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银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7期
摘要：红色文化教育作用于学生认知和情感加工过程，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有从具体形态到象征形态再到抽象形态的演变和递进；情感体验也会经历情绪性到理智性再到信念性跃迁。基于学生的心理特点、生活经验和红色文化的内容层次，大中小学应建构纵向贯通的一体化教育实践策略，小学侧重孵育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中学侧重培养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同，大学则侧重引导学生传承红色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教育；认知性逻辑；情感性逻辑；一体化实践
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在革命活动中家国情怀、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沉淀与聚合，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要求我们必须系统规划红色文化教育目标，从爱国情、强国志和报国行等方面培养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当前，相关研究成果深化了对红色文化教育问题的认识，但极少以结构性视角分析其内在逻辑、以整体性思维探讨大中小学连贯性教育设计，从而滞碍了红色文化教育的系统性建构和对学生的序列化培养。因此，本文对红色文化教育进行合理分解，从认知和情感维度揭示其逻辑结构，探讨红色文化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实践策略，以对学生形成环环相扣的纵向教育合力。
一、红色文化教育的认知性逻辑层次
红色文化以实物、象征、制度等形式存在，并被感知和认同。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学生藉由逐步认识红色文化的实体形态、象征形态、抽象形态，渐次对之形成认识、理解和认同，进而获得对红色文化的完整体认。
1.初级层次：认识红色文化的实体形态
红色文化的实体形态是指其物化表达载体，包括教材、历史遗迹、革命遗址、纪念碑/馆/地、烈士陵园等。入学前，儿童的心理表象依托于物的图像，认知活动具有相对具体性。进入小学后，学生的认知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思维依旧需以具体事物为支撑。因此，小学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主要通过课内和课外的形象化途径。
一方面，依托教材进行形象教学活动。课堂教学是小学生获得红色文化符号的主要渠道，而语文、道德与法治等教材具有鲜明的红色印记——单元的确定、内容的编排、插图的选择都经过严格筛选，层次递进地向学生传递红色文化。例如，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吃水不忘挖井人》《邓小平爷爷植树》《小英雄雨来》《黄继光》等，体现出形象的红色文化要素。这些内容随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数量变多、篇幅变长，有利于深化其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当然，学生的生活情境距离红色文化较远，亦缺少亲身经历获得的深刻体验，因此教师除了通过精炼语言、生动故事和形象插图将红色文化展现给学生，还可运用形象化载体——红色歌曲、影片等让学生受到熏陶。
另一方面，运用遗址开展实地参观活动。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而各种社会场馆是被运用最多的载体。学校与红色文化遗址、教育基地等场馆合作，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从而让其对红色文化形成更为直观的认识。其一，以亲身体验获得感知。学生在伟人旧居、烈士公墓、革命纪念碑等场馆，通过身临其境对红色历史、革命人物形成直观的感知。其二，以虚拟技术实现历史存续。部分场馆运用信息技术，通过“复活”革命先辈、还原革命场景，让学生获得沉浸式体验。学生通过学习教材中的形象知识对红色文化形成初步认知，再藉由实地参观和虚拟体验获得直观感知，从而深化对红色文化的形象认识。在该阶段，红色文化的具体形态通过视觉对学生形成有效的感官刺激，为其形成文化认同感提供最初的可视载体和稳固支撑。
2.中级层次：理解红色文化的象征形态
红色文化的象征形态是指其意义性媒介物，比如从形状上看包括旗帜、镰刀铁锤、井冈山火把等，从色彩上看指红色（红旗、红领巾等）、军绿色（绿水壶、绿军装）等，从载体上看包括邮票、雕塑、家书、标语等。这些象征是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表现形式，不仅是对红色文化具体形象的凝练表达，还倾注了人们对红色历史的追忆情感，并将红色意象融入生活中。正如在革命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信守的标志与符号（如锤子与镰刀、红星和工人英雄形象）、新的仪式（十月革命节和五一节）、纪念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等。[1]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能够理解红色文化象征背后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
一方面，红色文化象征作为制度性存在。红色文化象征广泛存在于学校场域，且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架构于学生生活中，但年龄较小的学生即使提前接触也无法理解其背后意义。只有认知水平提高了，他们才会真正与红色文化象征相遇，如国旗、红领巾、纪念仪式等。学生会逐渐认识到红色文化象征物，代指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先辈的信仰。以学校制度化升旗仪式为例，当学生注视着国旗升起时，受到红色文化象征的熏染，并潜在地接受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教师还会向学生讲解国旗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性制度活动经过多次重复会固化为红色理想信念。
