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人民教育》2024年第21期
摘要：中国教育处于从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向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转折期，亟须系统改革的视野。教育系统改革的核心考量是处理好培养人与培养人才的关系问题，要求教育系统能够同时实现平等与卓越的双重价值目标，而不顾此失彼。没有平等的质量是不可持续的质量，没有质量的平等是低水平的平等。平等与卓越两大目标在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有效耦合与动态平衡才能形成多样化、差异化且相互融通的教育生态。面向未来，要从系统层面思考如何依据人的成长规律办教育，围绕因材施教原则进行制度化设计，将全民教育与英才教育有机融合，在教育系统的开放化、治理机制的多元化与英才教育的整体优化等诸方面实施综合变革。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改革；英才教育
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教育改革不断加速，教育朝着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教育改革也日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向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期和转折期，[1]计划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在这一转折时期，沿用过去常用的只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孤立、零散、局部改革的发展思路，显然是不够的。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有系统改革的视角。不仅要思考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如何优化组合，更要重新反思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如何协同发展。并且，与过去通过理性设计达成教育系统内部要素优化组合的改革思路不同，教育系统改革视角更加强调教育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与复杂性，强调教育内部要素的优化组合必须经由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和协同演化而达成。
一、教育需要系统改革视角
教育系统是一个由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次社会互动关系汇聚而成的结构—功能系统，其中个体、组织等行动者嵌套于系统之中，通过彼此互动产生了一系列行动逻辑、规范体系与制度安排，在时空延展中形成了发挥教育功能的比较稳定的结构化体系。教育系统实际上是复杂的，多维嵌套着个体、组织与体系（体制）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各自相对独立运行，又相互关联、互赖共生、同频共振。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教育系统在个体、组织和体系三个层面均表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危机：教育主体危机突出表现为学生、教师等教育主体因为意义感和幸福感缺失而体验到的存在性危机；教育组织危机突出表现为学校同质化，缺乏办学活力；而这两大危机背后则是教育发展的系统性危机。
（一）教育的结构—功能危机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中国社会从传统控制型社会走向现代开放型社会，社会制度也从传统汲取性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制度。[2]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教育结构也相应从封闭保守走向与外界的互动和不断调适，提供了更多教育机会与教育选择，教育功能已逐步突破了以制造身份、符码操控为主的传统功能。
一般认为，一个公平高效的现代教育体系应该具有十大特性——全民性、终身性、易得性、完整性、多样性、融通性、协调性、均衡性、开放性与灵活性，表现为“面向全民、服务终身、方便易得、种类齐全、定位清晰、形式多样、衔接顺畅、比例协调、布局均衡、开放灵活”的特点。[3]然而，我国教育结构还未能全然符合上述特征，尤其是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在融通、协调、均衡、开放、灵活五个系统特性方面表现相对滞后。当前我国教育纵向结构以金字塔式结构为主，在这种结构中高一级教育对于低一级教育具有支配性作用，精英大学在整个结构中享有占据高位的支配性地位；横向结构则是比较明显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优质学校相对于一般学校具有优越的中心地位，城市学校相对于农村学校具有优越的中心地位，普通教育相对于职业教育具有优越的中心地位，且普职相对隔离、融通不足。这种单向化、等级化、隔离化结构通过资源分配机制容易形成同质化教育形态，使得教育的核心部分依然维持着强大的筛选功能。筛选为主、机会单一、同质化赛道容易共同制造出高控制、高竞争的教育系统，这样的教育系统以传承既定知识、维持社会稳定为主要特征，但较难满足人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和个性化学习需求，也越来越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二）教育系统改革的核心考量
更深层地看，应对教育系统危机的实质是中国教育体系需要很好地回应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重要挑战—其一，教育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保障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和人工智能更新迭代的挑战下保障中国人才的高竞争力，尤其是能否培养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其二，中国教育体系是否能围绕人的成长规律设计、培养身心健康的合格未来公民，维系社会稳定、传承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前者关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培养卓越人才、提升教育质量为主要诉求；后者则关涉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重构问题，以培养健全人格、保障教育公平为主要诉求。