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  功成不居——我眼中的鲁洁先生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适逢我敬爱的鲁洁先生华诞90周年。我们既要读书增长知识，更要向先生学做事学做人。自从1980年进入南京师大学习并留校工作以来，自己的成长与发展一直受沐于先生高瞻远瞩顶天立地的思维品格与正德厚生功成不居的道德风范，深感无比荣幸。

鲁洁先生在60多年的行政工作与专业研究中，卓然不群，站得高看得远，方方面面均能招招领先。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今教育科学学院前身）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两个本科专业从78年开始各自隔年招生。时任教育系主任的鲁洁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我国教育研究的薄弱及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战略眼光，主动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在国内率先派出79级10多位本科生赴英美等教育发达国家进修学习，随后又陆续派出一批中青年教师出国访问，把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研究方法尽快带进国门，希望尽快缩小与国外的教育差距。

作为教育系的掌门人，先生倾力为全系的学科发展与教师成长进行“谋篇布局统筹规划”。先生自己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教育社会学等众多方向，当在布局规划时发现教育社会学方向的教学与研究梯队呈现青黄不接之际，紧急联系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吴康宁老师回系接力。正是先生对学科发展和教师成长的前瞻思维与整体谋划，加上先生身先士卒的专业引领，确立了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鉴于本校教育科学研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南京师范大学为我国首批教育学原理博士学位授权点，本人有幸成为1988年首届招收的博士生拜入鲁先生门下。尽管先生学富五车，但她总是虚怀若谷，自觉博士生的培养缺乏过往经历和已有经验，且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于是征得教育部批准，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王逢贤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秉德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张敷荣教授，与时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美大处处长、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多伦多大学的Ruth Hayhoe教授进行专业磋商，发起并签署了“中国—加拿大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并获得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的经费资助。本人于1990年作为该项目第一个以中加双方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生的身份，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攻读4门博士生课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上述最初的6所师范大学外，该项目还扩展到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院校，先后分批派出了协助国内博士生培养的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如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李宁玉、华东师范大学施良方、丁钢、黄向阳、西北师范大学田慧生、万明钢、王嘉毅、许洁英、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东北师范大学袁桂林、陕西师范大学霍涌泉、四川师范大学巴顿尼玛、华中科技大学张晓明、新疆师范大学巴哈古丽等，赴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或开展合作研究。这些当年的中青年教师，如今已都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并成为各自研究方向的中流砥柱。随后，鲁先生又亲自率团，组织国内最早一批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赴加拿大进行教育研究成果与博生生培养的交流，并规划中加两国之间进一步教育合作的蓝图，从而促成了两国之间后续的诸如“性别、语言、道德的跨文化研究”、“中国—加拿大中学生道德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的持续性合作。通过中加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项目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项目，大大加速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化潮流的步伐。

高瞻远瞩的思维品格，更是体现在她几十年的教育科学研究之中。如先生在德育的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德育的享用功能、德育的超越性、生活德育等前瞻性理论观点，克服了以往德育仅有的政治化、工具化、学科化倾向，使德育成为学生享受生命的过程。先生众多前瞻性研究及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

先生是世人公认的教育理论大家，曾被评为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中国当代教育名家。关于“顶天”的特质，我们可以透过鲁先生超前的、为我国教育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的一系列论著，从其研究的主题、理性的思辨和缜密的逻辑中不难觉察；而关于“立地”，本人作为一直在他身边的老学生，有着更深的体会。

我20世纪80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学习，就有幸聆听鲁先生给我们亲授教育学课程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和德育论。先生对种种教育问题的剖析，充分体现了“顶天”的哲学思辨与“立地”的教育实践的有机统一。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先生既训练我们的理论思辨能力，又带我们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体察教育实情。记得在学习师德部分内容的时候，先生把我们带到当时交通特别不方便的南京江宁县（今江宁区）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学，聆听为着农村孩子的未来忍受清贫坚守村小的一位残疾教师的先进事迹，这对我们这些当时才18、19岁缺乏“师德”感性与理性认识的大学生而言，相当受用。

在我们本科学习期间，先生担任原教育系主任，负责制定学生的培养计划，尤其重视各科教学中的见习与实习。记得上教学论和儿童心理学等课程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去小学和幼儿园听课、观察儿童，真正体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可如今，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学习诸如“儿童心理学”这样的课程，仅依赖教科书或电脑视频，很少接触到、更看不懂生活世界中真正的儿童了。

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内首批招收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校。教育学专业的学科门类众多，选择具有怎样的学科素养的学生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先生遵循一以贯之“顶天立地”的教育思想，确定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作为博士生招生考试科目。教育哲学旨在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等进行形而上的概括与提升，可谓是“顶天”的学科，需要学习者具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能力；而教育心理学则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具体教育情境中学生学习与教师教育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可谓是“立地”的学科，也是当今倡导教育循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立地”的特质还体现在鲁先生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途径上。先生担任教育系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一条规定：留校的青年教师走上讲台上课之前，都必须到中学接受锻炼至少一个学期。82届毕业留校的丁瑜、王跃华、华党生等青年教师，都安排在南京29中做班主任并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84届留校的我，第一年被安排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担任初三4个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与初中生的朝夕相处后，对他们心理特征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经过教学的锻炼，对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过程 、课堂管理、教学评价等内容的理解也才超越了教科书文字的描述；这也使得自己后来在大学课堂的教学更有底气、更接地气，而非照本宣科。

