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年8月3日18:30—21:30
主持人：王童谣
参与人员：程老师，在读博士及硕士。
沙龙议程：
1.调研提纲：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访谈提纲；汇报人：李步真
2.读书汇报：《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第二章；汇报人：王琇
一、《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浅表化生成机制研究》调研工具：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访谈提纲，汇报人：李步真
具体内容：
本次汇报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1.政策期望与实践现实的巨大张力；2.研究的切入点；3.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访谈提纲；4.资料收集；5.研究困惑。
博士生娄琳琳：
1. 调研对象方面：当前调研聚焦于教学实践中“浅表化”问题，尤其是其深层机制。然而，仅以教师为唯一访谈主体难以全面揭示问题实质。建议将教师、企业、学校作为主要调研对象，构建多元主体视角。以教师为单一主体的调研易忽视其他关键环节，例如：企业为何不愿将核心材料提供给教师？这一问题背后可能存在企业自身的利益考量或风险权衡，难以通过教师单方面的叙述加以厘清。同样，学校在教学评价标准上可能存在一定宽松性，这亦可能诱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敷衍应对，从而导致“浅表化”倾向。因此，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更全面地还原实践机制，避免信息的片面化和单向度解释。
2. 理论视角的拓展：目前所采纳的两种理论框架尚显不足，难以全面支撑对“浅表化”问题机制层面的解释。如企业管理制度与运作方式可能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潜在影响；教师自身的多重工作任务亦可能造成时间碎片化，从而削弱其对教学设计的理论投入与反思能力。上述情境在当前理论建构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虽然已关注到“面子”“人情”等社会文化因素对教师进入企业实习的影响，但是否忽略了其他路径和动因，如通过正式制度化渠道参与企业实践等非关系型方式，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访谈中较少涉及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如教师如何理解自身的教学定位、对行业实践的态度与认知等。这些教师主体的意识形态与行为逻辑，有可能构成“浅表化”问题的重要生成机制。
总体而言，目前的访谈提纲与理论建构更多聚焦于“浅表化”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对其背后的成因机制关注不足。这一局限或与访谈对象范围较为单一（仅限于教师）密切相关。
博士生陈嘉杰：
1.研究起点的反思：以政策文本中的目标与愿景作为研究起点是否合理，尚需进一步讨论。或许，相较于政策所表达的理想化期待，更应关注政策出台背后的现实问题，将其作为研究的真正起点。目前的研究设计中，对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动因未作充分说明，尚未揭示其所回应的现实困境或制度矛盾，从而使得研究的问题意识显得较为薄弱。
2.研究问题的界定：当前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为何出现校企实践的浅表化现象”表述较为笼统，尚未触及问题的关键层面。具体而言，应深入探讨“校企配合为何不畅通”的根源性机制。例如，教师是否真的是该问题的主要责任主体？部分学校中，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工作并非出于主动意愿，而是在学校行政推动与考核压力下的“被动配合”。这种现象反映出制度层面与组织结构可能存在深层矛盾。当前的研究设计尚未就此提出明确的问题意识或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切入点，因而在解释“浅表化”现象方面显得较为表面。
3.预调研访谈的定位与作用：预调研中的访谈工作究竟服务于何种研究目的，尚需进一步明确。我们与受访对象交流的意图为何？试图验证怎样的观点？期望发现什么样的问题线索？若不能清晰界定预调研的功能，可能导致理论建构与经验材料之间的逻辑断裂。例如，在理论选择上，当前研究突然引入新制度主义理论，但未能说明该理论与前期经验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整体研究路径显得突兀、割裂。为此，需要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建立更具逻辑性的中介框架，以避免“先入为主式”的理论套用或后置性的拼接性解释。
博士生陈珊珊：
1.访谈提纲：现有的访谈提纲更多关注现象描述，关于机制的深入挖掘要追问为什么是这样？现象产生原因？不同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等。缺少为什么、如何发生的机制探讨。
2.研究对象：研究偏向于探索性理论建构，如果选择单一一所学校的样本量，可以从同一所学校内部最大差异选择样本量。
（1）抽样的维度设计上：第一，教师特征差异：如教师年龄、教龄、学历方面的差异。第二，专业背景差异。第三，实践经历差异。第四，企业类型差异等。
（2）理论抽样：针对目前四个理论模型进行针对性的抽样。
（3）补充企业类型的多样化，确保访谈对象来自不同企业。
（4）样本量的饱和度取决于信息的饱和度，同质性群体6到8人，异质性群体6到8或更多。建议核心样本量12到15人，补充、验证3到5人。
3.新制度主义理论
