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1年第10期，第5-7页

众所周知，启蒙最本初的意义便是康德表述的“有勇气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即用理性去摆脱迷信、神话、偏见、无知，去寻求智慧、真理，一切都需要经过理性的审判。个人第一次可以不再根据圣经或神父的教诲， 而是通过自己的认知去理解上帝；一个公民虽然必须要纳税，但他可以像学者一样自由思考税收的正当性，可以基于理性批评政府的税收政策。理性不会因为权威、暴力而退缩或扭曲。从理性的自由运用出发，西方文明不断摆脱束缚，沿着现代性的轨迹，达至现代文明的巅峰。

一、政治启蒙是自由而公开地运用理性

启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理智启蒙和实践启蒙。前者关乎对于符号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探索，以理解和征服外部世界为主要目标；后者包括对于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存中不断流变的种种人际关系、利益、权力等实践法则的认识，关注人类自身的社会处境，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主要目标。约翰·贝克认为， 只关注理智或思辨启蒙，至多只能产生出一个“机智、聪明、优雅、自私、仍然胆怯的” 民族。这样的民族也许善于明哲保身，但会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安静地忍受一切取消不可转让权利的凌辱，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可见，实践启蒙至关重要。

实践启蒙可以大致分为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前者与对个人事务的谋划相关， 而后者则与对公共事务的谋划相关。亚里士多德曾说让年轻人学习道德，而让年长人去学习政治。他认为经由道德启蒙而养成的德性，如节制、勇敢、公正、智慧等是政治启蒙的前提和基础。阿伦特反其道而言之，认为并非道德让政治变得可能，而是政治性存在使得道德变得可能。她有力地揭示出在纳粹的统治之下，那些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人比那些拥有某些道德律的人更有可能抵抗当时的政权。虽然两人观点相左，但实际上都主张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相互联系、不能孑然分离。正像康德指出的，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的本质区别在于道德启蒙更加强调理性自由地、个体性或私人化运用，而政治启蒙则更加强调理性自由而公开地运用。道德启蒙可以是个人心底暗暗的志向或发愿，或是在灵魂深处的顿悟，或是在黑暗的个人心灵密室里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或是个人对于自身幸福的积极谋划。个体需遵循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原则， 但不需要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思考和选择过程。而政治启蒙要求一个人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公开而自由地运用理性。自由，意味着不被权威或外力所强制；公开，则意味着在公众面前像学者一样有理有据、表里一致地发言。同事或朋友之间茶余饭后的闲聊并不构成一种公开，公开需要更大程度的透明性和开放性，需要走向公共领域。无疑，今天的大众传媒进一步创造了这种公开性。理性的公开运用相比于私下运用更具有优先性。因此，道德启蒙和理智启蒙不能替代政治启蒙。

二、儿童政治启蒙是他者引导下的社会建构

如果政治启蒙是理性的自由而公开地使用，它是否适合儿童呢？阿伦特竭力主张政治不适合儿童。理由是启蒙是对权威的反叛， 而儿童的成长必须要有成人权威的引导。如果成人放弃引导的权威，儿童要么被抛回自身，要么会落入其所属群体的暴政中。她主张必须坚决把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分离开来， 特别是从公共、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教育更多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当教育结束的时候，政治生活才能开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儿童与成人的生活之间不可能截然地划出一条界线，处于成人权威庇护下的儿童也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生活、学校生活和班级生活。儿童被鼓励运用理性进行独立思考。固然他们的经验不足， 尚没有足够的能力超越个人视角，从制度、社会系统和历史传承的角度去反思社会，因此也无法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但是政治启蒙对于儿童的自由和发展有积极作用，经由政治启蒙儿童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环境， 增进社会合作能力和领导能力。在学校教育对他们进行道德启蒙的时候，政治启蒙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之相伴随，政治启蒙也是道德启蒙迈向更高阶段的必然要求。

所以，儿童政治启蒙是必要的。与成人竭力摆脱权威控制的政治启蒙不同，儿童政治启蒙的主要过程应是在成人教育权威的引导下进行的，政治启蒙首先是一种权威引导下的他者启蒙。儿童的政治启蒙是在作为教育权威的他者引导下，在与周围环境互动，包括同伴互动、师生互动与亲子互动的社会合作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教育权威的他者不是专制武断地利用教育，将教育变成培养服从者的机械训练，而是他们自身也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开而自由地运用理性原则。他们不仅将这种原则运用于自身，也运用于教育对象。于是，理性公开而自由地表达不仅是一种理念， 更是实际存在的制度和价值。

