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志蕊: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0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北京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饭圈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青少年文化形态,卷入其中的青少年在对偶像的疯狂追逐中会出现理性迷失的问题,呈现个人认知盲目化、生活信念空洞化、集体行为虚假化等三重表征,其深层原因是青少年成长需要的错位满足、群体生活的隐性诱导、虚拟环境的价值熏染。为解决饭圈文化诱发青少年理性迷失的问题,我们必须在社会层面平整理性植根的土壤、在学校场域培育理性孵化的苗圃、在家庭领域搭建理性生长的支架,从而实现青少年理性的复归,规避饭圈文化引发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饭圈文化;青少年;教育;理性
随着偶像经济的不断发展,粉丝规模日益扩大,并因趣缘性形成了粉丝圈层组织——“饭圈”。饭圈通过群体互动、集体行动和话语体系等对粉丝文化进行丰富和发展,逐步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1]作为一种青少年文化现象,饭圈文化依托自组织机制,持续地吸引大量青少年参与其中。[2]从饭圈“撕战”到“倒奶”打投,饭圈文化正以狂热的姿态对网络生态造成严重侵蚀,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2021年6月,国家网信办在“清朗”系列活动中,特别启动了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大力整治娱乐圈的饭圈乱象,深入清理宣扬攀比炫富、奢靡享乐等不良价值观的信息。然而,饭圈文化不仅在娱乐圈盛行,且已渗透到其它领域,因而对饭圈文化的持续关注尤为迫切。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饭圈”的形成原因[3]、组织特征[4]和权力结构[5],为理解饭圈文化、推动治理实践提供了丰富维度和多重思路,但对构成饭圈文化的主体——青少年的关注较少,未能厘清其理性迷失的现实表征及内在成因。鉴于此,本文拟从饭圈文化的背景出发,着力审视青少年理性迷失的具体表现并深入剖析现实成因,进而探索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教育路径。
一、饭圈文化下青少年理性迷失的多重表征
“饭圈”文化是典型的青少年文化形态,粉丝群体是亟须关注和引导的网络新社群。他们活跃在虚拟空间,既有积极、正向参与社会建构的内在愿望,又日益凸显出外向度的无序性、对抗性。[6]由于缺乏适切的教育引领和舆论疏导,青少年在狂热的资本驱逐和饭圈裹挟下逐渐迷失理性。于是,疯狂的饭圈文化让原本处于亚文化中的青少年粉丝变成了大众眼中的群氓。
(一)“颜值即正义”:个人认知盲目化
本雅明用光晕形容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受人膜拜的特点。[7]精心包装的颜值与刻意营造的人设为偶像也镀上了神秘的人造光晕,使其个体特性被隐匿在偶像光环之下。于是,超越客观品质和真实能力的“完美”偶像吸引着青少年为其追逐迷恋。尽管活跃于饭圈的青少年宣称对偶像的追逐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但在直击视觉感官的颜值之下,青少年往往会忽视偶像作为艺人应具备的业务能力——“才华”,甚至会忽略偶像作为人而应有的道德品质——“人品”。如此,在“恃靓行凶”的导向下与“疯狂舔屏”的过程中,青少年模糊了偶像台前和幕后的界线,混淆了虚假与真实的区别,对偶像的认知仅通过媒体传播出来的信息进行建构。然而,通过媒体包装出来的人设往往与偶像的本性并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驰,这意味着偶像随时面临着“塌房”的危险。遗憾的是,青少年在畸形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并不关心偶像的塌房风险,甚至会用异化的观念置换道德的压力。于是,他们对偶像的关注度呈现出颜值、才华、人品的递减状态。最终,“颜值即正义”成为青少年对偶像言行甚至道德品性进行判断的绝对评价标准。以致于,饭圈青少年的个人认知流于肤浅化、畸形化,对劣迹艺人显示出道德上的包庇和纵容。例如,在顶流偶像吴某从被举报到被刑拘过程中,其粉丝从最初的绝不相信到成立“救援群”,以及发出“法场见”等狂悖言论[8],一遍遍刷新着大众对饭圈青少年的认知底线。可见,在饭圈文化的渲染之下,部分青少年对社会及人的认知能力正在变得简单而片面、肤浅而盲目,难以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他们对偶像的颜值滤镜正在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甚至践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二)“我又快乐了”:生活信念空洞化