（1）当前访谈提纲缺乏对制度类型、制度类型关系的探讨。诺思强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需要系统分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可考虑在第二部分增加问题：您进入企业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政策要求、学校安排等官方因素更重要？还是熟人关系、个人网络等非官方关系更重要？并思考二者是相互配合还是会产生矛盾。
（2）当前访谈提纲缺乏对教师双重身份冲突的问题，建议在第三部分增加追问：
·企业实践期间您同时需要处理学校的哪些工作？当企业工作和学校工作发生冲突时，您如何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企业方是否了解您身份、角色的冲突？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冲突？
·您觉得自己在企业中更多代表学校的这种公共身份还是代表个人名义的私人身份？这种身份定位是如何影响您与企业同事的互动方式？
从而进一步验证制度通过塑造个体的多重身份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
（3）诺思强调的制度改进多于创新，即制度变迁更多是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第五个部分增加制度方面的访谈：
·基于您的实践经历，您认为现有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需要进行哪些改进？是基于现有框架调整还是进行根本性变革？您觉得推进改进的主要阻力、动力是什么？
·如果让您重新设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您会保留哪些现有做法？改进哪些方面？您的这些做法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4.访谈技巧和问题表达方面：第一，在问题表述上较少引导性表述。第二，定性研究更多是发现新的内容，打破原有预设。
博士生刘莎：
1.“浅表化”概念的界定与维度建构：当前研究中“浅表化”概念的界定尚不够清晰，有待进一步理论澄清与维度细化。应明确指出，“浅表化”究竟指向何种教学或实践行为的状态，其内在特征为何。此外，现有维度构建较多聚焦于教师个体的实践困境，但实际上，企业员工在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亦可能面临类似的结构性障碍，例如接触核心业务的受限、难以真正融入企业内部工作圈层等。因此，浅表化现象的维度建构应突破教师单一主体视角，拓展至企业端的实践逻辑与协作机制，从而实现更具整体性的分析框架。
2.研究设计与生成机制的支撑问题：目前研究框架虽试图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但在具体执行中，访谈调研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教师个体，其结果难以有效支撑关于“浅表化”现象生成机制的系统建构。宏观层面应涵盖对政策制定者、学校管理者与企业方的访谈，以揭示制度设计与合作导向等上层结构的影响；中观层面则需补充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深入访谈，以强化对中介机制的理解。目前仅以教师单一群体承载中观层面分析，明显支撑力不足，导致对“浅表化”现象背后多元因素的揭示深度不够，难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机制建构。
博士生周如川：
1.理论视角与研究题目的深化：本研究拟引入拟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旨在揭示政策性制度压力如何在现实中转化为象征性表演。在国家政策主导下，企业通过参与产教融合建设，获取政策红利或其他资源性回报；与此同时，学校也需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硬性指标任务。在此双重制度压力下，校企双方形成了表面合作的行动逻辑，即以“合作”的形式回应政策要求，实质上却缺乏深度协同与实质性互动，最终呈现出“浅表化”特征。
因此，本研究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为何会出现浅表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厘清其深层生成逻辑，并进一步探讨可能的优化路径与改进机制。建议在研究题目中适当加入“优化路径”或“改进机制”相关表述，以体现问题导向与实践回应的双重意图。
2.调研主体的拓展与多元视角建构：当前调研主体主要聚焦于学校一方，尤其是教师群体。然而，若欲深入揭示校企合作“浅表化”现象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张力，需引入更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建议扩大调研范围，纳入企业方，特别是相关园区或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企业，系统了解其对教师“进企业实践”的认知、态度与诉求。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企业是否将教师实习视为资源投入抑或管理负担？其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为何？是否真正需要教师的实践介入？不同类型企业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期待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需予以深入探究。
3. “浅表化”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维度划分：
