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谱系学方法作为当前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符应了教师伦理观研究的需要。谱系学方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主张，有助于彰显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论取向，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问题性的实践关怀。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教师伦理观研究构建旨在探询教师伦理观的本然面貌，揭示教师伦理观的权力底色，反思教师伦理观的价值架构。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应用谱系学方法应以特定论述为起点，以具体现象为始基。由于谱系学方法的固有特质，需要理性考量其对形而上追求的消解，悲观性意向的催生和历史性认知的损害。

关键词：谱系学；谱系学方法；教师伦理观

当前，在教育研究领域中，教师伦理研究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其中，以人们对教师伦理的根本认识与看法为研究对象的教师伦理观研究，无疑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涉及民间教师伦理隐喻、相关组织的教师伦理论述、学术界的各种教师伦理认知等。在教师伦理观研究领域，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民间教师伦理隐喻，如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关于教师伦理的诸种隐喻，［1］梳理了教师隐喻在古代、近代及现代等多个时段的变迁［2］。二是相关组织关于教师伦理的论述，如有研究系统梳理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教师称谓的变迁，大致描绘出了教师伦理论述的发展脉络，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国际组织层面、国家层面乃至地方政府层面关于教师伦理的论述。［3］三是学术界关于教师伦理的探讨，如有研究呈现了国内学术界教师伦理认知的大致面貌，［4］系统总结了国外学术界的各种教师伦理认知［5］。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为教师伦理观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目前的研究往往由于忽视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大多只是停留于对相关观念的整理与叙述，尚不能全方位、深层次地对相关问题进行批判与反思。弥补教师伦理观研究的不足与缺陷，有必要找到一种较为适切的哲学研究方法。谱系学方法作为当前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符应了教师伦理观研究的需要。因此，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主张，并以此作为一种观照方式，有助于彰显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论取向，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实践关怀。积极探索谱系学方法的理论应用，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询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启迪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发展。

一、谱系学方法对教师伦理观研究的价值

“谱系学”（Genealogy）一词来自拉丁文 Geneagia，又译为“系谱学”，原义指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谱系学方法的使用，主要来自于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一种来自于家族历史的亲缘分析，以家族树为谱系学研究的典型图像，从而有助于理解事物发展历程的起源以及演变过程。这一学术传统被生物学和医学使用得比较频繁。另一种则主要指向尼采（Nietzsche，F.）、福柯（Foucault，M.）所使用的“谱系学”，即谱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学说和方法。本文所论述的谱系学方法一方面吸收了“谱系”本身的原有涵义，即对事物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的考察，但主要还是侧重于福柯意义上对于冷僻知识的关注和关切，以及对知识背后的权力谋划的揭示。

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教师伦理观研究，则通过呈现出当前相关问题现象的非必然性与历史建构性，进而给出自我、世界与事物的多重真实与多元理解的可能性。［6］由此，对于教师伦理观研究而言，谱系学方法的价值在于“破”。正是在“破”的过程中，教师伦理观研究的视野被打开，弱小或被压制的声音被研究者所关注。

（一） 彰显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论取向

当前的教师伦理观研究往往停留于对教师伦理观的整理与呈现，将问题的关键指向 “教师伦理观是什么”，而忽视了对特定教师伦理观“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深层次的反思与追问。事实上，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后一问题可能较之前一问题更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后一问题的解决，是切实回答前一问题的前提。只有对特定的教师伦理观进行持续的探究，才能展示其承袭与延续的进程，探究其出现的源流、条件乃至过程等，从而认识其真实的面貌。

就谱系学方法的本意而言，其往往是通过对现况的历史性追溯，揭示历史的偶然性与非线性，祛除人们对永恒性、普遍性事物的执着。因为，人类往往总是试图为生活中的一切找到终点或目的，由此确证自我的生存，获得生活的信心与理由。但正如尼采所说，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非历史”地活着。就像他所揭示的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7］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福柯发掘了精神病、疯癫、诊所、监狱、性经验等此类冷僻事物的根基与话语史。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考察，他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各种知识的差异、断裂，从而挖掘出制约这些思想纪念物、精神文化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并最终彰显了它们的本真面目，藉此重新评判现实世界的价值。由此，借助于谱系学方法，教师伦理观研究无疑可以通过历史地审思教师伦理观的源流、发展进程与条件等，揭示隐匿的背景因素等，从而在批判与反思中促进教师伦理观研究的整体进步。

