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教育家》杂志刊发题为《中考选拔功能“松动”，转向多元升学路径》的长篇报道，全国多地中考改革实践引发广泛关注。近年来，浙江嵊泗县全面取消普高录取分数线、北京推行“0.5+3”集团直升模式、成都探索小初高12年贯通培养等举措陆续出台，中考选拔功能的弱化趋势日益明朗。2026年2月，教育部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议亦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积极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探索登记入学、均衡派位、划片招生等多元化录取改革，淡化升学竞争”。

针对这一重大改革动向，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程红艳教授接受《教育家》杂志专访，就“中考是否会取消”“改革能否缓解升学焦虑”“普职分流何去何从”等关键问题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为推动中考改革回归育人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

1.取消的是中考“选拔功能”，而非考试本身

“中考选拔功能迟早要取消”——程红艳教授这一论断在报道中被重点呈现。但她特别强调，这句话需要加一个重要的限定性词语。她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学生仍然需要一次学业水平考试，只是考试的结果不再作为学生进入普通高中或是普职分流的唯一评价标准，而是更多服务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监测，以及作为过程性的评价依据收入学生的成长档案中。

这一澄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社会上关于“取消中考”的讨论不少，但往往模糊了考试功能与选拔功能的本质区别。程红艳教授的观点从“制度德育”的视角出发，强调教育制度应当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而非以单一维度的选拔机制加剧基础教育的内卷化。她同时指出，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是骤然地取消，而是柔和地前进，这需要一个艰难而理性的探索过程。

2.审视焦虑：改革如何触及不同群体？

针对改革能否缓解学生与家长升学焦虑这一关键问题，程红艳教授作出了分层式的判断。她表示，此前“双减”政策中，减少书面作业、淡化考试排名等要求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减负落地效应较强；而弱化中考选拔功能，则会缓解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升学焦虑。

然而，她同时也理性指出，对于一部分对子女期望极高的家长而言，他们的焦虑情绪或许难以因中考改革而得到实质性的缓解。这一判断揭示了教育焦虑的深层根源——它既植根于选拔性考试制度，也与家长的教育观念、社会竞争压力等因素密切相关。仅靠考试制度的单点调整，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焦虑。这恰恰印证了我所长期以来秉持的观点：教育制度的变革需要与文化观念、社会心态的转变协同推进。

3.警惕普职分流改革中的新问题

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同时，程红艳教授也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警示。她认为，中招多元录取的发展趋势再加上普高扩招，能满足更多孩子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需求，但也要警惕其带来职业教育的进一步萎缩。

她进一步指出，如果顶层设计做得不好，更多孩子即使进入了普高，也只是延缓了分流的时间，部分学生未必能在扩招、扩建中获益。实际上，学生的发展在高中阶段已有较大差异，部分学生对于复杂的数理化知识难以理解。同质化的赛道会进一步加剧高考竞争，导致人才培养效率低下，相关产业领域或许难以招聘到适合的中职毕业生。

基于这一分析，程红艳教授强调，中考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不同的人才提供差异化且平等发展的机会。她期待未来中考改革能推动形成一个更加体现“因材施教”以及“差异化”发展的教育格局，让人才的分流、个人的选择更多来自兴趣和职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