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北京宣布取消“小四门”计分以来，西安、长沙、吉安、绵阳等数十个城市相继调整中考计分科目与录取规则，新一轮中考改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程红艳教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围绕中考科目“加”与“减”的十年摇摆、改革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未来方向，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解读。程红艳教授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变革、教育哲学和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她的观点为理解本轮中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

加法与减法的十年摇摆：考试改革何以进退两难？

2016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科开考”，旨在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克服“不考不教、不考不学”的倾向。各地随之跟进，部分地区中考总分一度膨胀至1000分以上。

然而，加法做久了，副作用逐步显现。程红艳教授在访谈中分析指出，当时的改革重心是在普职分流的框架下进行的，延续了将中考作为筛选工具的思路，即选拔学生进入普通高中、为高考储备后备力量。在这一框架下，虽然改革的初衷是全面提升学生素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客观上扩大了竞争幅度，学生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此后，北京率先转向压缩计分科目，多地陆续跟进，中考改革由此陷入“纳入计分则应试化、不纳入计分则边缘化”的两难困境。

由此折射出的核心问题是：仅靠考试科目的加加减减，能否真正撬动整个教育体系的深层变革？程红艳教授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教育体系的变革很复杂，靠一两个制度撬动整个系统很难。但考试，一定是突破口。”

减法背后的深层意涵

此轮“减法”改革的意义何在？在程红艳教授看来，取消部分计分科目的更重要意义，在于为学校和教师释放出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种空间究竟能否真正转化为教学改进、能否推动育人方式的转变，并不取决于考试科目本身的变化，而是取决于是否有一整套配套机制的跟进。

她特别指出，评价体系的转变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过去，学校评价往往侧重于考试成绩，并量化为普高率、重高率等指标，部分教育行政部门甚至直接向学校下达升学要求，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校的能动性。**若评价体系不变，任何科目层面的加减都难以真正撼动应试逻辑。**

同时，程红艳教授强调，各地改革落地需因地制宜，受区域教育共识、评价模式、师资状况以及学科话语权强弱等多重因素影响。北京作为先行地区具有标杆效应，但各地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改革，在“减负”与“提质”之间寻求平衡。

淡化中考选拔性，回归育人本质

在访谈中，程红艳教授对改革的长期趋势作出了重要判断。她认为，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中考作为人才选拔的功能将逐步淡化，“中考迟早要取消选拔功能，这是大势所趋”。

她进一步阐释，这意味着高中阶段需要进行综合性配套改革，包括扩大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淡化高中阶段的选拔性竞争，并逐步缩小普通高中、重点高中与职业高中之间的办学质量差距，推动各类型高中实现均衡化发展。只有当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趋于均衡、评价标准趋于多元，中考的选拔功能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