（二） 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问题性的实践关怀

谱系学方法推动的源流追溯，不会沉湎于历史的本质探寻或真相揭示，而会积极寻求诊断自身所面对的实践问题并探索可能的未来发展路向。［8］正是在此意义上，谱系学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应用，将不只停留于对与教师伦理观相关的概念、认识等的理论探究，而会致力于将其作为突破口，整体观照现代教育所遭遇的实践问题，积极深入探询这些问题如何在权力的羽翼下发生及发展。具体而言，教师伦理观其实是在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在主体分析和解决一系列与教育实践相关的伦理问题过程中逐渐发展与形成的。而谱系学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揭示特定教师伦理观与具体、绵延的教育实践情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实践关怀，如谱系学方法有助于厘清散布于教育时空中的教师伦理观是如何产生、如何改变乃至是通过何种关系与技术而成为教育实践中的 “标准”化存在等诸多问题，从而揭示现代教育实践情境中的权力“真相”。

二、谱系学方法对教师伦理观研究的逻辑观照

谱系学方法不仅可以作为研究方法而存在，其背后亦蕴含着深层次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主张。由此，我们也有必要整体探询其根本性主张，并以此作为一种观照方式以深入探究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 探询教师伦理观的本然面貌

从谱系学方法的基本立场观之，在形而上学方面，谱系学对真实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问题，往往采取的是某种建构论立场。［9］言下之意，在谱系学的视野中，当前一定的现实与历史并非决定于一定的本质。事实上，福柯也曾说：“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它的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过去仍在，仍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中唤醒它 ……相反，追寻来源的复杂序列，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确定偶然事件，细微偏差，或反之，去确定错误、错估和那产生了现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错误演算；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10］由此，在以谱系学方法推进的教师伦理观研究中，当涉及对相关问题的历史性探询时，我们应确认一定时期群体或个体的教师伦理观都可能只是作为人为建构而存在，而不应被纳入特定的本质化指涉以及由此形成的因果独断之中。进言之，在未来的教师伦理观研究中，我们可以积极关注那些未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乃至被其所排斥的，或未被人们所认知的教师伦理观，探察隐蔽在理性光芒所照耀世界背后的底色，如积极关注具有乡土或传统特色的教师伦理观，儿童的教师伦理观等疏离于主流教师伦理架构中的认识与看法，解析其中所存在的隐蔽的、模糊的乃至被压抑的因素。

（二） 揭示教师伦理观的权力底色

正如福柯所说：“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11］言下之意，谱系学应该致力于挖掘那些因特定的秩序化而被湮没的事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置” 过去，进而瓦解一致性、连续性的合法化与普遍化叙事。而正是基于这种“重置过去”的分析，谱系学者质问构成真理的那些知识与普遍假设，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生成机制，知识、权力与主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型构关系，于是构成了谱系学者在认识论上的根本立场与主张。［12］或者说，谱系学不再像以往的主体哲学那样，需要依据某种先验的“主体”概念，以之作为根本的参照系来把握知识、真理与主体等，而是着力于把握权力之网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13］在此意义上，谱系学方法在相关学科研究中的真正价值就逐渐显露出来，即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对某一认识真实性的质疑，而在于拒斥任何将某种知识、观念普遍化的努力。因此，在推动教师伦理观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清楚地理解权力之无所不在，以及其与教师伦理观的内在勾连，即特定教师伦理观普遍化背后的权力底色。因为，权力不可能单独行动，它本身不可能实现穿透性的、持续性的影响，唯有借助符应自身需要的、普遍化的特定教师伦理观，其才能渗透于教师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影响乃至控制学校中所有个体的生活实践。具体而言，如果以福柯所谓的那种微观形态的“政治解剖学”观之，教师生活的空间、时间的安排都有着权力因素，权力就如同毛细血管，渗透到各个领域，权力是无所不在的。［14］而获得合法性与普遍性的教师伦理观也不例外，其也是在一定的权力背景中被制造和生产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对教师伦理观发展历程的呈现，反思与质疑教育实践中为权力所裹挟的、普遍化的特定教师伦理观背后的政治谋划或社会期待。

（三） 反思教师伦理观的价值架构

在价值层面，谱系学方法将引领人们整体反思实现一定的伦理判断所依持的那些价值预设的构成与历史。因为，在谱系学的语境中，一切事物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15］由此，在谱系学破除本质性、普遍性存在的同时，其实也在引领我们反思价值判断背后的先在架构，彰显其间的特定脉络性乃至权力性结构。［16］在此意义上，谱系学方法无疑试图在具体脉络中辨认和批判性地反映我们自身的伦理实践，对主体行动的价值判断进行分析。

简言之，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影响之中，不可须臾脱离，所以思想史上才会有先哲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考虑。由此，人是作为多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受各种价值的影响，故而势必需要倚赖脉络性的反思与批判，才能真正地理解“自我”。而教师伦理观作为人为的产物，自然亦难脱离先在价值架构的负累，这表现为任何既有的教师伦理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由特定的“政治—社会”价值取向所建构而成的。因此，在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教师伦理观研究中，我们将明晰一定的教师伦理观往往会受制于隐匿在其背后的、先在的价值架构的情形。然而，这种具有本质化倾向的现实存在可能并不具有合理性，应予以整体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以往那些被标签为“偶然”、“破碎”、“卑微”而被“无视”乃至“压抑”的教师伦理观，方可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获得“正名”。由此，教师伦理观研究应致力于在历史性的叙述中，整体反思教师伦理观所蕴含价值的先在架构，而不致为其所蒙蔽。