为提升研究的理论张力与解释力，有必要对“浅表化”概念进行明晰界定，并尝试构建分析维度。初步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1）任务层面的浅表化；（2）关系层面的浅表化；（3）成果（结果）层面的浅表化。在拟剧理论视角下，上述三类浅表化现象均可视为制度压力所致的“表演性合作”结果，即合作活动更多是对政策要求的象征性回应，而非内在动能驱动下的深层实践创新。
程老师：
肯定了预调研过程对问题的把握、分解、理论的生成与调整，揭示了研究如何做的动态过程。对很多要用访谈做大论文的同学有所启发。建议如下：
1.核心问题提出明确化、普遍化。浅表化容易成为很泛的指责，不够深入。核心问题的聚焦不明确，浅表化是讲合作不畅？制度壁垒？还是教师作为个体进入场域后主动适应能力不强？还是双方合作信任度不够？问题聚焦影响后面的理论原则。如制度壁垒，会用组织行为学等理论进行解释；在设计访谈提纲时会强调文化的不匹配完成的组织、制度、文化壁垒。该研究更多从教师层面展开，可聚焦为教师进入企业后为什么学不到东西？感觉到不能融入？因为双方都有偏见、刻板印象吗？合作前有刻板印象，合作中没有消除偏见，合作后依旧存在。亦或教师融入不进去、或学不到东西。应明确化、角度新颖化的问题。
2.问题的解释需选择适切的理论视角。在解释研究问题时，理论的选择应具有针对性与契合性。理论的功能在于回应特定的问题逻辑，因此，过多且杂乱的理论视角可能反而削弱研究的聚焦性，导致研究者迷失于多元解释中，难以清晰界定自身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当前研究中，建议对所采用的理论框架进行精简与优化，突出与研究问题高度契合的核心理论。
具体而言，建议删除“关系—面子”理论的运用。尽管在教师初次进入企业实践场域时，确实可能通过熟人引介、强关系作为信任建立的前提，但从实践过程来看，教师能否被进一步接纳、获得深入参与的机会，更多取决于其个人能力的展现以及与企业方的匹配程度。因此，关系仅在初始阶段起到“通道”或“保障性”作用，其后期影响力相对减弱，面子与人情并非构成合作质量的关键变量。以此为解释基础，理论效力有限，宜予以舍弃。相比之下，当前情境学习理论更具解释力。该理论强调学习与实践嵌入于特定情境之中，个体需通过逐步参与、适应情境规则、获得“合法边缘参与”来实现认同与融入。在校企合作情境中，教师初入企业可能面临被边缘化、无法参与核心业务等情况，这并非完全由关系缺失或制度障碍所致，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适应与协同建构过程，类似于实习生在职场中的成长路径。因此，情境学习理论有助于理解教师在实践过程中从“局外人”走向“局内人”的复杂路径。同时，亦可考虑引入社会合作网络理论作为补充视角，探讨校企合作能否顺利推进，是否取决于合作各方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与多样性。如果一个教师或学校在行业中拥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嵌入能力，其在与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获取实践资源方面可能具有更大优势。因此，合作关系的生成与深化不仅依赖于制度安排，更受到社会网络结构与动态互动的影响。
综上，研究应围绕核心问题选择少而精的理论视角，以增强解释力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理论堆砌导致分析失焦。
3.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实践导向和校企合作为办学特色的高校，该类院校在当前产教融合政策背景下具有一定代表性。拟以本校为主要调研对象，深入剖析校企合作实践中所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与深层机制。与此同时，可适当选取其他具有不同校企合作模式的高校作为对比调研对象，以实现对本校问题的参照性理解和反思性建构，从而增强研究的广度与问题识别的全面性。
此外，建议将企业方纳入访谈体系。教师在企业实践过程中“学不到东西”的问题，并非单方面的能力不足或适应问题，更可能是校企双方合作机制不畅、目标不一致、沟通不充分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因此，调研需同时关注教师与企业两个主体的视角，探讨双方如何理解合作、如何看待彼此角色与价值，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哪些利益错位或认知偏差。唯有在双重立场的基础上，方能较为全面地揭示当前教师企业实践流于形式、缺乏实效的深层根源。
4.建议在访谈提纲中进一步纳入教师与企业员工之间的角色冲突问题，尤其是教师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个体教师”与“学校代表”之间的身份张力。同时，关注教师如何看待校企合作的意义，以凸显其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教师没有学到东西”并非源于其主观意愿缺失，而是在多重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访谈中应引导教师具体反思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实践任务的专业相关性、企业接纳度、时间安排、资源支持等，全面揭示其在企业实践中面临的结构性与互动性困境。后续分析中，应将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整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进而构建起对“浅表化”现象的理论模型。虽然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因素也有所涉及，但并非本研究的重心。研究初期以教师个体经验为主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组织与制度的视角，以实现对机制性问题的深入理解。
