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强,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2级博士研究生,南阳师范学院教师。

刘艺琨,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3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课程·教材·教法》2024年第12期
摘要:统编教材作为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建构国家形象的使命,能够展示国家的多维度形象、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存续,进而消解个体的存在性焦虑。由于国家形象的要素和结构极为丰富且复杂,这就要求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要对国家要素进行系统化和逻辑化呈现,从“可信、可爱、可敬”等维度对国家形象进行立体化塑造和表达。在实践过程中,统编教材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精准提炼国家形象的思想内核,以明确叙事立场;丰富教材的内容体系,生动诠释国家形象的多维实践,以明确叙事逻辑;探索教材的开发使用,立体化传递国家形象的多维结构,以形成叙事视角;实现教材的体系建构,推动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序衔接,以建构叙事框架。统编教材借此可以向学生展现并传递真实、全面且立体的国家形象,引导其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统编教材;国家形象;可信;可爱;可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形象不是静态的主客体关系的结果或是主体对现实的复制式认识,而是主体与国家之间交互的产物,反映的是大多数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状况。然而,国家作为宏大的共同体,个体需要借助具体的国家形象去认识国家,从而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统编教材作为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重要载体,必然承载着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2]这就要求统编教材在内容选择和传递时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构建国家形象进而催生学生产生国家认同。在新一轮教材修订过程中,三科统编教材进一步强化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在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事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切实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爱国情怀,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3]本文将在厘清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聚焦分析统编教材塑造国家形象的三重维度,进而探索建构国家形象的实践进路。
一、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的现实价值
国家形象是主体基于个体感受对所属国家的认识总和,这意味着其是基于客观要素的主观建构。统编教材作为国家的叙事代表,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民族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等,从而为展示国家多维度形象、维护社会稳定性存续和消解个体存在性焦虑提供了稳定渠道。
(一)展示国家的多维度形象
国家形象是由一系列局部形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具有立体而多面的结构,从而让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重维度,如国家的社会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制度形象等。统编教材是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也是促使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主要渠道,其内容必然致力建构国家的多维度形象。
其一,统编教材呈现的是国家的立体形象。从布曼(Buhmann)的国家形象模型来看,国家形象是主体对所属国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信仰的总和,包括功能维度(主体对国家能力的认知)、规范维度(主体对国家价值的认同)、共情维度(主体对国家的热爱)、审美维度(主体对国家品质的认同)。[4]可见,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不能对国家外在表征进行简单平面的反映,必须呈现立体多维的形象。这种立体化国家形象突破了以往关于国家的镜像化认识,既能展现真实全面的国家状态,也能产生更强烈的说服力和引导力。学生通过统编教材中渐次呈现的国家要素、鲜活的国家载体和丰富的国家意识,会循着相对稳定的路径形成国家认同。
其二,统编教材呈现的是国家的动态形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发展进程之中,这引发了国家不同要素及结构的变化。与之相应地,国家形象也在不断演进,从“使人可亲的大强国”[5]到“有力量的责任大国”[6],从有“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7]的大国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8]。基于此,统编教材应通过不同时代的国家要素,基于国家利益的建构、阐释和再造,建构出国家的动态形象。当然,国家形象形成于特定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统编教材塑造的国家动态形象是有限度的。“国家体现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该国各方面的客观现实经过不断累积,通过信息选择与公众心理偏好和价值观的双层过滤后得出的综合印象。”[9]相对于以往平面而静态的国家形象,统编教材建构立体而动态的国家形象统合了国家的利益诉求、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了从外在到内在、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建构过程,有利于克服从单一维度理解国家的刻板印象,让国家形象变得更加鲜活真实。
