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年7月20日19:00—21:30
主持人：陈珊珊
参与人员：程老师，卢老师，在读博士及硕士。
沙龙议程：
1.读书汇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第一章汇报人：张晓轩

2.中期汇报：博士论文调研工具汇报 汇报人：周如川

一、读书汇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第一章，汇报人：张晓轩

具体内容：主要从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第一章内容展开，主要介绍作者对集体行动面临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这些模型无法充分解释实际的集体行动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否定了国家（利维坦方案）和私有化方案作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或最优途径，认为它们都存在局限性。作者提出了一种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实现的混合所有制下的自治组织理论，旨在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找到在人们面对规避责任诱惑时，仍能取得持久共同收益的良性方案，从而发展一套能够有效应对“搭便车”问题的自主治理集体行动理论。

博士生陈珊珊：

认为公地悲剧本质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供给困境（搭便车）和占用困境（过度使用）两大难题。现实问题： AI教育平台正面临严重的公地悲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内容层面：在线教育资源被大量复制传播，原创者权益受损

2. 工具层面：AI教学工具开发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匹配，开发者无法获得应有回报

3. 创新层面：教师的教学创新被AI系统无偿学习复用，创新者面临被替代风险。

博士生王琇：

教育和教育改革是一种准公共事务，教育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教育用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教育符合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利维坦方案和私有化方案，这是当前教育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利维坦方案表现为集中决策忽视地方差异，而私有化的方案会加剧阶层分化，弱化教育的公共性。教育改革不仅仅是要听取命令，而是需要多中心的协作进行自主治理，而是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发声。

博士生娄琳琳：

奥斯特罗姆理论的核心在于主张通过自组织方式来治理公共事务，这确实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政府管控或市场调节的第三条路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组织治理的适用边界问题。这种治理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最为有效？适用的群体规模和范围如何界定？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理论的实践可行性。其次，自组织治理的运行基础是信任机制的建立。在现实操作中，通过自组织方式制定的规则如何获得成员的认同和遵守？信任基础又该如何构建？

卢老师：

卢老师的观点剖析了中西方在公共事务治理思维上的根本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应用到教育治理的具体实践中。

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前提建立在个体理性和个人主义导向之上。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学术界在分析公共事务治理时普遍持有一种退化论的思维模式：假设一开始存在理想状态，如公共池塘能养很多鱼、牧场生产力充足，但经过个体间的博弈，特别是零和博弈，导致公共资源的生产力逐步下降。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的退化叙事，以及基督教文化中从伊甸园被逐出、最终要重返伊甸园的循环观念。西方研究者，包括奥斯特罗姆在内，往往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开始达到理想状态，然后因为各种原因恶化，治理的目标就是阻止恶化或回到原初的理想状态。

这种思路本身存在问题。中国的哲学思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道家思想并不崇尚原初状态的完美性，而是认为一开始是混沌状态，然后逐渐分化，在分化过程中产生好坏，人们可以选择发展的方向。中国哲学承认事物具有向好发展的可能性。

在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实践中，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思维体现在增量思维上。面对公地悲剧，西方往往在存量内部进行零和博弈式的争夺，比如西方国会在编制预算时，实际增量很有限，很多所谓的增量仅仅是为了对冲通货膨胀。而中国的思路是通过持续创造增量来对冲资源恶化的趋势。比如新成立的央企准备开发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电资源。将这种思维应用到教育领域，面对出生率下降的挑战，西方思维可能倾向于维持甚至减少教育投资。但中国的选择是扩大教育投资，这种扩大投资确实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第一，维持现有投资水平，随着学生数量减少，师生比会自然下降。现在一个班四五十人，十年二十年后可能变成二三十人，在教师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教育质量会明显提升，民众能够切实感受到这种改善。第二，当前大力推进的教育数字化，特别是九部委出台相关文件后，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投资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扩大教育公共资源的总量，相当于扩大了"牧场"的面积，很多原有的资源竞争问题可以得到缓解甚至解决。虽然人工智能在当前水平下投入教育领域不会带来根本性转变，效果也会有好有坏，但这种增量投资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治理思维的特色。

卢老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思路与西方存在根本性区别。提出做教育研究必须从底层逻辑上理解这种思路差异，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教育治理的独特路径和发展方向。这种增量思维不是简单的资源投入，而是通过创造新的发展空间来超越原有的零和博弈困境，实现公共事务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程老师：

奥斯特罗姆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理论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启发几个方面：