简言之，前者更关乎“成才”，后者更关乎“成人”；前者关乎人的工具性价值，后者则着眼于人的本体性价值。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能被简单地分割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于是，上述两大挑战指向一个核心矛盾——教育系统如何很好地将培养人与培养人才的双重目标协调起来？其答案指向一个几乎人尽皆知的教育理想—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毫无疑问，质量和公平是现代教育系统追求的两大核心价值。但是，人们很少深入思考质量和公平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容易忽视在质量和公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公平有多种含义，其核心诉求是平等主义，即面向每一个学生，确保每个人享有权利的平等和机会均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质量则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实现教育效能卓越，卓越意味着克服教育平庸，或者更直白地说，更倾向于“让聪明人受到最好的教育”。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简化地表达为：教育要促进所有学生的潜能发展，还是优先发展少数人的才能？教育系统如何在平等与卓越之间达成平衡？
一般来说，公平与质量是相容的，很多诉求是相互重叠的，既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系统是理想的，也是可能在现实存在的。对于一国之教育系统来说，公平诉求与质量诉求的重合交叠之处通常是教育系统中最稳固的教育共识。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与教育利益的分歧，两种诉求之间又有着基本的矛盾、对立和冲突，集中表现为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贯穿于教育的政策导向、制度设计、实践教学等全过程之中，成为教育系统中最基本而又根深蒂固的一对价值矛盾。效率追求即时可见的高投入产出比、优良的绩效表现等，而平等则更关注每个学生抽象的平等受教育权和无法测量的个性尊严。在全球范围内，从PISA测试结果来看，不公平但精英人才质量相对较高的“低公平”教育系统和比较公平但精英人才质量不高的“低质量”教育系统都存在。前者容易造成社会阶层分化的持续扩大，后者则容易造成教育系统发展的不充分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低水平。因此，教育系统能够实现平等与卓越的双重需要而不顾此失彼，这是教育系统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考量，需要最基本的顶层设计。
二、平等与卓越耦合的理想与困境
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以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方向，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可见，相关政策已经充分意识到教育平等与教育卓越的组合设计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也是教育系统提升人才培养效率的关键。没有平等的质量是不可持续的质量，没有质量的平等是低水平的平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平等作支撑。两者有效融合与动态平衡才能形成多样化、差异化发展且相互融通的教育生态。
（一）平等与卓越的冲突耦合性
显然，教育在社会价值平衡和利益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阶层与群体的教育利益诉求在教育体系中存在着冲突。教育利益冲突集中体现为——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应该怎么分配？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如何分配？在中上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怎么分配？反对教育特权、确保教育公平是社会群体的核心利益诉求。如果不能保证教育公平的优先性而只注重教育质量，会导致精英主义教育价值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中上阶层更能从教育系统中获利，无形中损害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增加他们“输在起跑线上”的风险，为社会和谐发展埋下隐患。所以，对于教育系统来说，实现全民教育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平衡互补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此才可以协调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因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
全民教育和英才教育之间的共生与耦合机制建构之路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的。一方面，受教育权是基本的公民权，尤其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该是平等主义的，不应有差异和教育特权的存在，每个人享有的教育利益既不能比别人更多，也不能比别人更少；另一方面，教育要培养高质量人才，少数有天赋的人才在教育资源获得和教育过程方法上应该与多数普通学生的培养有所区别，应该得到特殊的机会赋予与资源倾斜，平均主义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培养英才。于是，从政策到实践的教育链条之中，“是均衡经费投入，还是好学校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是均衡师资，还是让最好的教师去教最好的学生”，种种矛盾层出不穷。显然，平衡平等与卓越的要求，从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关系来看，就是要更好地实现教育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效能与培养人才的经济效能的平衡与总体利益最大化；从教育系统内部来看，就是要平衡好教育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人的当前发展与终身发展等。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平衡点上建构的理想制度，可以满足人与社会发展的多种需要，是尊重人的成长规律、以人为本的教育制度。
