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银光副教授提出随着虚拟生活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基于实体世界建立的道德规范正在数字空间中显露出明显的不适应，尤其在教育领域，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指引仍显不足。现有德育所培养的道德意识，与学生在数字时代面临的真实人际关系和行为情境之间存在一定脱节，人工智能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使人在使用AI时常常缺乏清晰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边界。因此，构建面向数字生活、具有现实操作性的道德框架已十分迫切，尤其需要回到“人际关系”这一核心维度。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关于AI伦理的讨论仍面临根本分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AI始终只是工具，不具备道德主体地位，相关责任应由使用者承担；另一方面，随着AI不断呈现类人特征，传统伦理观念也正在遭遇新的挑战。若技术工具论始终占据主导，道德层面的突破或将更加困难。

博士生王健怡提出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教育评价时，需要看到其内在局限。人工智能的评价本质上建立在预设算法、大模型和大量样本基础之上，其输出更多依赖既有标准、统计规律和参考框架。这意味着，它往往以相对固定、强势的评价机制，去面对真实教育情境中复杂、细腻且充满差异性的主体交流，这本身就存在一定悖论。尤其在师生关系中，教育真正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人的主体性差异，在于人与人相处过程中生成的灵动性、不可预设性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真切情感与价值认同。其次，人工智能也并非没有积极作用，它可以作为教师工作的辅助工具，分担部分繁重、重复性的事务性工作，使教师从与教育核心关联度较低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育人过程之中。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情感能力，无法拥有同情、共情、愧疚、包容等人类特有的伦理品质。因此，教师在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和主体地位，仍然是不可剥夺、也无法被替代的。

张添翼副教授指出这一议题之所以值得深入讨论，首先在于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当下社会生活，并持续重塑教育场景、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方式。从日常应用到教育实践，智能技术早已不再是附加性工具，而是成为影响认知、交往与决策的重要力量。这也意味着，德育研究不能再沿用传统框架简单回应现实，而应从德育本质、主体、内容、方法、环境与评价等层面展开系统性反思。尤其是在教材建设和理论更新中，人工智能不应只是被作为一个单独章节加以补充，而应被纳入教育整体框架之中，推动相关概念、关系结构和育人逻辑的全面调整。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冲击传统的主体性观念。人的道德选择、行为判断和交往方式，越来越多地是在与技术互动中生成的，德育主体也因此面临从单一人类主体向人机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德育的根本命题依然是“如何使人成为人”，但这一命题的现实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技术不再只是外在工具，而成为社会关系和主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育既要重视培养师生与AI互动的基本素养，提升提问能力、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也要警惕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例如信息失真、数字画像泛化、教育数据滥用以及非教育导向技术对校园空间的过度侵入。归根结底，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需要重构的，不只是技术使用方式，更是教师的德育能力、教育判断力以及面向未来的育人理念。

(二)硕博读书与科研经验畅谈:技术怎么对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