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象征作为生活性设计。日常生活是个体或群体熟悉和例行化的活动领域，以重复性思维和实践为结构，以经验性习俗和规范为图式，为行为活动提供基本场域。将红色文化象征融入日常生活中，通过特殊的时间节点和内容提示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每次重复都是对往事及背后意义的回溯。学校借助特定节日——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通过将特定时间与学生生活对接，把红色意义植入学生记忆之中，从而达到根植红色基因、筑牢革命之魂的目的。可以说，学生藉由红色象征物体会了对革命先辈的缅怀，获得了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并丰富了认知与想象。
3.高级层次：认同红色文化的抽象形态
红色文化的抽象形态涵括革命理论、纲领、路线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当学生的心智接近成熟水平，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实物和象征，而会直面其抽象形态，通过理解革命理论、体认社会制度，形成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同感。这种文化认同是个体间或个人同群体间形成的共同文化确认，依据的是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等。[2]
其一，政治认同是核心要素。它是个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红色文化上体现为对其党性、人民性和政治性的认同。换言之，红色文化是执政党获取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新进路，反过来政治认同亦有助于红色文化的传习。[3]例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已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在民主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历史发展证明自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从实践角度看，它将抽象的“民主”概念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成为学习和实践民主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大学校。[4]当学校通过模拟相应制度并给予学生自主管理的机会时，他们会对红色文化形成一种政治认同。
其二，价值认同是日常支撑，是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认。与基于自然归属感的原生性文化认同存在差异，红色文化认同不再扎根于血缘、习俗的共同性，而在于个体对相同价值理念的积极体认，为自身提供终极的价值指引。可见，红色文化认同属于一种建构性认同，源于个体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交流。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时会习得革命先辈顽强奋斗、为国牺牲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情操，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评判标准。
其三，国家认同是最终旨归，是个体将自身认定为属于某个国家而形成的归属性认同，也是肯定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赞同性认同。[5]它作为红色文化认同的发展目的，表征了个体对国家政权的体认。红色文化为国家认同提供合法性论证和情感性纽带，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行为认同，因而红色文化教育要以实现国家认同为目标归旨。[6]事实上，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是同构的，红色文化是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至此，通过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国家形象的认同，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将会从可视和可感形态上升到抽象形态，进而形成基于个人理性的认同。
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具有不同层次，而各层次间又相互影响、贯穿于大中小学阶段。他们认知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实质上历经认识、理解、认同阶段。[7]可以说，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层次性认知会依次成为自身形成对党和国家认同感的主要影响源。
二、红色文化教育的情感性逻辑层次
情感加工过程在不同年龄段亦会呈现出层次性特征。学生对红色文化，首先表现出情绪性体验，继而生成理智性热爱，最终形成信念性维护。
1.初级层次：对红色文化的情绪性体验
红色文化的情绪性体验是学生在外界营造的情境刺激下对红色文化实物或象征产生的情感波动，具有短时性、剧烈性等特征。小学生的情绪易受到环境影响，对红色文化的偏好主要基于情境或事物引发的情感波动。他们藉由仪式和教学活动产生的具象刺激与红色文化发生交互，获得情绪性体验。
其一，仪式活动给予了情感熏染。红色文化的情感性实践是从情感熏染开始的，而极为重要的途径是仪式的情境操演。首先，仪式是表达性的。仪式倾向于程序化、陈规化和重复性，不是因一时冲动而操演，而是认真地构建情境以表达感情。其次，仪式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仪式上展示的一切渗透在学生的情感中，甚至能将意义和情感赋予他们的生活。学校中红色文化仪式是常态生活情境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学生习以为常的对象才有利于形成共同记忆。例如，定期举行的红色文化仪式——入队、升旗和纪念仪式等，通过对固定程式的情境操演，模拟革命先烈的境遇，拉近现在与过去的距离，使被纪念的事件得以重演，历史人物得以“复活”，从而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学生作为红色文化仪式的参与者，在情境影响下情感会受到熏染，获得与仪式鼓励情感的同质性体验。