(二)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存续
在以往社会生活中,学生身处由历史文化、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构成的生活境遇。与此同时,他们还处于由筛选的知识、精细的纪律和隐微的国家意识架构的教育情境。这种生活现实及教育情境共同塑造了国家形象,会给予学生先验性的意义赋予和角色安排,让其很容易形成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由个体获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参与的象征性文化活动(如语言、信仰、习俗等)凝聚而产生。”[10]换言之,此时国家形象是超然而稳定的,不会受到异质性观念的挑战。然而,在国家之间竞争逐渐激烈、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面临“去中心化”和“泛边界性”的威胁。现代网络和交流技术发展也让国家间的界限不再分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国家认同。尤其是我国还存在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这种个体的现实生活体验容易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从而诱发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基于此,统编教材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和培育国家认同的稳定介质,必然要承担维护社会稳定性存续的责任。
统编教材作为国家事权,包括了国家利益诉求、中华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精华,是国家意志和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它基于何种立场、选择哪些文化、通过什么视角、依托什么样框架组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形象的结构。因此,统编教材必须精心选择国家真实状况的素材,直接或隐含地指明赞成与反对的意识形态,引导学生从无序的生活经验逐步建构国家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图景,从而对国家形成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和制度认同。显然,统编教材通过体现国家利益、传递国家信息,引导学生不断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偏好。或言之,学生经由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会对国家特征形成共同的认识,进而生成对所属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可见,统编教材能塑造学生形成群体认同感,以此将特定范围内存在差异性的群体成员整合为认同一种国家形象——具有相似文化观念、价值追求并共享一套制度安排的社会共同体。[11]于是,学生在面对国家之间比较或意识形态冲突时,会借由认同积极的国家形象获得情感依附保障。可以说,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能够强化学生对社会的统一性认识,消解学生可能对社会产生的离心力,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性存续和发展。
(三)消解个体的存在性焦虑
个体的成长是一个从自然化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之所以将人视为自然的存在物,是由个体作为自然机体决定的;之所以将人看作社会的存在物,则是由个体作为特定群体的成员决定的。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不断接触”他者“,从而产生“我是谁”“我们是谁”等最根本的存在性焦虑,并不断被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等所回应。然而,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已经难以指导个体的生活事实,更无法提供价值的指向和生活的意义,这直接引发了国家作为语言和民族共同体为个体提供本体性安全。于是,国家认同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最基本的认同所在,也成为他们赖以生活的社会价值所系。面对抽象而宏大的国家,学生在初始时不会直接与之发生联系,而是先在生活中以国家通用语言为纽带,通过了解神话故事、认识文化风俗和历史传统,不断接触各种国家要素,渐进而潜在地认识并认同国家形象。
统编教材作为促进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书写文本,容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它借助例行化的意义传递和情境化的生活境遇,以神话、民俗、书法、绘画、戏曲、棋艺等优秀文化作品为主要载体,引领学生通过“认知-认可-认同”的心理机制从不同维度认同国家形象。可以说,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回答了学生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追问,促使他们对国家赋予的群体身份进行认知、判断和确认,进而获得群体归属感和生活意义感。“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者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和重要的。”[12]在此意义上,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可以为学生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心理依托和确定的价值指引。在国家形象牵引下,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通过与统编教材内容互动会不断协调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弥合个体价值追求和国家制度要求之间的距离,从而获得本体性安全。可以说,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框定了文化记忆、空间边界和交流网络,让学生可以在国家与自我、群体与个体的交互中消解自身的存在性焦虑。
二、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的三重维度