波兹曼指出,“当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在娱乐业极度繁荣的社会境遇下,青少年在偶像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习惯于以偶像的行为作为生活的取向,以偶像的成绩作为生活的价值。在资本运作和媒体营销下,那些年少成名的偶像尽管文化成绩欠佳,甚至品性不良,却以光芒万丈的形象出现在青少年的视界里,成为其欣羡甚至追随的对象。诸如“某少年团的偶像中考两百来分”的例子正成为青少年逃避学业压力的借口,出名赚钱成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想象。循此逻辑,“娱乐至死,不问明天”式的“氪金”追星模式正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信念,让自身在花钱集资送偶像出道、为偶像刷榜冲人气等行为中陷入了群体的狂欢。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饭圈青少年的采访中可以看到,相关部门打击饭圈集资以来,大量青少年依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集资打投,以JZ(集资缩写)、橘子表情、“团建”为集资暗号,以“酥肉”“冰粉”“吃火锅”等成为金额代号。据相关打投平台显示,排名靠前的偶像月均粉丝筹款金额均超过200万元。[10]对于饭圈青少年而言,偶像的人气排名上升成为生活中的快乐源泉,对偶像行程通告的追随成为生活的“朝圣之路”,于是自己宁可节衣缩食,也要花钱送偶像“C位出道”。在为偶像集资打投的同时,青少年却不愿花费资金甚至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我,以致无法在切己感受中对生活形成稳固的价值信念。在资本裹挟的饭圈文化下,饭圈青少年耽溺于物质享受与审美追求,沉沦于官能愉悦和信念贫乏。他们对即时的、短暂的快乐获取正抑制着对生活的深度思考,也扭曲了正在形成的生活信念,变得日益空洞化。
(三)“为爱豆撕战”:群体行为虚假化
自《超级女声》开启“追星元年”以来,大规模、有组织的粉丝群体也随之开始出现。在继承早期粉丝文化的基础上,饭圈青少年在宣传、应援、公益等一系列群体行动中,逐步转化为组织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集体,曾在守护“阿中哥哥”的舆论战以及为河南暴雨筹资等活动中发挥不可忽视的正面导向作用。然而,饭圈青少年也在打榜、控评、反黑过程中日益变得偏激,集体的正向功能正在弱化,群体的行为走向虚假化。“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转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11]从“2·27大团结事件”到“坤伦之战”,饭圈粉丝将自己所属群体视为一个不可撼动与诋毁的集体,将“饭圈撕战”称之为“为爱出征”,让自身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获得合理性基础。于是,当偶像之间出现利益纠葛及名誉纷争时,不同“正主”的拥趸者会立刻集结起来,在网络世界甚至现实世界爆发激烈冲突。在此过程中,饭圈粉丝团以“大粉”为意见领袖,以“战斗粉”为中坚力量,形成强大的攻击力量,当自己所属一方占理时就讲道理、摆证据;不占理时则造谣、传谣、谩骂甚至“人肉”等。[12]在引流拉踩的混战中,饭圈粉丝会做出脏话对喷、人肉搜索、网络恐吓等突破价值底线的违法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饭圈青少年的理性开始停滞,成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应声虫”,他们只能接受支持偶像的声音,而强制屏蔽不利于粉丝群体的意见。这些受虚假集体意识牵引的偏激行为吞噬了青少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引发着群体性侵权行为,也让饭圈群体异化为狂热的乌合之众——情绪支配、缺乏理性、行为虚假。近年来,饭圈文化正在逐渐外溢,青少年粉丝甚至用饭圈规则去要求圈外人士,“不喜欢就举报”“粉丝控评”等饭圈行为方式,让普通网民深受其害。[13]青少年粉丝虚假集体行为产生的危害会产生涟漪效应,自个体向社会波及开来,既滞碍了青少年道德水平的发展,也妨碍了网络道德舆论的生成,甚至阻滞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在异化的饭圈文化下,饭圈粉丝群体打着以“爱”为名的借口在网上互撕谩骂、人肉搜索、造谣恐吓,以致饭圈正在歪歪扭扭走向怪圈。与之相应,青少年粉丝被层出不穷的饭圈乱象包裹,导致个人认知盲目、生活信念空洞、群体行为虚假,不仅给自身的价值建构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对社会道德的良序发展造成了极大冲击。
二、饭圈文化下青少年理性迷失的现实归因
饭圈青少年呈现出认知盲目、行为虚假、信念空洞的理性迷失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滞碍了自身的道德发展。究其成因,主要是青少年在获取心理满足感时,成长需要的错位填充;在和他人建立亲密联系时,群体生活的隐性诱导;在探寻存在感时,周遭环境的价值熏染。
(一)错位满足:成长需要的填充
成长需要是个体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产生并与成长相关的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4]马斯洛认为,成长需要的逐级满足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增强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生命自觉。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竞争压力的增强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青少年在现实场域中的成长需要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的饭圈之中,从而实现成长需要的错位填充。