其二，教学活动提供了情感暗示。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8](P17)换言之，学生的认识和情感会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折射出国家的利益诉求。红色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记忆，是表达国家利益的显性话语，可以通过学生习以为常的教学活动提供情感暗示。例如，学校开展红色文化系列主题教学活动，通过学红诗、唱红歌、讲红色故事等形式熏陶学生情感。在每次活动伊始，教师先向学生讲解红色文化知识，为创设红色情境提供知识基础。其次，教师会向学生呈现图片、纪录片、绘画作品等，这既可以激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兴趣，也能为红色情境提供影音要素。最后，教师通过多媒体引导学生认识红色印迹路线，追寻党的革命足迹和先辈的奋斗历程，不断用真实的刺激让学生获得情感暗示，为红色情境提供令人信服的现实元素。这些活动实现了虚拟和现实的结合、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建构出丰富而可感的情境氛围，为学生的红色文化体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刺激。
2.中级层次：对红色文化的理智性热爱
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学生会获得理解情绪的认知能力，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体验附着了理性因素，具有稳定性、深入性和综合性特点。或言之，当学生脱离对红色文化的情境性依赖后，他们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红色文化，从而对其生成理智性热爱。因此，具有现实性基础、合理性逻辑和权威性论证的教育内容能让学生认同红色文化，并形成基于理性认知的情感体认。学生会意识到红色文化植根于特定的环境、镶嵌于固定的时间、承载着稳定的价值，具有历史意义，也会认识到其与中国共产党内在同构，与百年来社会发展相伴而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
一方面，学校会引导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学生以此为基础对红色文化形成价值认同。从理论层面看，红色文化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也是其最本质的底色；从实践层面看，红色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9]在进校园、进教材和进课堂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次性、生活化和时代性等原则，关注教育特点、重视学生需要和注重学段衔接，与教学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学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理解，可以对国家的主导价值和理想信念形成认同，为热爱红色文化奠定了稳固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学校公共生活，在切身实践中形成对红色文化的热爱。他们会将自身的感受与所见所闻印证，重新认识所学的红色文化，以此来衡量其是否真正值得热爱，进而逐步生成积极进取、顽强奋斗和勇于奉献等精神特质。[10]随着对社会生活了解得日益深入，学生也会认识到红色文化虽然有历史的纵深和时间的绵延，但在现实生活中仍存在某些问题，如历史语境的隔阂、现实生活的脱离、革命话语的转换等。可以说，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智性热爱是在较为完整地认识其发展过程和现实境况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对情绪性红色情感体验的升华。这种理智性热爱不会削弱内心的炙热，反而会让学生以合理的方式热爱红色文化。
3.高级层次：对红色文化的信念性维护
随着身心发展的进一步成熟，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会出现另一重跃迁，达至信念性维护的层次，具有恒久性、超越性等特征。正如道德信念是人们对道德理想正确性和正义性的深刻笃信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道德责任感，[11]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信念性认同和维护也是基于坚信红色文化而自觉采取的传承行为。这种信念可以将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性的成员整合为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并共享一套制度安排的共同体，让其获得积极的情感依赖以消除本体性焦虑。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生经历了多重身份转换——由普通学生到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内化了更多红色文化；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认知结构更加稳固，逐步形成了理想和信念。在深入了解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信息后，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格局已经扩大，建构了稳定的思想体系，会尝试从历史延续性和民族传承性角度解读红色文化的现代价值。[12]在双重作用下，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会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超越理性判断进入信仰层面。此时，红色文化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烙于内心深处的印记和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之相伴的情感也变得格外深沉浓烈。
在信念性热爱的引领下，学生会超越情境刺激下的情绪主导、利弊权衡下的理性驱动而表现出信念性维护行为，主动承担起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的责任。推而广之，大学生会不断协调个体需求和社会利益，从私己性领域过渡到共同体生活，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伟大精神的推动下，将国家的稳定性存在和持续性发展转化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并通过外化为日常行为实现红色文化的发扬。可见，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信念性热爱可以促使其生成历史温情感、国家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也让大学生能有力回击红色文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挑战，主动采取行动抵制质疑民族英雄、歪曲历史事实、挑战公共理性和宣扬媚俗主义现象。[13]