从国家形象的构成来看,它的要素和结构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且会随着国家的客观状态及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变化。为了让学生顺利地接纳陌生且抽象的国家形象,统编教材应聚焦从不同维度建构国家形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8]。
(一)依托理性叙事:国家“可信”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的生成与传递需要基于真实的信息,以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和信服。这符合个体的认知发展规律,因为随着身心发展水平的提高,学生的认知容量日益增加、理性能力渐趋提升,会衡量国家形象是否值得信任。个体的国家认知决定了信任水平,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形象建构不断强化学生的认知程度,弱化乃至消除离心认知。因之,“可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维度,要求突出理性逻辑以增强说服力量,产生相应的政治影响力。这就要求国家形象基于国家的发展事实,通过多样化传播载体,以易于理解的叙事方式体现中国的可信度。统编教材作为以符号为主要载体的书写文本,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存在天然的逻辑联结和现实的依存关系。它通过呈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事实信息,可以客观地描绘国家的稳定发展态势,从而引导学生形成相应的心理定式,进而决定其后续对国家形象认识的方向和进程。
统编教材对国家可信形象的建构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内容可信。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无法脱离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要素,这意味着国家形象必然包括政府形象、经济形象、环境形象等。统编教材依托制度信息、历史文化、国家通用语言等内容,经由从事实到观点继而到逻辑论证方式呈现可信的国家形象。例如,统编历史教材以“原始社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为时间线索,不仅向学生传递可信的国家演进逻辑,让其获得历史连续感和共同记忆性,还消除或减弱了他们对国家的陌生感,将附着于时间的根源感、现实感和未来感进行整合。“历史书写是时空进程与人文话语的双重叠加,是现代国家对过去事件的建构,意在生成一种国家与个人休戚与共的国家记忆模式,推进现代国家形象建构。”[13]于是,学生在与统编教材互动过程中认识了可信的中国历史、可信的中国制度和可信的中国人民。
二是关系可信。从“可信”的本质来看,它必须依托特定的关系,如人际关系、伦理关系等。这意味着统编教材若要建构可信的国家形象,不仅要以真实的国家信息为基础,还应基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例如,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通过《我爱我家》《我们的班级》《关心家乡发展》《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骄人祖先灿烂文化》等章节,向学生展示了我与家庭、我与家乡、我与国家的可信关系,这也体现了学生理性认知能力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我’到‘国家’再到‘世界’的编排顺序,还是不同教材所呈现的国家形象特点,都反映了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与学生成长发展之间具有关联性。”[14]显然,统编教材建构可信的国家形象是基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机制,也符合国家形象的事实传递机制,为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了稳固的心理基础。
(二)基于情感涵育:国家“可爱”形象的塑造
波尔丁(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主体对国家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整体结构。[15]这意味着国家形象不仅具有可信的要素,还存在可爱的成分。个体对国家的热爱既是基于对国家的认知信任,还源于主体的道德情感体验。这种道德情感体验属于价值体验范畴,是价值冲突情境中道德认知与情绪反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学生在信任国家的基础上会结合生活经验定位与国家的关系,以此衡量国家是否值得热爱。这就要求统编教材以真实可感的要素、真情实感的故事建构国家的可爱形象,体现中国的温润度和亲和力,从而引导学生对国家产生情感信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8]。基于此,统编教材应通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递进的国家要素,依据可爱的精神内核、符号表达和载体呈现构建国家的可爱形象。
统编教材建构国家的可爱形象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传递可爱的中华文化。我国拥有一套稳定而独属的文化系统,不仅能促使国家成员的紧密结合,还能实现国家成员的内外区分。统编教材应包括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历史传说与现实故事、仪式景观与日常生活,以平实化、包容性和通俗化的语言将中华元素的历史意蕴、时代特性和现实样态进行综合呈现。在统编教材中,学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国家历史的追忆情感和悠久文化的自豪之情,进而将文化意象融入日常生活,唤起对共同文化的情感。显然,统编教材通过对中华文化的系统传递,能让学生实现对国家历史的纪念与传承,对中华文化的想象与记忆,从而通过同质性文化和集体性符号形成共享性文化认同,最终实现清晰的自我定义和价值定位。
另一方面,叙述可爱的中国故事。国家不仅体现了时间上的记忆感,也承载了空间上的家园感,是人们生成群体认同的直接对象。“它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有限的、完整的、统一的实体,在空间层面等同于国家主权性的领土空间,在情感层面上成为包容所有人民的共同母亲。”[16]基于此,统编教材需要将国家发展描绘成大家庭演进的故事,成员是血脉相连和文化相通的兄弟姐妹,从而激发学生对国家产生鲜活的依恋。例如,统编语文教材通过《家》《画家乡》《祖国,我爱你》《少年中国说》《七子之歌》等文章将国家的可爱形象分解为“可爱的家乡”“可爱的祖国母亲”“可爱的中国”等具体形象,拉近了国家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其通过拟人化形象和通俗性语言产生热爱之情,再逐步将国家的不同侧面叠合为国家可爱形象。可见,统编教材建构的国家可爱形象充分体现了情感归属和人文精神,表征了积极的审美标准与主流的社会价值,实现了情感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国家形象的共情传递,为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了坚韧的情感纽带。