“顶天”与“立地”的统一，更体现在先生她自己的理论研究与道德实践中。例如，为制定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课程标准，编制修订好这两门课及后来的国家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即便年逾八旬，先生仍深入最基层的农村学校课堂，经常是连续一整天听课、磨课，改进教材教法。这一切，都是为了儿童，为了教育，为了国家的未来。

“正德·厚生·笃学·敏行”是南师大的校训。先生一生在南师大工作，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德育研究，她不只是用文字撰写德育理论，更是用人格铸就道德楷模！先生说：“道德和道德教育学术成就的高度只能是自己生活的高度”，体现了“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可以说，先生的完美品格就是南师大校训的精髓与标志。读先生的书可以得到理论的滋养，而见先生的人，感受她的为人做事，更能得到灵魂的熏陶和品格的提升。

上世纪末，有次教科所举行学术活动，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来参会。会议结束后，有位校外的女老师把用过的纸巾掉在了地上准备离开。此时，年近七旬的鲁洁先生走过去弯下腰快速捡起了纸巾，并悄悄地走到那位女老师身边，轻轻地“提醒”她：您掉东西了，记得下次别落下。那时，只见那位老师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并连声说“对不起！谢谢教授”。先生这一举动，不仅教育了当事人，也令在场的我和其他所有人深受感动。这既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先生“正德”的品格，又让我们领略到先生道德教育的高超艺术。

先生总是说，“我的一生中间，别人给予我的远大于我给予别人的，这是我整个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所作出的结论”，所以她总是倾力奉献而不求索取，哪怕是学生为感恩老师的辛勤培育聊表心意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先生也从不接受。90年代初，先生住在剑阁路，离河海大学比较近，每天傍晚会到河海大学的校园散步锻炼。先生因视力不好会随身带个手电筒辅助照明。我1991年11月从加拿大回国，为减少先生每天使用手电筒频繁购买更换电池的麻烦，就买了一个充电器和四节充电电池（当时国内没有这东西）给她照明使用，回国后拜见先生时顺便带给她，可她就是拒绝接收！这个不值几钱的充电器，至今还珍藏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以此时刻提醒自己要终身学习和践行先生清正廉洁的高贵品格。

1996年，我因工作需要调任教科所（今教育科学研究院）任常务副所长。当时年少不更事，缺乏行政工作经验，原来在教育系担任副系主任时只分管教学工作，因此对教科所的管理与发展缺乏整体思考。作为教科所老所长，鲁洁先生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我点拨和指导。有一次，先生亲自到复印店复印了一篇时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发表的论文《创建一流大学要作新探索》给我，并专门给我信箱留了条：“小谭，此文对你思考教科所工作也许会有参考价值。介绍给你，望能一读。鲁洁 97.5.30” 因为那时浙江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国家“211工程”的高校，在学科布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运行机制等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并做出了有榜样示范作用的尝试。鲁洁先生用多种方式持续给予我的指导，无论对我个人的成长还是教科所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鲁洁先生研究功力之深厚、成果之丰硕，众所周知；而她对名利之淡泊、荣誉之不屑更是有目共睹。在我们读博期间，先生的“三不”主张，令我们刻骨铭心。

——不要轻易发表论文。这既是她对自身的自律，也是对学生的要求。做研究需要沉下身子静下心，厚积而薄发，绝不能不负责任急功近利草率地发表论文，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学科（对学科发展有贡献）、对得起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主张下，先生所发表的每一篇论著，都具有极高的质量，对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对科研成果发表的要求，在过于追求科研成果数量化评价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与价值！

——不与年轻人争课题。可以说，凭鲁先生的学识能力和学术声誉，申报任何研究项目几乎都可以得到批准，这是社会学中“马太效应”的自然显现（现在课题评审就是要关注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研究基础和学术影响力）。可先生总是首先考虑年轻人的发展，尽可能将有限的资源让给年轻人。所以，这几十年里，先生虽然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引领教育发展方向的前沿研究，但从不主动申报新的研究项目。《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的国家课程标准制定与教材编写项目，都是由国家教育部“强加”给她的。

——不与年轻人争奖项。与课题申报相似，凡是遇到各种奖项与荣誉评比时，先生又总是将这些机会让给年轻人，自己不主动申报。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教育社会学》、《德育新论》等论著在我国教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别获得吴玉章基金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还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88）、江苏省劳动模范（1988），曾宪梓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1993）、全国先进工作者（1995）、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2007）、新中国60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2009）、当代教育名家（2017）等荣誉称号。这些奖项与荣誉，并非由她个人主动“申报”而得，而都是像“诺贝尔奖”那样由同行推荐、专家评议后政府“授予”给她的。

80年代后期，上级组织部门鉴于先生优秀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与杰出的管理能力，有意任命她担任学校领导职务。面对这众人求之不得的位置，她却断然谢绝，而且找到了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理由：“不能开夫妻老婆店”（因为鲁老师的先生曾担任过学校党委书记）。

生活中的先生总是勤俭节约，对自己尤其“抠门”，可对他人、对集体却又异常的“慷慨”。2018年，她将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100多万元悄悄地捐给道德教育研究所设立小学德育教学研究专项基金，鼓励一线老师开展德育课程的教学研究，但对德育所和学院提出的“苛刻”要求：不做任何形式的宣传，基金名称不冠以自己的名字。在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先生如此高风亮节，实乃世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