通过认知和情感维度对红色文化进行层次性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学生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和热爱的缘由，以及经历从价值认同向情感认同、思想自觉向行动自觉的转变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建构出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层次结构，为大中小学融会贯通地开展一体化教育实践做好准备。
三、红色文化教育的一体化实践策略
基于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层次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大中小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存在阶段性差异。这意味着红色文化教育需要根据学生的学段特征，开展纵向衔接、层次连贯、侧重不同的实践教育，以保障红色文化教育不脱节、不停滞和不越位。这种实践策略的拟定主要有三重依据：一是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由浅入深；二是依据学生的生活经验，由近及远；三是依据红色文化的逻辑层次，由低到高。[14]
1.小学阶段：侧重孵育对红色文化的情感体验
小学生情绪波动性大，认知局限于具体思维，难以理解远离生活和较为抽象的知识。因此，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要趋于具体形象，贴近真实事例和学生生活，以适于建构情境和营造氛围，引导学生认识红色文化的实体和象征形态，侧重培育其获得情感体验。正如《意见》中明确要求，小学阶段重在培养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学校可以借助革命遗址、红旗队旗等实物和象征形态，构建特定红色文化情境，对学生进行情感熏染。
在小学低年级，学校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时，一方面教师借助可视的媒介传递。教师通过图片、动画和影片架构直观的红色历史背景，建构充满情感元素的红色文化情境，有助于学生通过形象的载体和可视的对象生成对红色文化的生动想象，从而获得强烈的情绪体验。学校可以用类似方式让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代际传递和现代成就，让其初步体会文化的绵延和传承创新。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可感的方式体验。教师藉由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复活”革命先辈、建构历史情境，使被纪念的事件得以重演。这种方式将红色文化形象化和可体验化，让学生在肃穆的情境氛围中被唤起深刻的情感体验。在可视和可感方式的叠加作用下，学生延续了红色文化血脉，获致了鲜活的文化想象和真实体验。
在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初步理解象征物背后的意义，学校红色文化教育应充分运用象征物对学生进行情感陶冶。学校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在操演过程中传递特定的集体记忆。这种仪式承载的象征性意义看似是过去的，其实是以现实为中心进行表达的，让学生形成关于过去的共同认识。因此，教师可以围绕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等组织多种类型的仪式活动，让学生在仪式氛围中受到红色文化的情感陶冶。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了解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物，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背后的红色文化意义。借助多种实物和象征，通过诸多仪式和活动，红色文化教育可以营造出良好的情境，让学生的情感受到浸染，从而生发出浓烈的情感体验。
2.中学阶段：侧重培养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同
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提高，价值判断受推理过程驱动，会产生理智性认同行为。与此同时，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不够全面，易受网络观点和同伴群体的影响。一些精致利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否定历史主流，诋毁革命英雄，摧毁民族精神，误导学生的价值判断。[15]因此，红色文化教育要侧重培养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知，使其从历史背景和现实境遇交叠中形成认同。正如《意见》中明确要求，中学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和提升政治素养，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在实践操作层面，学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培育中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同。