(三)展现理念传递:国家“可敬”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除了需要让人信服的发展事实和激发情感的文化底蕴,还需要以稳定持久的价值理念为支撑,以凸显国家的群体感召力。这要求国家形象具有可敬的维度,以实现可信和可爱形象的统一和升华。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的可敬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理念和价值信念的传递,附着于中国声音、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等多元表达形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家的可敬形象有利于受众实现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互补,从而生成稳固的国家信念,形成稳定的依赖和认同。因此,统编教材不能仅仅停留于传递国家发展事实、悠久灿烂文化等层次,还应上升至国家的共同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等高度,充分体现中国承诺和大国担当,让学生对国家产生深刻的自豪感。
统编教材可以从两个维度塑造国家的可敬形象:其一,从时代演进中塑造国家的可敬形象。国家形象既要反映国家的发展现实,还要具有厚重的历史基础,从而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双重维度全面动态地展现。统编教材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重义守诺、以和为贵、利他主义的伦理规范,到革命年代坚韧不拔、为人类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情感自觉,再到新时代和平发展、开放自信的发展理念等方面建构国家的可敬形象。例如,统编语文教材通过《鱼我所欲也》《谁是最可爱的人》《国行公祭,为佑世界和平》等文章,以内在的时间线索向学生呈现了国家可敬形象的渊源,引导其认识到我国是东方大国、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可敬形象。
其二,从国际关系中塑造国家的可敬形象。在全球化推动下国家之间彼此交织、相互制约,这要求国家形象的建构必须考虑国际背景,即让受众认识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和体现的价值。因此,统编教材应重视论述我国坚持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以及为人类作出的贡献,从而让学生从国际关系维度认识我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求同存异”方针以中国政治智慧为国际交往提供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凸显在新形势下中国对世界共同问题的深切关怀。[17]正如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通过《同住地球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紧相连》《与世界共发展》等章节,让学生从国际关系中认识国家的可敬形象。显然,国家的可敬形象是对秉持发展理念的价值表达,体现了丰富的道德意蕴与伦理属性,能够实现国家形象的说理传递。
“可信、可爱、可敬”是国家形象的立体化多维表达,既是源于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结构,也是基于独具中国特色的价值内核和发展理念。这种建构方式依循的是“事-情-理”相融合的叙事逻辑,可以有真情、有道理地讲清中国故事,还展示了背后的思想价值。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要系统化和逻辑化地呈现国家要素,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反映我国国情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从而将国家置于时间和空间、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多维境遇中定位和传递。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与统编教材互动时循着相对稳定的路径,通过国家要素的具象特征引发自我意识的抽象认识,完成从“认识度”到“认可度”进而到“认同度”的发展链条。
三、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的实践进路
统编教材建构国家形象是将国家作为连贯而有意义的角色进行呈现,由一系列神话、事实、象征等符号构成。“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包括了国家的文化特质、制度信息、历史意蕴与时代张力。这要求统编教材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丰富的教材内容、合理的开发使用和完备的体系建构,向学生展现并传递全面且立体的中国。
(一)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精准提炼国家形象的思想内核
教材建构的国家形象并非受制于内容体系,而是被内在国家观决定的。“国家观决定了教科书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目标,决定了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18]尤其对于统编教材而言,它不仅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关系教育质量和文化传承,必须精准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家核心诉求的国家形象。“统编教材是国家教材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石,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反映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19]因此,统编教材应以国家价值观为思想内核,以中华文化特质为内容要素,以国家发展进程为时间线索,建构“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