第一，是公共资源的独特性。

奥斯特罗姆所关注的公共资源具有独特的性质，其核心特征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些资源不像数字产品可以无限复制，也不像其他生产要素可以追加投入。无论是渔场、矿产还是煤矿铁矿，这些资源都是固定的、稀缺的。以内蒙古草原为例，许多人世代依靠这片大草原生存，而草原的面积是有限的。起初人少地多，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人口繁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每家都想多养牲畜，都想让自己的牲畜多占草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变得异常突出。

第二，程老师指出了公共资源治理的复杂性：

奥斯特罗姆研究的问题比知识产权等问题更为复杂。知识产权问题通过加强管理、防止免费下载或增加法律程序就能解决，但公共池塘、公共矿产、公共草场以及公共旅游资源的治理却异常复杂。这些资源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们不能再生，不是投入资金就能增值的；第二，在这些资源周围生活着大量以此为生的人群，他们世世代代依赖这片土地，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希望享有对资源的排他性控制权；第三，这些居民既要防止外部资本入侵，也要抵制不可持续的新技术应用，比如土耳其渔场的传统渔民要抵制使用快船和电网的外来渔民。程老师认为，公共资源与公共事务存在差异但又相互联系。教育作为公共事务，理想状态下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治理，表达意见。而公共资源是有形的、稀缺的、具有排他性的。但两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需要社会合作能力。如果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弱，那么依靠民众自主管理公共资源的能力也必然很弱。这两种能力都蕴含在社会合作体系之中。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寻求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要么出现囚徒困境，要么出现公地悲剧。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羊群更大，占有更多牧场，但这必然导致过度放牧和草场退化，造成公共利益的衰退。这反映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根本冲突。虽然集体利益增加有助于个人利益，但如果别人多放牧，自己就会吃亏。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尽管合作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每个人作为经济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技术手段如何进步，这都是人类合作体系中极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奥斯特罗姆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看似平常但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相比那些宏大悬远的选题，西方人更看重这种切实的研究。他的研究虽然题目不大，但意义深远，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合作以及巧妙的制度设计来化解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他从日本、瑞士、土耳其等地收集了大量公共治理的成功案例，试图找出成功背后的因素，比如分级制裁等机制。

最后，是关于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发。程老师提到，中国人在自主治理方面并不擅长，日本人相对好一些。面对公共资源治理，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私有化，而中国人则倾向于选择利维坦方案，即国有化。以矿产开发为例，当发现某地石头可以加工成大理石后，立即国有化成为国家财产，由当地政府所有。但政府无法亲自开发，只能委托给有资本的私人老板，比如福建商人。这些商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向国家交税，但在开采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切割石头需要大量水冷却，含有石屑和污染物的废水流入河流，破坏环境；大型车辆压坏道路；当地居民虽有少数人能通过开车运输或当劳工获得收入，但大多数人承受的是环境代价、健康代价和交通拥堵。相比之下，一些地方采取集体所有制。比如某些山地按户分配，每家拥有几座山头。但有些资源难以分割，如渔场的开放水域，不仅内部矛盾大（好的捕鱼位置大家都想占据），还面临外来入侵者的威胁。解决办法包括抽签、轮换等制度设计。水资源争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常引发村庄间的械斗，上游村庄截水会导致下游无水可用。美国某州也面临地下水资源的分配问题，过度开采会导致地面沉降。中国对长江黄河采取分段治理，设置河段长负责的措施，但实际效果不佳，上下游相互推诿责任。

通过奥斯特罗姆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资源治理确实是人类社会治理中的复杂问题。这些资源既不可再生，又难以排他。以渔场为例，世代居住的居民想要独占权，但渔场是开放的，无法封闭。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极具意义，他探讨了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公共治理达到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类合作中的重要困境。

这些研究对中国的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公共资源治理具有重要启发。中国人确实不擅长自主治理，依靠国家治理虽然比无序状态要好，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效率无法最大化，损害当地居民利益，存在腐败问题如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寻租等。中国的利维坦式治理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为我们描绘了很多可能性和必要因素。尽管这本书对缺乏经验的读者有一定难度，但对理解公共资源和公共事务的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可持续的公共资源管理。

二、博士论文的调研工具：市域产教联合体多元主体合作调研问卷和访谈提纲，汇报人：周如川

博士生陈珊珊指出：

1、学生版问卷的修改意见

第一，基本信息收集的完整性优化。当前基本信息部分存在明显缺失，不利于后续的分层分析和对比研究。根据教育统计学和分层抽样的要求，建议增加以下关键变量：所在城市（东莞/深圳）、入学年份、是否为联合体重点建设专业。这些信息的收集基于"分层变量控制"的研究设计原理，能够帮助研究者识别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提高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和政策针对性。