其一，理性的自由公开运用不仅是个人头脑中的思考，而且是要言说、表达、交流和对话，促使个人独白式的思辨理性发展为面向他人的沟通理性。儿童的主体性要通过自由表达反映出来。教育者不灌输、不强制， 而是鼓励儿童自由表达个人观点、交流观点， 促进儿童之间的交往；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谨慎地设置和引导话题。

其二，理性的公开而自由运用需要制度保障。教育者需要设置公正民主的规则体系和奖惩制度，并鼓励儿童参与到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规则制定中去。但是，他们不会简单地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而是坚持充分的对话与审议过程；坚持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认为每个人都应轮流担任管理别人和被人管理的角色，而非持能力本位的代议式精英民主观。

其三，他们相信理性的存续需要文化价值的支持。在文化传承上，通过学校教育习得政治核心价值，了解和认可民主、法治、公平、自由等价值。作为教育者，他们必须首先成为这些价值的践行者，不能袒护错误、出尔反尔、随心所欲，也必须接受教育对象的质询。

三、政治启蒙教育要促进儿童关注公共善

儿童政治启蒙是否要模拟当前的政治运作方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政治启蒙不能过度，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学校是净化的环境，不能让当前政治中的一些不良因素，如腐败、暗箱操作影响儿童纯洁的心灵，更不能让他们养成特权意识或等级意识，让他们把政治看作是争夺权力的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政治启蒙与其说要让儿童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不如说是让儿童逐渐理解在平等个人合作的基础上如何建立起平衡的社会秩序并参与其中。因此，政治启蒙教育重要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灌输， 而是要培养建构社会合作关系的理性能力。“道德人”是儿童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 的中介。因此，政治启蒙教育更加根本的任务是促进儿童关注公共善。公共善为其理性的自由、公开运用提供了价值导向与行动依据。

首先，要让儿童关注他人之善。公正是政治的价值支柱，具有正义感的公民是政治的基石。公正从其最初始的意义上看便是关注他人之善。根据科尔伯格的研究，前习俗阶段的儿童的道德推理主要是以避免惩罚为主要目的，他们是自我中心者，关注个人利益， 却不能认识到社会习俗和道德法则。在这一阶段，道德启蒙是非常必要的。不伤害别人， 关注他人的存在、利益、情感，愿意帮助和关心他人，具有这些基本美德的儿童才能从道德启蒙走向政治启蒙。

其次，促使儿童关注群体的共同之善。儿童不应是学校生活或班级生活的旁观者， 而是参与者。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参与行动， 而不仅是停留在脑子中的想法而已。引导儿童积极参与学校共同生活，学习自我管理和民主决策，使他们成为学校共同体的参与者与贡献者。他们通过承担责任和做出贡献而成为学校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班级变得更好，把学校变得更好，应该提供志愿服务、同伴互助等渠道使得这种愿望能够通过合作而变成行动。他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亲密关系、社交网络， 养成独立判断社会是非的能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如此，教育才能在未来扩大民主参与的社会基础。

最后，关注公共之善。政治最终指向普遍化的公共福利与公共善。由于公共善并不是儿童日常生活所直接接触的内容，所以需要教育者更有力度的引导。儿童需关注时事、政策和法律，参与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济贫救灾等公益活动。从这些活动中，儿童逐渐学习超越个人直接经验思考社会问题，包括阶层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认识到存在于个人生活层面微观系统之外的中观社会系统和宏观社会系统，对社会有更全面和完整的认知图像， 进而从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视角反观个人日常生活。儿童对公共善的关切有多深入，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权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群体越被政府赋权成为社会主体，其中蕴含的教育机会就越多。如果政府留给社会的自主空间很小，儿童对于公共善的关注，就不免会非常有限和停留于浅层。政治启蒙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

当前，学校教育在学生理智启蒙方面用力颇深，但政治启蒙的效果相对迟滞。然而后者的缺失必会带累前者，使前者行之不远。因此，儿童政治启蒙是必要的，它让年轻一代突破对于个人幸福的关注，将目光投向更伟大的事物—人类共同体的公共之善。

[基金项目：本文系共青团中央 2020 年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少先队员阶梯式政治启蒙要素和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ZD023）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