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原文载于《今日教育》2022年第5期

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县镇和农村高中6821所，占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约48%。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镇和农村高中在校生有1468.4万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高中生。可以说，县域高中作为高级阶段的基础教育，通常是县级行政区的最高学府，对下影响和辐射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质量，对上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是诸多农家子弟和城镇底层人口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必经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多年的城乡二元割裂态势，教育发展中的城市中心路线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使得当前的县域高中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县中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等精英大学的比例几乎是微乎其微，上重点大学也是难上加难。20世纪80年代，有些县中有抢眼的表现，比如黄冈中学，成为当时中学界冲出来的一匹黑马，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甚至胜于省会城市武汉的知名高中。然而到了现在，县中实现异军突起，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研究表明，精英大学的生源，已经越来越少地从县中产生，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省内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或超级中学所垄断。省会城市对于优秀人才的虹吸效应，地级市超级中学掐尖招生的行为，致使县中在师资和生源方面伤了元气，“水土流失”“根基动摇”，县中陷入生源流失和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再加上许多县中内部管理不善，不断走向衰落。县中的衰落使得农村教育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于是，有责任感的县中不约而同地在比较贫瘠的文化教育土壤上选择了“时间+汗水”的教育模式，帮助农村学生实现逆袭，形成了以超长的学习时间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县中模式。这种县中模式使得教师和学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健康透支和精神压抑。然而，这是在教育发展城乡差异的条件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学生为了争取发展机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教育研究者经常批评这种县中模式对于学生身心的戕害，实际上县中模式是农村教育在危机中的自我突围和自救行为。真正需要谴责的不是县中，而是那些坐拥良好生源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却出于唯升学率的功利考虑仍然对学生采取压榨式“县中模式”的教育短视者！

县中之困，是县域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不断衰落带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一些保守闭塞的县域必然会被一线城市引领的现代化进程远远抛在身后，逐渐掉队；县中之困，更是教育之困，是农村教育的发展之困，是教育资源投入不够、优秀人才流失、教育治理落后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振兴县中的关键是拥有优秀的教师队伍。幸运的是，国家已经看到了县中塌陷对于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和对农村教育的危害。教育部明确要求，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同时加大县中教师的补充力度，健全教师激励机制。据统计，目前全国县中教师总体缺编7.7万人，共有3776所县中生师比超过国家标准。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要求各地师资建设更加规范化。依照条件标准及时补充县中教师，优化教师配备，着力解决县中教师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缺员问题。教育行政部门不得挤占县中教职工编制或长期借用县中教师。这些措施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要造就和留住优秀教师队伍，从长远来看，还必须从教育资源投入、教育治理改革、教育文化重构三个方面入手。

从教育资源投入来说，必须进一步增加县中教育投入的力度，实现“待遇留人”。近年来，一些县中教师的经济收入实际上有所下降。在这一背景下，整体提升县中教师福利待遇，比如提供免费午餐、缩小与公务员福利差距是很必要的。

从教育治理来看，要激发县中办学活力，重要的是在公平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创新制度，激发教师的积极性，解放教师的创造力。要赋权教师，让优秀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地影响学校决策和参与地方教育发展咨询；尊重优秀教师的教学自主性，为他们的发展赋能，提供专业发展和“走出去”的专业学习机会，并鼓励他们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教师评价方面走出唯分数论，鼓励优秀教师进行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尝试，大胆突破“县中模式”。

从教育文化更新来说，更重要的是改良教育文化生态。首先，创造教育行政人员和校长礼遇教师、家长尊重教师的风气。其次，用创新、开放、合作、信任的学校文化替代保守、封闭、竞争、惰性的文化，让优秀的教师体验到幸福感和成就感，自愿留下来，并通过优秀教师的火种作用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

振兴县中刻不容缓，但任重而道远。县中振兴需要综合治理，从国家宏观层面推动县域经济振兴和县域治理转型；从教育层面，振兴县中需要在国家推行基础教育公平发展战略的保障下进行制度重构和文化更新，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是教师。为县中农村学生、城市底层学生培养和留下优秀的老师，才能为他们的人生创造更多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