其一,饭圈文化错位满足了青少年的情感和归属需要。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让青少年在家庭内外都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式成长,导致作为整体性代际特征的群体性“孤独”气质愈发强烈。[15]青少年由于陪伴式成长的缺乏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促使自身从参与饭圈活动中寻找心灵陪伴和精神慰藉,通过投入成本获取“XX女孩”“XX家人”等饭圈身份标识,进而获致归属感和意义感。于是,“偶像-粉丝共同体”让一些青少年在心理上将偶像视为亲人,并产生相应的关爱行为。[16]然而,虚拟的家庭成员关系定义及相应的类家庭关系行为会模糊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实质上难以满足青少年真实的情感和归属需要,甚至会对现实家庭关系造成困扰。其二,饭圈文化虚假满足了青少年的尊重需要。偶像是饭圈文化的核心,为青少年理想情感的个性表达与自由选择提供了现实载体,取代了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他人通常是社会或学校建构好之后,通过榜样教育等形式让青少年被动接受,而与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存在较大差距。对于青少年而言,偶像扮演着重要他人的角色,也体现了理想自我的投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审美偏好自主选择偶像,体现自主意识和权利,让自身的尊重需要得到满足。然而,偶像的人设是人工虚构的,携带的价值观念是虚假且不稳定的,难以充当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者,甚至会因自身的“塌房”而对青少年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所谓的尊重需要被满足仅是青少年通过主观沉溺而获得的即时性满足感。其三,饭圈文化异化满足了青少年的自我实现需要。经过十多年发展,饭圈粉丝团的层级分明、职能明确,青少年在各自“岗位”扮演角色。例如,有摄影、绘画、剪辑、文案等才能的青少年充分施展长处,成为粉丝群体中的“技术粉”,发挥“排雷”“侦查”“控评”“产粮”等功能;有人甚至发展成为十项全能的“大大”,在饭圈内受到同伴的认可和追捧,由此体验到自我价值感的实现。然而,饭圈青少年成长需要的满足来自虚拟世界的填充而非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实质上是获得虚假的“饱腹感”。这种即时而短暂的错位满足,会让青少年产生虚幻的认同感和意义感,从而沉溺于饭圈活动而脱离现实生活。
(二)孤岛连接:群体生活的诱导
群体是两个或更多人在较长时间里进行互动,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将他们视为“我们”。[17]参与群体活动是青少年从个体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满足、实现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个人想要彻底地融入群体之中,必须让自己的某些个性服从于群体的要求,让自身沉浸于群体性活动之中。[18]较之现实群体而言,依托互联网发展形成的虚拟社群突破了时空局限、阶层差异、文化层次等方面的桎梏,具有活动隐蔽、交流便捷、聚合性强等特性。因之,青少年倾向于通过网络融入饭圈粉丝群体,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孤岛连接。于是,青少年的认知与言行必然会受到饭圈文化的暗示与诱导。当群体处于非理性状态,个体受其影响便会产生虚假的集体感,甚至丧失理性能力而被情绪支配。
一方面,饭圈独特的话语体系为个体融入群体提供了语言共同体。语言是对文化的反映,会折射出文化的内涵,并以文化为中介影响人格结构的形成。于是,使用同种语言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方和自己属于同种文化并共有某些人格成分,随之产生天然的亲近感。[19]饭圈特有的语言反映了区别于日常用语的圈层文化,nbcs(没人在意)、jms(姐妹们)、u1s1(有一说一)等夹杂着中英文与数字的“饭圈黑话”让不同地域、身份、文化水平的青少年共享一套通行的交流话语。自成一套的话语系统将青少年黏合成语言共同体,归入相应的圈层群体,且形成了一条语言隔离带,把不属于饭圈的人隔离在群体之外。于是,青少年通过以异求同的方式,在使用饭圈语言交流时便获得了来自饭圈的身份认同。然而,青少年的表达也因此变得缺乏规范且意义贫瘠,逐渐演化为饭圈内部的自说自话。值得注意的是,“绝绝子”、YYDS(永远的神)、XSWL(笑死我了)等饭圈用语正突破原有圈层,毫无节制地扩张并进入青少年的日常表达之中,加剧了其表达的同质化、浅层化,甚至造成了现实群体间的割裂与冲突。另一方面,围绕偶像的创作文本为群体持续吸引个体形成了融合力。饭圈成员围绕偶像而创作的同人文、图画、歌曲或视频等,为群体成员提供了内部交流的文本话语,并加固了圈层之间的围墙。同时,“饭圈在文本盗猎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将媒体消费变成了新文本产生,或者毋宁说是新文化和新社群的产生。”[20]如其所言,饭圈青少年并不满足于媒体提供的内容,还会从中盗猎文本,围绕偶像进行内容生产,以维持群体粘性并吸引更多“散粉”“路人粉”“多担粉”加入其中,通过粉丝群体的壮大深化对饭圈的认同。然而,在个性化的虚拟维持中,青少年脱离了其他社会群体,却毫无被孤立的抽离感,反而觉得异常满足。[21]显然,青少年的文化需求尤其是身份认同被饭圈文化满足,因而很容易被饭圈群体所诱导,导致自身认知及行为受其驱动。于是,个体的理性逐渐湮灭在饭圈群体的非理性感情和道德观之中。
