用的美德就成为古代社会所着重强调的。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23]因此，典范塑造、榜样作用就成为古代教化的重要方法。

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依孟子所言，“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圣人并非是超然世外，超道德价值的，而是现世入世的，是被公认的道德标准的人。质言之，圣人是德才兼备、仁智合一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明智慧的人。这样全德之人的理想人格，表现了中国古代的育人价值和导向，即对“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向往。圣人彰显了仁义道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古人认为上层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能够率先垂范，就会对民间的社会风气带来向上的引导作用，从而使百姓深受感化。历史上能够践履仁德，率先垂范的皇帝明君不胜枚举，汉文帝便是这方面的历史典范。《汉书·文帝纪》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24]汉文帝为政节俭，待人仁慈，率先垂范，最终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一明君模范可谓是古人对君主形象的典范，也成为了后世君主和世人效仿学习的榜样。三是名臣和名士。历史上考取功名的“士人”，有些即便在告老还乡后，还会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影响力，支持家族和家乡的发展，继续发挥教化一方的余热。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建立义庄一事成为后人效仿和赞扬的典范，史料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25]。范氏用自己棒禄置办田产，用以赡养族人，给家乡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后也成为道德君子所效仿的对象。古代还有些名士，虽无官职，却自有名士风流，具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居庙堂则济天下，处江湖则著书说，这种践履在社会上所起的教化作用也十分显著。除此之外，宗族、乡老的教育感化行为也成为古代社会的教化榜样。正如钱穆先生曾对中国传统士绅在社会中的教化行为的评价：“中国之士则自有统，即所谓道统。”“吾道一以贯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6]

总言之，传统社会中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教化榜样将美好的圣贤人格和精神圭臬渗透到了不同阶层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人生追求的心理需要，收效甚巨。

除了典范塑造之外，制度性规约是传统教化活动的又一方法。传统教化手段具有制度性的特点与我国古代政治的特殊性，即政治的道德化和伦理化，有着密切关系。制度规约作为一种教化方法，其制度性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政治制度对传统教化机制的渗透。

先秦时期，教化已成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得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和支持。三代时期，统治者就将教化活动纳入政治统治的范畴，利用国家政治制度来保障和支持教化活动，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人心。秦统一全国后，设置“三老”以掌教化，由“三老”为乡官代表国家对人民实施一般的法治教育和化民思想教育。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教化的制度规约性更加强化，开始通过选士、察举制度来选拨封建社会管理者，以此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如举秀才、荐孝廉、推举贤良方正的标准就是以孝、仁、义为代表的道德。如果士人想为官就在于能否被举荐，而能否被举荐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士人的道德品行和社会声誉。这样，致使想为官的士人自然而然接收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也使得这些制度成为教化方法的重要机制。

唐朝开始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更强化了科举制度在保障古代教化思想传播和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儒家“四书”、“五经”直接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为官必考演化成为了一种千年的体制。也因如此，历代统治者为了通过教化达到社会统治的理想效果，往往设立各种制度来保护教化效果，如专为褒奖典范人物设立的旌表和优渥制度，这些制度都为传统教化在全社会发挥作用起到了有效的支持和保护作用。概言之，给予传统教化支持与保障的制度也渗透成为了传统教化方法的具体操作机制，制度规约成为了我国古代的传统教化又一重要方法。

（四）儒学经典教育与通俗教育：教化内容之综合化

在教育内容方面，我国古代传统教化的显著特征则是以儒学经典教育为主，并以通俗教育辅助之。儒学经典在传统教化内容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是历代教育中的基本教材，而且成为了选官考核的核心内容。而通俗教育因其质朴的叙事、生动的描写、隐秘的情志寄托展现着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可以激起普通民众的情感经验和生活共鸣，同样在传统教化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儒学经典是传统教化内容的主要构成。《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御，五日六书，六日九数。”^[27]六艺之中，礼乐排到了六艺之首，是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道德行为，涵养性情的规范内容。但是中国传统教化的内容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经验生活层面，而是不断走成了理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经学文化体系。孔子整理六经，并以之教化学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五经成为官方之学，西汉之后，经学的发展则主要通过为经文注释和“圣人代言”的方式继续丰富着道德理论体系，五经也逐渐发展为十三经、四书五经、诗文集等等。清之后，实行多元多样教化内容，既包括了对本族子弟的国语和儒学教育，也包括对少数民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保护，但依然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和依托。