三、谱系学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应用

在谱系学方法的指引下，教师伦理观研究将使人们对自己心中那些已然成为“定见” 的，“完美”、“永恒”的教师伦理观产生动摇和怀疑。在谱系学方法的推进下，之前被视为当然的教师伦理观将变得陌生化、复杂化。谱系学方法犹如一把利刃，为教师伦理观研究打破一切被编织出的、先在的观念束缚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但其在应用中该如何具体推进依然需要审慎思考，而其在应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更需深入考量并审慎对待。

（一） 谱系学方法应用的可能方式

谱系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要真正发挥其价值，推进教师伦理观研究的深入发展，还需我们在研究中将其合理、正确地应用。总体而言，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应用谱系学方法有两种方式。

第一，以特定论述为起点。正如福柯所说：“我们用‘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并策略性地运用这一知识。”［17］因此，在应用谱系学方法时，教师伦理观研究者首先应该以一种检视历史档案般的态度与作为，探究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统”教师伦理观的发展历程。通过这种对特定观念发展历程的历时性考察与对比后，显现其在历史脉络中如何合法化，乃至成为可以被普遍化的“真理”性存在，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与政治方案。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教师地位的不确定及人们对教师伦理缺乏系统研究等原因，教师伦理观往往以文化隐喻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观念中。教师往往被喻为“春蚕”、“蜡炬”、“孺子牛”等这些关于教师伦理的官方或民间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特定时代中的教师伦理观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第二，以具体现象为始基。任何一种教师伦理观，或多或少地落实于真实的教育实践，进而转化为一定的具体教育现象。由此，教师伦理观研究在具体应用谱系学方法时，不应仅仅关注特定的观念论述，亦应关注与探究体现教师伦理观的、正在形成的对象之 “历史真实性”，如新出现的教师伦理现象等。事实上，当面对那些刚刚浮现出来的教师伦理现象，如果不依赖特定方法层面的特殊理解，其往往很难得到系统的批判分析，也难以揭示可能隐藏着社会权力演变和政治谋划势力在教育场域内的博弈。我们只有系统运用谱系学方法，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的理论透析和批判思考。

（二） 谱系学方法应用的理性考量

谱系学方法作为人们用以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不可避免地有着诸多的问题。由此，在具体应用谱系学方法时，应理性反思其缺陷，从而保障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合理发展。

首先，避免消解研究的形而上追求。福柯反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反对从单一的中心结构出发对社会作出全面的解释。这是因为谱系学方法坚持的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福柯反对某种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方案 ，因 为 这 只 会 导 致“ 最 危 险 的 传 统 的 复辟”［18］。由此，按照谱系学方法的立场，教师伦理观研究无疑应放弃关于教师伦理观的一切形而上思考，但这显然不利于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理论基础深化、思想探讨等的持续推进。例如，没有对伦理、伦理观等概念的形而上思考，我们甚至可能无法明晰教师伦理观所指为何，更勿论与其他学者就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了。

其次，避免催生研究的悲观性意向。在很多情况下，谱系学方法旨在揭示诸种时代问题的“底细”，从而最终归结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认为现代性中的人已经被社会通过知识话语、道德话语等权力话语，以及包括从医院、学校到监狱等各种手段所规训、控制。［19］而且带有福柯色彩的谱系学研究本身带有某种“权力简化论”或“泛权力主义”的倾向。其往往把现代社会完全等同于一个权力架构，包括宏观水平的官僚机构以及微观水平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把一切现代社会生活简化为权力问题，如同现代社会处处都包含着某种形式的影响、塑造、指示乃至强迫，而这显然预示着人类几乎不可能有优良的智力和道德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由此，谱系学方法所渗透的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情绪，势必会对教师伦理观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会有意识地否认特定的、普遍化的教师伦理观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而这都是在谱系学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所应审慎考量的因素。

最后，避免损害研究的历史性认知。在谱系学看来，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一种非连续、断裂的状态，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结果，连续、稳定、决定性的宏大叙事只是人为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重估一切价值” 是谱系学方法的应有之义。虽然在坚持上述立场的谱系学方法的引领下，教师伦理观研究在打破既有研究的束缚、开创研究新思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负面效应无疑也是明显的，如脱离了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显然不利于研究特定情境中的教师伦理观，而且也不利于在对教师伦理观发展历程的持续追寻中理解现实的相关问题。由上观之，由于谱系学方法的固有特质，在其被应用于教师伦理观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诸多问题，因而需要我们审慎面对。谱系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当前教师伦理观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至少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理论尝试和结构补充。

本文见刊于《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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