(三)价值偏移:虚拟环境的熏染
饭圈虽是青少年因趣缘性形成的圈层,但主要寄生于虚拟环境。然而,资本操纵之下,偶像在喧闹的舆论场中逐渐滑向了唯话题、唯流量、唯热度的境地,网络中由此充斥着各种不良的价值信息。这不仅让围绕偶像运行的饭圈文化发生了异化,也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冲击。
一方面,资本以严密的商业链条引导青少年进行符号消费,使砸钱打投成为其情感和个性表达的方式,导致青少年价值取向庸俗化。“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22]基于此,商业资本在通过饭圈串起了“偶像—粉丝—商业平台—娱乐经纪—营销机构—广告商—厂家”等利益集团,其背后是一条围绕数据流量的产业链,由此催生了“流量至上”的理念建构与规则输出。[23]在这种境况下,没有流量的偶像会沦为资本的弃子,而青少年肯为偶像花钱才是“真金白银爱的供养”,那些只欣赏不消费的人则会被贴上“白嫖怪”的标签。正是为刺激青少年消费,商业机构根据青少年对特定品质或形象的偏好,通过精致包装和文本修辞为偶像制造了各种虚假人设,继而诱导其购买附着在偶像身上的人设以彰显自身的个性。实质上,饭圈青少年的消费打榜看似个性张扬,其实是受消费主义时代的“个性假象”所蛊惑,背后潜藏着个体堕化的风险,也让勤劳、节俭等中华传统美德在资本运作中被逐渐弃置。另一方面,算法对饭圈信息的精准投送为青少年兴趣爱好的满足圈囿了舒适区,钳制了思想发展的方向,导致青少年价值取向单极化。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支持将信息极大地聚合起来并进行精准分类,让兴趣相投的青少年可以把自己归入舒适惰怠的虚拟共同体。在这样的“信息茧房”环境中,人们只听信和选择令自己愉悦的东西,很容易导致道德认知上的极化。[24]事实上,青少年关注及获取的信息在算法选择下日益趋于同质化,仅在舒适区满足文化需求和身份认同。于是,个体的思想、情感、愿望提前受到限制,也就失去了独立思考、体验和想象力的能力。[25]他们或许知道或察觉到在饭圈接触到的信息未必是正确的,但还是会因理性的堕怠而受其制控,接受饭圈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可见,在资本裹带和技术牵引之下,饭圈青少年难以进行批判性和深层次的思考,亦无法对生活生成深刻的审查和体悟,以致于出现理性迷失的病症。
当代青少年的物质生活在不断改善,但受制于成长需要和现实供给的抵牾、个体追求与群体狂热的牵连、资本运作和虚拟环境的叠合等,自身的精神世界未能随物质充裕而丰盈。在饭圈文化的鼓动与诱导下,青少年转入虚拟场域找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以致于理性在日趋狂热的饭圈文化影响下出现迷失。
三、饭圈文化下青少年理性复归的教育路径
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稳定,对自身行为缺少自制力,极易被外在环境影响甚至裹挟。在这种情况下,饭圈文化与粉丝活动成为影响青少年理性发展的重要策源地。这意味着青少年若是无法正确地看待偶像,规避饭圈文化的负面影响,将难以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在社会层面平整理性植根的土壤、在学校场域培育理性孵化的苗圃、在家庭领域搭建理性生长的支架,从而引导青少年实现理性的复归。
(一)虚实结合:平整理性植根的土壤
尽管饭圈文化存在浅层化、单极化等问题,但绝非一无是处,也有独特的正向功能。甚至很少有群体组织能像饭圈一样调动起青少年的情感和行动,唤起强烈的群体认同感。然而,社会的纵容与默许会令其恣意发展,最终让饭圈文化在不断异化与外溢过程中出现反噬。换言之,若想纠正饭圈文化的价值取向、发挥其正向功能,社会必须进行深度治理与综合约束。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加强监管与指导,规范媒体的舆论宣传,并重视偶像的价值引导。我们要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对饭圈青少年唯金钱、重颜值、轻实力的价值观念进行纠偏,将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方式进行收编,让饭圈文化成为催生新型群体文化的策源地。
首先,政府应加强监管,避免青少年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饭圈已具备较强的组织力、传播力和造势力,成为营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商业资本利用饭圈的特点,以偶像为载体实现逐利的目的,搅乱了娱乐产业的正常运行,妨碍了网络生态的有序发展。因此,政府需对娱乐领域的天价片酬、恶意营销、话题炒作等问题进行持续关注与打击。“‘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运动,着力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干净的网络环境。”[26]同时,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支持,加强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符合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并引导文化产业领域的消费升级。其次,媒体应有所坚守,审慎处理与饭圈的关系。随着饭圈影响力的日益增强,饭圈已不再仅是媒体的报道对象,还是舆论事件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近些年来,为了引流量也为了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媒体开始尝试改变话语方式,甚至在议程设置阶段主动接触饭圈。