儒学经典不仅是历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为官考核的主要内容。汉代“察举制”察孝廉要求对象须为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隋朝兴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重视儒家经典的明经科，唐朝注重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诗赋考试；明清“八股取士”虽有弊端，但其乡试和会试专取《四书》《五经》内容来命题，客观讲也强化了儒家经典在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些传统经典中尤为推崇“四书”，朱熹曾云：“四子，六经之阶梯。”^[28]朱熹还指出：“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29]传统的道德教化离不开对这些儒家经典阐释，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也必须重视古代的经学资源。

除了正规经典教育外，通俗教育也是古代教化内容的一个鲜明特色。此处的通俗教育是指广泛传播于民间的文学、艺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多数浸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具有独特文化叙事传统，承载着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如《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往往用通俗易懂的文化语言来阐述伦理道德观念；还有古代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中蕴含的儒学道德精神，这些作品用道德观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也自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风化；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神话、童谣、家训家书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些作品通过故事、艺术形式呈现，更容易在基层百姓中传播，成为了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

三、传统教化的当代德育借鉴

中国传统教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当代德育价值，是由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道德文化的继承性、发展性等原因决定的。对这些优秀传统教化思想的批判继承，需要深入理解其基本的文化基因和内涵特质，故通过对传统教化内涵和特质的系统剖析，对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一）突破制度崇拜：传承社会管理的德治传统

虽然“德教优先、道德至上”的传统教化精神最初是要求统治者通过正己来正人，以德治国，维护社会统治，从而使得王朝长治久安。但随着德性至上伦理思想的推演，古人逐渐形成了一条由崇尚道德的终极意义的思想体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从对神灵的外在信仰中超脱出来。这一从神本到人本、从宗教到世俗道德精神的信仰成为了中国特有的道德文化信仰，引领着中国人对生存价值的不断思考。

联系当前，部分人将当下道德失范、社会矛盾等问题归咎于中国人却失信仰，亦或声称引入西方宗教文化和法治文化以添补信仰空白的论调，笔者认为，以上说法皆由缺乏对中国传统道德教化思想所致。中国传统教化思想德教为先，以德为上，重视道德精神的引领，虽然不是宗教性质的文化，但发挥着深层的精神信仰和精神引领的功能。除去传统教化理念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中国人所信奉的道德教化思想中的天、地、君、亲、师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一切价值的起源，通过教化过程，同样起到了精神引领、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学虽不是宗教，但起着宗教的作用。李泽厚先生也曾讲：“理学成了一种具有宗教功能的准宗教，也可以说某种道德的神学。”^[30]可见，中国传统重道德的教化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前道德失范问题提供了解释和依据。

传统教化文化中重德轻智的思想有一定的不妥之处，但对人道德水平的要求给予当下诸多道德失范问题以启示。几千年来，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通过这些道德思想的教化，使人们修己自敬、修己及人。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中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和永恒道德价值的追求构成了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而“德教为先”的教化思想凸显了道德在社会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当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精神信仰的确立都需要阐释传统道德教化思想意蕴。

（二）走出德育孤岛：重建学校德育的社会合作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显然和古代学校系统和非学校系统组成的层级化立体网络及其运行机制密切相关，正是学校系统和社会系统这种多样化途径的综合作用下，传统社会道德教育才成效甚巨。传统系统教化途径和当代德育力量的整合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学校、家庭（家族）、社会等教育途径都应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渠道。因此，当今道德教育工作必须借鉴传统道德教化，应用多样化教育途径和方式，走向整体化社会育德。