第二，多元主体协作感知的重新设计。问卷第13-15题试图测量学生对多元主体协作的感知，但学生作为非直接参与者，难以准确观察到主体间的协作情况。根据"信息可得性"原理，应将重点转向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协作效果。建议将"您是否清楚各参与主体在联合体中的具体职责？"修改为"在您的学习体验中，您能感受到不同主体（政府、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发挥的作用吗？"这种修改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观察视角。

2、访谈提纲的修改意见

主要是问题层次的逻辑性。访谈提纲中的问题缺乏清晰的逻辑层次，容易造成访谈过程的混乱。根据"漏斗式访谈"的方法论要求，应遵循从宏观到微观、从背景到具体、从现状到问题再到建议的逻辑顺序。建议重新组织问题结构：首先了解受访者对产教联合体的总体认知和参与情况，然后深入探讨具体的合作机制和存在问题，最后询问改进建议和未来展望。这种重构基于"信息获取的递进性"原理，有助于获得更完整、更深入的信息。

博士生付东兵指出：

虽然都提出了产教联合体的概念，但事实上被访谈对象虽然知道这个概念，但建议根据对象实际的经验出发。比如访谈教师，人才方案如何实施等问题。研究应该是从访谈的具体细节中归纳出结论，我们只能通过现象看本质，说明我们问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所以，访谈提纲要问更具体的细节，而不能用自己论文的术语。要选择对方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根据问题的深度慢慢加深。

博士生刘晶指出：

一、关于问卷

1.学生调研的有效性

对学生问卷调研提出了根本性质疑。认为按照利益相关度排序，最密切的主体依次是：教育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学校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学生处于最末端，对政策层面的内容了解有限。

2.研究对象局限性

从实践角度分析指出，学生最关注的是课程、实训和就业等直接相关内容，而对于这些内容背后的政策设计和项目来源并不关心。即使课程中融入了1+X证书制度、现代学徒制等项目内容，学生也不会特别关注其政策背景。

3.调研对象

(1)学校管理人员：特别是教务处、校企合作处等直接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

(2)专业教师：仅限于直接参与相关项目工作的教师

(3)排除一般教师：因为一线教师对国家教育政策和改革了解有限，更多关注具体教学方法和专业内容

二、访谈提纲的修改建议

1.标题逻辑性

(1)"合作机制与现状"不是同一维度概念，不宜并列

(2)"利益平衡与博弈"的顺序应该调整，一般是先博弈再平衡

2.访谈问题合并

(1)政府访谈中的第二题和第四题都涉及深圳市新成立的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

(2)第七题和第十题存在重复内容

(3)第四题和第六题都询问冲突及协调问题

3.问题表述现代化

指出"政府如何发挥科层优势"这种表述已经过时，在人工智能发展、多中心治理理论、敏捷治理、数字政府等新理念背景下，应该采用更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表述方式。

4.不同主体访谈重点调整。对于产业园区、企业、科研院所的访谈，建议明确各自关注重点。职业院校更重视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和就业情况，企业更重视盈利和产出，科研院所更重视科研成果。建议根据这些不同关注点调整相应的访谈内容。

三、研究实施的操作性建议

1.访谈时间灵活控制

基于自身访谈经验建议，访谈时间不应严格限定在40-60分钟，而应根据访谈对象的状态灵活调整。有些人可以谈2-3小时，有些人最短也需要1小时，应该充分尊重访谈对象的表达意愿。

2.问题设计策略优化

建议采用小切口的提问策略，避免过于宏大的问题让受访者不知如何回答，应该从具体、可操作的角度切入核心问题。

博士生陈嘉杰指出：

深职大的产教融合是以教师为三方联合的关键节点的，教师应当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教育属性的体现，但现在的调查中并没有体现出教师的重要性。

博士生李步真指出：

关于访谈提纲：

1.关于访谈提纲还是有点乱，没有主线。应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提出，由对方阐述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存在什么问题，再根据被访谈对象阐述的现状追问。

2.认为对学生访谈是有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市域产教联合体也好，还是行业产教联合体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学生问卷指出学生更多关注教师、教材、实习实训等内容，对政府、多元主体的角色认知有限。建议问卷应聚焦于学生实际接触到的教育要素，应该更多是关于企业教师、学校双师、工学交替方面。