一是基于国家价值观进行思想引领。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梳清了现代国家的精神追求、社会生活的价值标准和学生成长的基本取向,也让新型国家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作为教科书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标杆。”[20]统编教材应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勾画历史演进、叙述政治制度、提炼传统文化等国家要素,挖掘并传承“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文化资源、特色元素和精神标识,引导学生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华文明的认同。
二是基于国家利益进行精准筛选。为建构合理的国家形象,教育部制定了学科课程标准,实现对教材内容知识的筛选。《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要求:“教材编写要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赓续红色血脉,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21]。国家通过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渗透和价值观念的引领,从而精准遴选知识片段。比如,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通过提炼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可信”要素,呈现中国可信形象的理论发展必然;统编语文教材通过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可爱”元素,澄清中国可爱形象的文化传承逻辑;统编历史教材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可敬”要素,凸显中国可敬形象的现实生成过程。
三是基于国家在场进行逻辑建构。国家形象囊括了国家与主体之间认知、情感和信念等维度的关系,这要求统编教材呈现的国家形象不能是零散的知识片段,而是基于特定叙事逻辑的知识体系。统编教材通过时间线索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通过发展现实重点展示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东方大国形象;通过国际关系重点展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当然,统编教材还可以引入富有时代气息的素材,展示生态的中国、科技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等国家形象。可见,统编教材通过国家在场完成对不同国家要素的建构,从而向学生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
(二)丰富教材的内容体系,生动诠释国家形象的多维实践
统编教材通过将不同国家要素按照特定体例与逻辑结构进行编排,使国家意志得以体现,国家形象得以凸显。因此,统编教材需要以“可信、可爱、可敬”为逻辑线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以制度信息、经济发展、文明故事等为素材,通过建构丰富的内容体系生动诠释国家的多维形象。
其一,以“可信”为逻辑线索。统编教材作为理性的书写文本,内容体系要基于可信的事实才能产生公信力和可信度。这要求统编教材在塑造国家形象时遵循“可信”的逻辑线索,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可信的内容指南,体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发展与复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可信的内容素材,彰显中国秉持的发展观和坚守的义利观;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为可信的内容要素,呈现中国人民近现代以来选择的发展方案。正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要求,教材要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国情,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气节,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2]统编教材的内容建构既体现了国家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历时性过程,还融合了认同建构与情感共鸣的共时性过程,让学生通过可信的政党、可信的政府、可信的国家发展等认同国家的可信形象。
其二,以“可爱”为逻辑线索。在认识国家的可信要素后,学生会衡量所属国家是否值得热爱。因此,统编教材应致力发掘可爱的国家元素,塑造国家的可爱形象,从而最大范围地激发学生情感。一方面,叙说可爱的中国故事。统编教材要对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进行凝练、对中国话语的核心概念进行提炼、对中国发展的动人轨迹进行描绘,以此构成可爱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呈现可爱的中国人民。统编教材要从中国人的奋斗、贡献、责任等方面呈现可爱的中国人,并将之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联系起来。可见,我们将碎片化、微粒化的可爱事件、可爱景观、可爱能量进行逻辑建构,能形成可爱中国的不同侧面,让学生的认同情感得以凝聚和释放。学生通过学习教材中可爱的中国故事、接触生活中可爱的中国人民,在形象化、可视化和可体验化情境中会被唤起深刻的爱国情感。
其三,以“可敬”为逻辑线索。塑造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于讲好中国特有的、坚持的事实,形成相应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要求统编教材围绕“阐释好中国特色”,实现内部各要素统一,即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3]。当然,教材还要处理好“中国特色”的外部效力,在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中国价值与世界话语、世界故事、人类共同价值相互融通中生动诠释国家的可敬形象。因此,统编教材在不同文化对话中凸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中国形象的核心价值,从而让学生认识中国形象的“可敬度”。通过逻辑结构多线并行、各科内容各有侧重且相互交织,统编教材建构了合理的叙事逻辑和内容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在与教材内容交互中叠合生成“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