第一，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性教育”传统仍应为当今道德教育继承发扬。针对当今学校教育忽略人文道德教育，而仅仅偏重科学技术传授的现状，应呼吁发扬传统学校教育德教优先的优良传统。就像传统学校教育重视蕴含道德教育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将其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传授于学生，现代道德教育也可以将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公民道德要求引进中小学德育课程，传授于受教育者，促使其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所以，现在学校教育应继承发扬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教传统，发挥好学校在学生品德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德育作用，从专门化育德走向合作化育德。当代德育建设已不能仅仅依托学校系统，更需延伸到家庭、社会等非学校系统组织，尤其要注重发挥家庭在当代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家庭为单位的宗法血缘制是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存在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延续千年的根基，人们的道德意识养成就起始于家庭或家族之中，正所谓“童蒙养正，圣功也”。《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传统德育从对父母的孝道推演到对他人、社会的恭敬和礼让，社会的和谐秩序也顺其自然实现了。反过来思考，现在社会新的公民权、财产权的不断完善，甚至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出现，不正也反射出现代人道德信任的缺失？虽然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与当代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家庭都是个人道德最初启蒙、发生和发展的地方，家庭具有血缘亲情，处理问题更有针对性和权威性，这些都有助于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在当今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尤其是要注意网络和媒体电视等传媒工具对人的影响，如抖音、快手等网络直播平台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社会的德育作用必须引起人们警惕和关注。

第三，建立道德教育的长效维护机制，提高德育时效性。传统教化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显著原因就是完整系统的教化途径，多层面、多渠道对社会成员进行引导和规范，这种规范机制也促使传统社会道德的长期稳定。所以，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整体化育德的基础上，建立当代德育的长效机制就成为必要，要建立健全沟通交流机制、整合保障机制、奖惩机制和评价机制等等机制，保障道德教育的有效实施和长久维护。

（三）克服非理性意识：优化借鉴传统教化资源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教化内容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经典和通俗作品，其中家国观念、忠孝情怀、长幼有序、与人为善等优秀传统美德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需要我们去合理继承和提倡。但如何将古代具体的道德资源整合并融入当代道德教育内涵仍有很多问题，现实中仍存在东拼西凑、胡乱嫁接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挖掘传统优秀道德资源，使之适应并服务于当代道德教育建设，就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要摒弃将传统道德教化仅仅理解为封建落后文化的非理性观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往往以统一事物出现，以至于在取其精华时，连糟粕也附带之，或去其糟粕时，将精华也去之。如“孝”中“愚孝”的糟粕，的确与现代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符，但若完全删去传统道德中的“孝”，那我们又留下什么？或者是，敬孝的时候，不合时宜，没有尺度的顺从，那和“愚孝”又有何区别？因此，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时，首先要理性看待。

其次，要对传统教化资源的内在结构进行深入剖析。传统道德教化因强调等级被人称为奴化文化和等级文化，仁、义、礼、智、信这五伦关系也被认为是不对等的差别之爱。这种认识只看到了传统文化中作为“形”的表层结构，却没有认识到作为“神”的深层结构。如“怀橘遗亲”故事中，“孝”只是表层结构，其中蕴涵的人之“仁爱”才是深层意蕴。所以，传统文化中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都是表层结构，而“秩序”、“仁爱”才是深层结构，他们具有相互支撑，相互维护的特点。如果合理调整这些关系，再注入现代社会的秩序观念，中国传统教化思想中“孝”“礼”“法”将呈现无限魅力，获得新的发展。

最后，传统道德资源的合理挖掘，道德教育系统的优化提升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理性的眼光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教化思想中的优秀成分，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中。

概言之，通过以上阐述，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内涵，分析了传统教化的特质，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具有文化自信与自觉，汲取传统教化思想中的精华和道德精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充分发挥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

本文见刊于《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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