（二）平等与卓越的复杂动态性
为什么教育系统很难兼顾平等与卓越呢？首先，受经济发展影响，如果在平等和效率两者之间仍然以效率主义为主导，追求教育GDP、升学率，那么追求潜能发展和人格完善的素质教育就会受到影响。必须看到，经济和教育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经济领域中的效率至上不应被简单移植到教育领域。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原则上应把平等置于优先位置，经济效率次之。[4]同时，在教育活动中，对于教育效率的考虑虽然也包含促进经济效率，但是个人、社会和政治的价值考虑应当优先于经济效率的目的。
其次，对于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明。全民教育与英才教育、培养人与培养人才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教育不能很好地培养人，则人才培养是缺乏根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只有全民教育质量普遍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才能水涨船高。另一个教育常识是：在良好的教育生态中，人才培养是水到渠成的，不适合普通学生成长和普通学校发展的教育生态同样也不适合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和优质学校的发展。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所需要的教育生态环境与普通学生成长所需要的教育生态环境并无两样。因此，在平等与卓越之间需要以平等主义为主导，更加强调起点平等、规则平等、身份平等、投入平等和机会均等。这意味着，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更加态度坚决地推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等差距；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要处理好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促使高校在去中心化、去身份化的平等合作关系上建立起适度竞争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生态的整体优化。
最后，在教育系统中缺乏动态调节两者关系的机制。教育是一个受多元价值影响的多维复杂系统，任何一种单一价值都不能统揽一切或解决所有问题。同时，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在既定价值规范下具有一种动态生成性。实践智慧追求的是合宜性，即在合适的情况下做合适的事情。这意味着，虽然可以一般地说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以平等价值为主，以追求卓越为辅，平等比卓越（或效率）更为重要，但两者在教育实践中却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彼此参照与互相调整，实现路径的最优化。如前所述，平等与效率的冲突可以说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制度设计的始终，因此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智慧合理、适时判断才能达成两者之间的优化组合。这意味着，在教育制度设计之中必须为人的主动性和自由裁量留出余地，通过人的判断和行动来权衡平等与效率的利弊，调解制度的僵化和滞后。
三、迈向平等与卓越的教育系统变革路径
2023年7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简称《扩优提质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基本形成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的格局，切实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面向未来，要实现2035年迈入教育强国行列这一目标，教育改革不是要再设一条封闭而神秘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殊轨道，而是要将整个教育系统建设成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体系，挖掘和促进各类一流人才的涌现。[5]必须从系统层面思考如何依据人的成长规律办教育，如何对因材施教进行制度化设计，如何将全民教育与英才教育有机融合。教育平等与教育卓越必须在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上既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又相互补充、动态平衡。要迈向平等且卓越的教育系统，教育需要在制度设计、治理机制与教育实践诸方面实施综合变革。
（一）教育系统的开放化变革
只有开放化的教育结构，才能实现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只有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才能实现教育的个性化。教育系统需要在与外部社会系统互动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开放，从单向度、线性化的简单等级结构，迈向开放性、多元化的社会网络结构。[6]复杂性、发展性和非线性的观念变得日趋重要。在复杂系统理论看来，神经系统、生命演化、经济现象等都是复杂系统，其中存在相互依存、错综复杂的要素与关系。复杂系统拥有去中心化的控制系统、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具有适应环境的自我调适和进化能力、自组织的动力系统，这一系统永远也无法达到均衡状态，总是处于不断展开与不断转变之中。[7]教育系统受到多方面因素推动和牵制，可能产生各种矛盾，却能从貌似无序中达到有序状况，产生灵活性。教育系统要迈向这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多层次的组织系统，要做好最必要和最基础的顶层设计。
其一，在教育价值方面，要处理好平等与效率、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重视平等便会更强调人们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也会导向更重视合作的氛围；而强调效率则会更加重视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竞争。教育是一种追求公共善和共同利益的活动，以效率和竞争为主导的教育会导致零和博弈，不利于共同利益的实现。在价值导向和政策设计中，必须将平等与合作原则置于首位。
