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3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2年第11期学术沙龙在田家炳楼909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博士生姜子豪主持，杜时忠教授、卢旭副教授、张添翼副教授、孙银光博士和德育所全体硕博生参加。

本期学术沙龙有三项议程：一是博士生刘潞小论文汇报：《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再思考：解释与扬弃》；二是卢旭副教授新书分享：《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三是师生共庆生日。

 博士生刘潞：《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再思考：解释与扬弃》

博士生刘潞从四个方面分享了文章：第一，源于文本，对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释读；第二，囿于困境，对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缘由进行剖析；第三，归于借鉴，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当代扬弃。第四，余论部分思考了涂尔干家庭德育观之于人口老龄化与“三孩”政策的碰撞。

首先，她以涂尔干关于家庭道德教育阐述为基础，指出家庭育德的实然限度。即虽然现代家庭的单一性阻碍个体道德发展、现代家庭缺少纪律精神难以树立权威，但家庭具备促进儿童形成利他主义倾向和预防个人自杀的价值功能。其次，她从内外因两个角度阐述了涂尔干关于家庭和家庭道德的悖论。再次，她以批判性眼光审视涂尔干的家庭道德观，认为可以通过构建家校德育合作共同体，发挥家庭情感育德优势促进情感转向，从而推动中国德育的发展。最后，刘潞在余论部分指出涂尔干的家庭道德观受制于时代发展，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新性阐释应用涂尔干的家庭道德观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与会师生对博士生刘潞的分享进行讨论和交流。

博士生刘莎对“家庭环境的单一化阻碍个体道德发展”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家庭成员的增多也不一定对家庭德育方面有益；并建议精简摘要。

博士生叶贞莹从论文的形式与内容上提出了疑问和建议。在“家庭育德的价值所在”部分，三个小标题的句子结构是否可以统一？单一的教育环境会阻碍个体德育发展，但经常变动的教师、教育环境是否利于儿童健康发展？家庭的群体凝聚力能够预防个体自杀这点能否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切入点，并与道德教育之间联系起来？

博士生廖思伦对文中所讲到的纪律精神提出了疑问：纪律精神究竟是道德情感还是社会规范？纪律精神属于情感德育的范畴吗？如何界定纪律精神？

博士生刘志芳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明晰涂尔干是否有系统的家庭德育观？前人对涂尔干家庭道德观的思考有哪些？相较于前人，本文的“再思考“体现在哪里？其次，文章在论述的过程中没有解释涂尔干德育思想矛盾冲突的原因，而是在解释家庭不能作为德育机构的原因。那么，涂尔干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矛盾之处吗？这种前后思想的矛盾点是否可以通过涂尔干的生平经历、社会背景变革来解释？最后，启示部分是否可以适当讨论现在的家庭结构与之前的传统家庭相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与涂尔干所处时代的家庭有什么异同之处？结合现代家庭来谈启示，再对涂尔干的思想进行扬弃。

博士生卢迎丽就文章发表了意见和思考：第一，文章对涂尔干家庭德育思想把握得不是很清晰。文章需明确涂尔干家庭德育观的价值是什么，涂尔干的家庭德育思想在他本人的思想理论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第二，应重点突出涂尔干家庭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第三，在启示部分，要结合当前我国的家庭情况，从涂尔干家庭道德教育理论中汲取养分，提出可操作性的改进措施。第四，提出论文的各观点之间逻辑层次有待加强。

硕士生高一蓝提出困惑和思考：文中所提到的涂尔干的“乐观的家庭德育思想”是已有研究结论还是这篇文章中对涂尔干德育思想所做的价值判断？这篇文章相对于其他关于涂尔干德育思想研究的创新点在哪？关于家庭群体的凝聚力可以预防个体自杀这一点，到底是因为紧密的家庭关系能够预防自杀还是说有自杀倾向心理的人更不易有紧密的家庭关系？孙银光博士对该论文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文章内容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建议把涂尔干的家庭教育德育观相关成因挪到文章的第一部分，然后就涂尔干家庭德育观内容的矛盾之处进行分析，最后再论述该德育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的启示。第二，研究经典理论家的思想，最好谈谈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实工作的启示。