[27]然而,作为约翰·普利策口中的“瞭望者”,媒体从业者不能为了博眼球、引流量而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而应以客观公正的立场理性审视地加以报道,从而引导青少年的道德发展。最后,偶像应提升业务能力,注重个人言行的示范作用。饭圈素有“饭随爱豆,粉随正主”的观念,可见偶像在饭圈的核心作用以及对青少年的影响作用。作为群体的价值符号,偶像担当着青少年的意见领袖和精神领袖的角色,其言行对青少年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因此,偶像应主动肩负起对青少年的正面引导作用,避免出现价值偏离时的“偶像失声”——偶像作为工具人而存在,没有表现出思想与人格。在多方协同努力下,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都将充盈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并与饭圈文化处于互动沟通、动态平衡的状态,从而共同助力于青少年的理性发展。
(二)理念传递:培育理性孵化的苗圃
学校是孵化学生理性的重要领地,但教育实践存在单向度指向——过度重视规整知识的传递,而忽视了对学生理性能力的关照。当理性尚未成熟而感性过于恣肆时,青少年很容易陷入对身体官能和感官愉悦无止境地追逐之中,于是饭圈成为他们自我放逐的飞地。因此,学校教育绝不能片面地以知识传递为目的,也要滋养学生的健全品格,致力于促进其全面发展。在席勒(J·C.F.von)看来,理想的人格是既有统一的理性,又有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充满力量,又温柔;既有理性的成年性,又有想象的青春性。“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28]这意味着学校要促进青少年成为完整的人,就必须重视美育、德育等教育形式对青少年理性生长的催发作用,引导其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共生。
第一,重视美育功能。青少年通常借饭圈文化标榜个性,但这种个性往往是“伪个性”;真正的个性是个人潜能的充分发展,而“伪个性”只是对感官欲望的迎合。[29]学校应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开发美育资源,形成系统的美育课程,按照美的规律培养青少年认识、感受、创造美的能力,让其潜能及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正如《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和创新意识,培养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格调,成长为心灵美、形象美、语言美、行为美的新时代青少年。[30]青少年应明晰美不仅有感性的外观还有理性的内涵,不再停留于对事物表象的欣赏和通过物质消费寻求精神慰藉,而能在文化审美中找到真实的自我。第二,调整德育方式。一方面,加强青少年对偶像的认知疏导,培养其形成理性批判意识。当然,基于榜样和偶像在青少年生活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交叠与对立现象,学校可以在德育中尝试对优质偶像榜样化传递和现实榜样的偶像化转变。[31]例如,学校可提供符合时代要求与青少年成长需求的“偶像-榜样”,包括发掘演艺圈德艺双馨的艺人、挖掘伟大人物身上平凡的一面,从而缩短其和青少年之间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正视青少年发展的合理需求,建构青少年成长共同体。青少年在饭圈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实质是以虚拟权力和圈层身份实现生活缺失的补偿,是对现实成长需要的错位满足。因而,青少年共同体的建构要让每个成员都能找到自身价值,让其才能得到充分施展,意见和观点能够充分表达,并在集体活动中确立生活的价值观念和意义信念。当学校美育和德育协同发挥作用,孵化学生的心灵与理性趋向一致时,他们才能在物质欲望中灌注理性精神,让理性形式获得具体血肉,从而可以批判地看待圈层文化,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价值引领:搭建理性生长的支架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起始教育和奠基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辅相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32]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需要家长的精心引导。以是观之,家长应充分重视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的身心变化,正视其受饭圈文化熏染导致理性迷失问题,通过良好的家风家教和亲子沟通为其理性生长获得支架。