其一，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厘清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首先，教师通过历史教材系统讲授红色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植的社会样态、解决的重大问题，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不懈抗争呈现在学生的视界。这既能解读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的命运起伏，也能揭示红色文化出现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事实上，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革命基因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凝聚，体现的是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革命精神、社会主义价值体系。[16]其次，教师可以鼓励中学生在课后阅读红色纪实小说、观看红色影视作品，这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还能促进他们从多个维度全面看待红色文化。“红色影视是红色精神在当代传承的载体，是现代商业机制下的一种经典价值图谋，是现代性语境下的主体建构镜像，可以通过多元呈现实现精神的归属。”[17]经由时间逻辑的串联，中学生可以清晰地了解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并认识到继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二，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现状，梳理红色文化的现实成就。学校可以藉由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成就，体会红色文化的现实印记；参观军事博物馆和航天博物馆等，让他们了解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学习国家功勋和时代楷模等，让他们感受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承。“精神形态、物质符号、文化记忆构成了红色文化传承内容的三维形态，其中精神形态是核心，物质符号是载体，文化记忆是重要形式。”[18]中学生会将抽象的红色文化与现实的国家状态联结并相互验证，从而意识到红色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充分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和现在、辉煌和挑战的基础上，学生形成基于全面认识的理性认同。
3.大学阶段：侧重引导对红色文化的传承行为
进入大学，学生对概念的认识在形式上更加抽象，在内容上愈发深刻。这意味着大学生缺乏的不再是简单的认知扩展和情感培育，而是基于情与理、知与行的红色文化信念。因此，红色文化教育应侧重培养大学生知行合一，践行和传承红色文化。正如《意见》中明确要求，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可以依托“大思政课”、优化治理体系，增加大学生的参与机会和行为体验。
一方面，高校可以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红色文化教育不能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还需要课程内外、校内校外和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其一，统筹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让红色文化教育在不同课程之间紧密配合、相互验证。[19]其二，综合运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大学生将红色文化创作成动画、短视频、微电影等，激活理想信念教育元素，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获致意义感。其三，开展红色文化社会实践，让大学生考察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成为“导游”或研究者，设计红色旅游路线，提出红色基地改进建议，开发红色文化产品……这些方式能让大学生将抽象性红色文化转化为创新性实践行动，让严肃性红色文化融入复杂性日常生活。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实践体验可以激发自身透过实物和象征、情境和活动，明晰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精神和文化传统，从而发挥出理性信念导向、爱国情感培育和个体道德教化功能。[20]
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治理体系”。高校可将治理空间向学生开放，作为传承红色文化的实践场域。其一，高校的环境设计要以学生为中心，在建筑、雕塑、长廊等景观中渗透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当地党史和英雄形象等，依托物质载体让红色文化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红色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通过沉浸式、渗透式、参与式等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中，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21]其二，学生藉由参与高校党日团日、教师评比、学生会治理等活动，深入理解制度的构成和运转，理解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大学生能更深刻地体会主人公地位，进而主动传承和维护红色文化。经由两重路径的洗练，红色文化教育将国家与学校相连，将可塑的心灵与日常行为对接，使学生从自我的褊狭中脱离出来，自觉为红色文化的现代传承和日常践行而努力。
基于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层次、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生活经验，我们可以归纳出大中小学红色文化教育的一体化实践策略。这些实践策略既具有贯通性也有侧重点，有利于学校在明确红色文化教育目标后整体规划主题和内容、活动和仪式、方法和途径，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步加深，构建上下贯通、前后相继的教育实践序列，从而实现最佳的教育效果。[22]当然，学校在实践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基于地方资源、区域优势和师资条件的针对性措施，探索建构“家—校—社”红色文化教育场，共同助力学生传承红色文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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