卢旭副教授提出：研究经典是为了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考据。他认为博士生刘潞对涂尔干的思想把握得不够透彻，文中指出涂尔干思想似乎存在内在的矛盾之处；既认为家庭不是很好的德育场所，但又重视家庭德育。卢旭副教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涂尔干所说的道德教育其实是狭义的、制度化的、专门的教育，认为教育是存在于学校里的；而在家庭中受到的道德影响并不是涂尔干所谓的教育，因此“家庭不是很好的德育场所”与“家庭德育具有一定价值”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其次，涂尔干思想中也有关于家庭场域与学校场域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他思考的是家庭能为道德教育做什么，而不是要构建家庭德育体系。再次，涂尔干有关自杀的研究不属于道德范畴。涂尔干认为自杀是一种正常的、客观的社会现象，家庭德育对自杀有约束作用，会抑制个体的极端行为，但是家庭德育的目的不是防止自杀。最后，论文的余论部分与文章主题“涂尔干的家庭德育”联系不紧密。

卢旭副教授新书分享：《少年儿童的政治社会化》

卢旭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并介绍了写作思路，总体上是希望建立一个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体系。他从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内容、过程与机制、途径、活动再到组织等部分介绍新书的内容架构。一是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方面，卢旭副教授介绍了书里“政治社会化”、“经济人”、“政治人”等概念；二是在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方面，提到了“政治想象力”；三是在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方面，强调传媒和网络的作用；四是在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组织方面，介绍了国内外少年儿童组织及其区别；五是介绍了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述评。杜时忠教授、张添翼副教授、孙银光博士就卢旭副教授新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交流。

张添翼副教授表示社会化问题是一个比政治社会化更现代的问题，研究道德心理时，讲道德内化、道德化，包括经济学科研究合作问题，其实还是强调社会化机制的，所以这个“社会化”的“社会”是一个更广义上的社会。卢旭副教授所说的从“自然人”演化为“社会人”，这个社会又可以细分为道德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等，道德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又不太一样，道德社会化这个概念早些年可能还有人提，现在提的人几乎就见不着了。以前我们讲“人没有先天道德或道德感，道德是纯粹后天建构出来的，人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成长”，参照这个，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一些政治属性的东西呢？如果人存在某些先天的政治性相关的因素，那么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这个说法就不是绝对成立的。

卢旭副教授表示“自然人”不是只有自然属性，而是自然属性占主导，谈“政治人”、“社会人”，不是说只有社会性或政治性，而是社会性、政治性占主导。小孩生下来，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是占主导的，此时小孩还没有社会意识、社会观念，经过若干年以后，小孩在社会意义上成熟了，成长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个“社会人”也并不意味着他身上就没有自然属性了，只不过是身上的社会性占主导了。

张添翼副教授还就卢旭副教授书中“权力”的观点表达了看法：政治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人际冲突，人与人之间有矛盾冲突，两个人无法调和，因此需要一个高于个体的权威来决策，在他看来，通过矛盾冲突来谈政治的起源，会比从“权力”的角度更透彻，当然，政治产生之后，权力也随之而来。

卢旭副教授表示权力的定义有很多种，广义的定义为“所有能够影响别人的力量都叫权力”，或者说“强制性的影响力就叫权力”，西方对权力的定义为“A让B按照A的意愿去行事的能力”，所以权力是一种影响力或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影响力，分为一般的权力和国家的权力即公权力。

杜时忠教授表示就像道德感一样，人在进化过程中本身已经存在一些政治属性，但是后天也会发展出所谓权力的东西，但是政治不能离开社会其他的一些系统，所以人的社会性就需要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有互惠有利他。权力还是要放在政治的具体位置来谈，根据具体的问题来谈。

卢旭副教授表示自己是从权力的角度来谈论政治社会化的，少年儿童是怎么感受到这种权力的，又是怎么去获取权力、形成自己的权力的。卢旭副教授还认为遗传的某些因素只是为人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某种影响的，他认为政治性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人与生俱有的不是个人的政治属性，而是个体所处社会的政治属性，人作为一个个体降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可能从上一代继承了一些社会关系，但是不能说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能。

生日祝福

德育所为九月份过生日的同学准备了蛋糕并献上生日祝福，共同拍照留念。至此，德育所第11期学术沙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