二、读书汇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第二章，汇报人：王琇
主要介绍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第二章内容，此次汇报围绕五个部分展开：公共池塘资源的情境（相关概念群、复杂、不确定情景中的理性占用者）、相互依存、独立行动和集体行动（资源占用者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地治理的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分析集体行动的新思路及个人思考。
程老师提出疑问：贴现率的含义是什么？
博士生王琇回应：个人如何对未来收益进行贴现取决于若干因素。个人是否期望他们或他们的孩子能获得这些收益，他们是否在其他环境中有更快获取投资回报的机会，都影响他们考虑问题时对时间跨度的设定。
博士生陈嘉杰指出：这本书中涉及经济学概念。其中，“贴现率”主要用于衡量未来价值的折算程度。具体而言，如果未来可获得100元，在当前的贴现率下，其现值可能仅为95元。这是因为未来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且可能受到通货膨胀、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而贬值。
程老师总结：贴现率越低，越可以追求未来的收益，贴现率越高，更多追求当前。如，当贴现率为10%时，人们可能会在“当下拿到90元”与“未来获得100元”之间权衡。贴现率的高低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估值能力，也与个体的时间偏好、风险判断以及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密切相关。
博士生陈嘉杰指出：
1.该论坛在确实与“公共领域”颇为相似，即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论坛、公共领域影响决策。然而，具体是如何运作和产生影响的，可能需要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展开与说明。
2.如果宪法层面的规则本身出现问题，应如何应对与修正？当具备制定规则权力的人本身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时，又该如何处理？特别是在国家最高层级的决策机构无法真正体察基层民众实际感受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权力结构的自我纠偏或机制重构？这些问题都指向制度设计中最深层次的困境，期待后续章节能够就此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与理论回应。
程老师：
1.奥斯特罗姆将制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宪法性制度、集体选择的制度以及操作性制度。在这一框架中，对于一个集体而言，权力分配的根本规则构成其“宪法性制度”，即决定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其集体层面的“宪法”即为《华中师范大学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了学校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规则，如校长的产生方式、校级与院级组织架构的设立原则、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分工与协作机制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学校治理的基本逻辑和制度设计，是对奥斯特罗姆“集体选择的制度”的具体实践。章程不仅是学校合法治理的依据，更作为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大法”，规定了学校内部的权力配置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因此，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类中，《学校章程》应被视为集体层面的宪法性制度，而非国家宪法。通过章程构建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就是权力如何在该教育共同体内部被分配和运作的制度化体现。
2.奥斯特罗姆在其制度分析中进一步界定了研究问题的边界与独特性，并明确了研究所依托的理论视角。她并未简单依赖“经济人假设”或“囚徒困境”这一类经典模型来解释集体行动问题，而是指出，在现实中，围绕集体资源的使用与分配远比“囚徒困境”所描绘的情境复杂。现实中的个体并非如囚徒困境所设定的那样处于完全隔离、无法交流的状态。相反，个体在实际行动中往往会受到周围他人行为与规范的影响，其决策是在互动与反馈中不断调整的。奥斯特罗姆的分析重在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局限，在承认主流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更加贴近现实的制度解决方案。她强调，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激发集体内部的自我组织能力与合作潜力，人类完全有可能自主地解决集体行动难题。正是在这种理论思考下，奥斯特罗姆将研究焦点转向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集体治理机制，促使人们在非强制、非外部控制的条件下实现对共享资源的有效管理。这一视角突出了研究问题的独特性，即不再将个体视为孤立、理性自利的决策者，而是置于具体的社会交往与制度环境之中，强调制度嵌入性与合作可能性。这种理论取向为重新理解人类是否具备自主合作解决集体问题的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