(三)探索教材的开发使用,立体传递国家形象的多维结构
教师是将统编教材中静态的国家形象转化为学生国家认同的中介,在使用统编教材时需要基于相应的叙事视角,回应国家的多维形象、学生的成长需求和知识的传递规律。
首先,教材的使用要联系生活实践。尽管统编教材建构立体化国家形象可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但对于学生而言,国家形象依然是宏观而陌生的存在。教师在使用教材时须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其能将之迁移到日常生活中进行验证,从而认同国家形象。换言之,学生若是无法证实教材传递的国家元素,其公信力和可信度就会削弱或丧失。因此,教师要通过真实信息、真实故事和真实声音,遵循包容开放与价值共享的叙事逻辑,从不同维度向学生展示真实的中国。这不仅能弥合学生由于不同文化语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产生的认知差异,还能向学生传递国家的可信形象。
其次,教材的使用要注重情感互动。如何让理性的内容更具感染力,如何让真实的中国故事更能打动人,这是教师在使用统编教材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24]212因此,教师既要围绕国家的可爱形象激发学生的情感热爱,也要根据学生的情感需求调整传递国家形象的重点,让其能在与教材内容互动中以共在引发共情,从而认同国家的可爱形象。从目前来看,教科书的传播载体已经从静态话语、图片拓展到动态音频、视频。数字教材在传递国家形象时具有独特优势,教师可采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将国家元素立体化和直观化,进而让其可视化、可感化甚至可体验化。当学生经由数字教材进一步拉近与国家的距离时,他们很容易将国家从异己的存在转变为切己的体验。
最后,教材的高度要指向以异求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作为完全“独立行动者”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这要求统编教材必须在现行国际关系中建构国家的可敬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25]教师在使用统编教材时要通过事实、新闻、影像等载体,呈现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卓越努力,“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24]212。可见,教师要讲好统编教材,既要理解国家形象的多维结构,也要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立体传递,从而实现国家形象与可塑心灵的联结。
(四)实现教材的体系建构,推动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序衔接
从建构和传递国家形象的维度来看,由于其内涵丰富、素材多样和维度立体,单一学科教材无法承担塑造“可爱、可信、可敬“国家形象的任务,因此我们应将统编教材视为共同培养学生认同国家形象的教材体系。这要求统编教材以统贯的思维和从整全的视角对教材要素、类型与结构进行体系化建构,使不同科目塑造的国家形象相互支撑和验证,不同年级塑造的国家形象互相衔接和叠加。
一是不同学科的教材相互支撑。统编教材虽然分属不同学科,但共同致力建构立体化的国家形象。这要求不同学科的统编教材之间相互呼应,充分发掘、组合不同的国家要素,结合教材自身的教育要素,共同推动”可信、可爱、可敬“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递。例如,统编语文教材是传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文本,具有塑造国家凝聚力、生成文化自信心的价值;统编历史教材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文化载体,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提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引导学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中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统编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教材是提升学生思想素质的关键介质,以中华优秀精神文明为引领,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实践等教育主题催生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26]统编三科教材相互支撑和嵌套,可以从文化、历史、民族精神等维度建构国家的多维形象。
二是不同年级的教材互相衔接。学生的认知、情感、信念处于动态发展状态,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步认知可信的国家信息,逐渐生成爱国之情和国家信念。基于此,统编教材在塑造国家形象时既要遵循形象传播机制、知识生成机制,也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一方面,统编教材要让不同维度的国家形象在学生不同年龄段循环呈现,在深度和层次上不断螺旋式上升,引导其层层深入认识国家的可信、可爱和可敬,进而不断深化对立体化国家形象的认同;另一方面,统编教材要将分布在不同单元、章节和篇目中的国家形象要素进行统合,让不同年级学生都能理解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例如,教师在阐释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时,不能将家庭、学校、家乡、国家、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民俗活动、社会生活、灿烂文化等内容视为孤立的知识点、单元或主题,而要以系统性思维整体建构国家形象,让其完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整体无遗漏、具体有重点、由低到高螺旋式累进、不同内容相互衔接。统编教材通过不同学科的横向协同和不同年级的纵向衔接,能以教材体系的形式推动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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