一方面,重视家教家风。家庭是社会最典型、最基本的生存单位,也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行为习惯养成的首要场所。这意味着家风家教是最基础、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德育方式之一,亦是培育青少年践行价值观念的微观体现。然而,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强,父母对子女的生活陪伴和言传身教成为稀缺资源,也让家风家教的传承出现断裂。于是,家长倾向于在物质上满足子女的需求,却忽视了对其观念层面的指引。当青少年难以在家庭生活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时,他们转而向圈层群体寻求精神依归,甚至为偶像投入财富以获得虚假陪伴。因此,家长应注重用家风家规约束言行,通过孝老爱亲、团结邻里、勤俭节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子女,为其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和消费观。[33]这种现实家庭生活的充实可以有效符应青少年对陪伴式成长及亲密关系的渴望,从而满足其情感和归属需要。另一方面,加强亲子沟通。亲子沟通是父母与子女信息交流的过程,交流的质量、状况、方式等会影响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建立、道德判断的形成。面对社会的急速变迁和观念的多元冗杂,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且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亲代在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34]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还伴随着亲子两代对同一事物的差异性理解。正如以饭圈用语为代表的语言隔离带将父母与青少年区隔,这既是亲子代际文化的冲突,也是权威与反叛的对垒,给亲子有效沟通带来了极大挑战。当青少年学习压力大、内心焦虑而父母又对其缺乏理解和支持时,青少年就容易沉浸于悦己的饭圈文化并对之进行非理性的理解、模仿和行动。因此,要突破亲子交流的壁垒,家长首先应以平等开明的方式、包容的姿态和近似的话语与子女对话,化解青少年内心的焦虑与隔阂。其次,面对亲子两代的差异,家长要做的不是忽视差异,也不是祛除差异,而是整合亲子差异。例如,家长可从定期沟通、尊重人格、鼓励表达、耐心倾听、宽容意见等策略入手改善亲子沟通。[35]青少年的自我实现需要在亲子沟通中得到满足,也就削弱了其向饭圈文化寻求错位填充的需求。在家风家教的影响和亲子沟通的引导下,青少年会获得需要的满足、观念的培育,继而在平等交流和倾听互动中实现理性的生长。
理性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检视而追求美好价值的精神力量,其意义是帮助青少年形成追求一种向好向善的生活。我们要使青少年摆脱饭圈文化的制控,必须让其实现理性的复归,即形成理智化的心理状态及辩证思辨的能力,避免非此即彼、抽象简单的思维方式,超越情绪性意见和单向化视域。通过“家—校—社”的一体建构和协同努力,将极大促进青少年的理性发展,从而规避饭圈文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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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林玮:《“算法一代”的诞生:美育复兴的媒介前提》,《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
[22](法)让·鲍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3]栾轶玫:《饭圈失范的表象及纠偏》,《人民论坛》,2020年第26期。
[24](美)凯斯·桑斯坦著:《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103、104、105页。
[2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26]国家网信办:《2021“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开展——治理网络乱象,净化网络空间》,《人民日报》,2021年5月9日。
[27]王钟的:《媒体与饭圈打交道的尺度》,《青年记者》,2021年第3期。
[28](德)席勒著:《美育书简》,许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5页。
[29](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图书馆,2017年版,第67页。
[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10月15日。
[31]岳晓东:《论偶像—榜样教育》,《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第9期。
[32]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增强社会各界办好教育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共同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人民日报》,2018年9月14日。
[33]张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试验场:家风家教》,《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2期。
[34]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5]雷雳 、争艳、李宏利:《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教育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