3.提纲的开放性和引导性。现在提纲有很多引导性问题不太合适，建议修改。

刘晶师姐做出回应：

1. 学生问卷优化建议。最好去除政策性术语，删除直接涉及"市域产教联合体"等政策性过强的概念，因为这是2022年才提出的新概念，学生根本不了解

2. 教师访谈的针对性原则

(1)选择相关岗位教师：基于1+X证书调研的经验，应选择与具体工作职责相关、对政策了解的教师进行访谈

(2)避免无效访谈：不是排斥所有教师，而是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避免访谈对象"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情况

(3)提高访谈效率：考虑到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应进行高效的有针对性访谈

2. 研究聚焦的重要性

(1)明确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不是泛泛讨论产教融合，而是专门关注如何解决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具体问题

(2)层级传导机制：国家政策→学校政策→教师执行，形成完整的政策传导链

(3)提高研究效率：建议更聚焦地关注对相关工作非常了解的人员

(4)核心建议：通过调整问卷表述和精准选择访谈对象，提高调研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博士后刘莎师姐提出：

提出了在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时，应根据被访谈者的背景和沟通能力调整访谈提纲。此外，针对学生群体的问卷设计应侧重于实习机会、指导质量、技能提升和就业帮助等方面，同时建议增加开放性问题以深入了解学生满意度低的原因。

卢老师：

1. 基于受访者认知边界的差异化设计原则

当前访谈提纲存在研究者中心主义倾向，即从论文写作需求出发设计问题，而忽视了受访者的认知局限性和职责边界。根据韦伯科层制理论，组织成员通常只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具有深度认知，而访谈中的战略性宏观问题往往超出了单一受访者的知识结构。这种"一刀切"的访谈设计违背了差异化调研的基本原则，难以获得有效的实证数据。因此，研究者应基于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责范围和认知能力，设计针对性的访谈框架，确保问题设置与受访者的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相匹配。

2. 建构性对话的访谈实施策略

教育研究访谈应采用建构性对话模式，而非单向的信息提取模式。研究者需要通过角色代入和情境营造，构建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运用启发式提问技巧引导受访者深度表达。这种方法有别于传统的结构化访谈，强调观点的互动生成而非被动收集。鉴于教育领域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纯粹的问题导向容易引发受访者的防御心理和消极态度。因此，研究者应采用建构性问题导向，通过前瞻性和发展性的问题设计，激发受访者的参与积极性和创新思维，从而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素材。

程老师：

1.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涵、特征上要有辨析的思维，要突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特点，快的功能和区域性，这也解释了后面为什么要以深圳和东莞为个案研究。

2.涉及研究工具的设计。不要仅仅从研究出发，要从调查者的经验出发，要思考你最想获得的资料是什么，视角的转化、话语的转化，包括一些问题编排的逻辑。问卷不太适合给学生做，学生根本不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议改为教师问卷。如果问卷对象是学生，那么要思考学生是不是关于产教联合体这方面信息提供者最权威的人，容易乱填。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访谈，要思考目的是什么，要思考获得什么样的证据。要思考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是不是最权威的。因此，学生只能从局部的角度告诉我们合作的效果如何，尤其是在提升学生技能方面，学生比较有权威。当下的问卷最好改为教师问卷，在两个学校里面开展，因为实际上也反映了产教联合体的群众基础，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参与，那说明联合体缺乏参与基础，对学校和人才培养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教师在实训过程中和企业到时合作的评价，教师还是可以发言的。

3.细节方面：

其一，访谈提纲的问题过多。一般不要超过15个，不要贪多求全，而要精简，合并同类项。其二，标题方面。访谈提纲的结构设计应避免过度分割，防止因板块化设计导致的逻辑割裂。应采用渐进式和关联性的问题编排，确保访谈过程的连贯性和深度挖掘的可能性。其三，最好问最有发言权的领域。但他的回答只是旁观者的回答，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自己。

最后，老师总结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作用类型。在经济发达、产教合作基础深厚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扮演服务者和保障者角色，主要通过提供政策便利、制度保障等方式支持既有的合作关系，属于追认和强化型的治理模式。政府的介入更多体现为对市场自发形成的产教合作关系的确认和优化，而非主导性的重构。

相对而言，在产教合作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政府则需要承担更为积极主动的统筹协调职能。由于缺乏自发的合作机制和深厚的合作传统，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通过政策设计、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等手段来促成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仅是规则制定者，更是合作关系的积极建构者。

最后，老师建议通过比较案例研究的方式，深入分析不同地区政府作用模式的具体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从而更加精准地理解多元主体合作的内在逻辑和治理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