其二，在教育结构—功能方面，要处理好主导性与开放性、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的关系，使得教育结构既有明显边界，又有适应外部社会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灵活性，而不能成为自我参照的循环闭合系统。纵向上，优化教育分流制度，实施尊重学生意愿和降低竞争程度的柔性分流与多元选拔制度；横向上，进一步“去中心化”，去学校身份等级化，职普融通发展。如此，将单一化、等级化的“独木桥”上升通道变成立体网状的“立交桥”结构。拆除各种排斥性和限制性制度壁垒，建立起给予人平等竞争机会、激励人终身学习的包容性制度。教育结构—功能变革目标的实现，表现为多样化教育形态和富有活力的教育组织。学校组织既表现出公立主导性趋势，又表现出城乡协同发展、公立教育与民办教育协同发展、优质学校遍地涌现的去中心化态势。每种类型学校都做到各自差异化的卓越，各美其美，而不是用一种尺度衡量不同类型的学校。
（二）教育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变革
教育系统开放化的关键在于教育治理机制的变革，教育治理机制变革的关键则是处理好行政主导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有效的治理格局是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三种机制多元共治的结果。[8]教育治理应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他治、教育共同体的自治、社会力量参与的共治三者共同作用。政府、学校、社会三者共享教育治理权，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民众对于教育的期望，促进多元主体教育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三者之外，市场机制则是必要补充机制，可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满足多元化受教育需求。这种基本的治理结构可以使多元教育利益在教育体系中有更畅通的表达渠道和更有效的整合机制，这是教育平等与教育卓越之间达成制度平衡的关键所在。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如果教育治理只运用政府机制，“一刀切”“同质化”的评价标准就不可避免；如果管办评分离，将社会监督、专业评估、学校自评相结合，教育评价标准更可能趋于动态化和平衡化，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强调自治和共治，把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体，注重基层创新、赋权教师、促进家长参与、培育教育专业组织、促进跨界合作，学校教育才能更有活力。
（三）英才教育的整体优化变革
经验告诉我们，孤立、零散地开设英才培养的项目（如开设实验班、少年班等），效果有限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在教育实践方面要对英才教育进行整体优化变革，在保障机会均等的前提下促进人才脱颖而出。
首先，要处理好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枝叶与根本之间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普通学校占据主导地位，优质学校与普通学校是类型差异，而非等级差异或身份差异，且优质学校的建设前提是基础教育阶段要有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校际差距较小。义务教育阶段不宜有精英学校或重点学校，可以有特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英才教育应以嵌入式为主。天赋出众的孩子，一方面在常规班学习，另一方面也有单独或课外的加快学习和拓展学习内容。正如《扩优提质行动计划》所指出的，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建设一批具有科技、人文、外语、体育、艺术等方面特色的普通高中，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学校率先开展特色办学试点，在保证开齐开好必修课程的基础上，适应学生特长优势和发展需要，提供分层分类、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
其次，要探索英才教育模式。中国虽然有高中名校和优质学校，但总体来看，英才学生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还没有系统建构起来，尤其是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相对薄弱。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科技英才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贯通式培养模式的探索应是重中之重。同时要有制度配套设计，增加制度弹性，使得制度设计能够适应优秀人才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更要注重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比如对于英才学生的科学甄别方法，通过科学的制度甄别选拔出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比例应该与人群中天才的比例分布相符。
最后，在教育实践系统要处理好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学生的特长发展和在擅长领域的超前发展。鼓励教师实施因材施教的差异化教学与形成性评估，鼓励学生自由选课、自由学习和自由思考，发挥每个学生的创造力，这是教育质量提升的根本之道。
中国教育现代化依然在探索行进的路上。中国教育要超越规模扩张和简单移植西方经验的发展模式，走内涵式发展和自主探索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而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且卓越的开放教育体系。教育的系统改革既依赖于自我革新，又依赖于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的互动互构，更依赖于我国社会现代化整体转型，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后两者变得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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