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草长莺飞。3月9日下午，湖北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2016年春季第2次学术沙龙活动在田家炳楼601教室如期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就徐龙、孙银光两位同学的论文进行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探讨，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为两位同学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帮助他们找到文章的不足，同时也为其他同学今后写文章提供建设性指导。

会议第一部分，首先是徐龙同学就自己的论文《教育学情景中的罗尔斯思想的“误用”及其辩证》做了一个简要的写作思路梳理，从研究问题入手到摘要撰写再到正文：罗尔斯思想“误用”的表现，对“误用”的反思，正确深度应用罗尔斯思想的思路探讨。而后，针对徐龙同学的论文陈述，与会师生展开深入的思考与讨论。孙银光同学指出，论文在论证罗尔斯具体的思想方面过于单薄，对其他人“误用”罗尔斯思想的论述过多，问题化意识偏重。杨炎轩教授也认为，论文对罗尔斯思想的解读不够正统，“误用”部分的立足点不稳，同时，文章忽略了对策背后思想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大多数学者对于运用罗尔斯思想分析问题时具体在哪里出现了“套用”、“错用”、“误用”的问题，这些“误用”会引发哪些后果等等诸多问题均未在论文中涉及。为此，杨教授建议大家在阅读经典著作的同时最好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不可仅仅停留在对文字表面的推敲上，要将理论命题归纳概括完整，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理解，同时对比其他学者对同样命题的诠释，以期最终找出结论的偏差，反思出现偏差的原因，匡正学术、指导实践。针对论文中的某一观点，杜老师特别提出了一个“写文厚道”的问题，告诫大家在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论文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观点。同时，仅就论文本身来讲，杜老师建议文章最好是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某一问题如冯建军《教育公正》做详细的评论，可以着力对其观点进行详细的梳理辩证，发现问题点，可有效避免研究思想庞大、杂乱无章的问题。关于读书，杜老师还特别强调，本科阶段主要的任务是阅读教材，打好知识基础；硕士阶段可以系统地学习原著；而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在读原著基础上找出问题，进行问题的学习与研究。同时他还指出，原著之所以被称之为“原著”在于它的可反复阅读性。此外，尽管阅读书目浩如烟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有选择性的选择阅读内容，劝慰大家“读书是慢功夫，不可性急，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张添翼博士对杜老师的教导表示认同，他直言自己一直都在“补课”，在学术研究上他不断地回归之前学过的原著来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知识，同时他还建议在读书的时候要经常思考两个问题：一，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二，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最后，陈亚凌同学也针对论文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点，具体为论文对哲学思想的把握不够严谨，击破点不突出，具体的观点不太明确，希望徐龙博士能够多参照与之相关的学术见地来完善文章。

会议第二部分，孙银光同学也就自己的文章《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图谱研究》的行文思路做了一个简要的阐释：从问题的提出到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的内容塑造，再到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的形式强化。张添翼博士对论文提出了四点问题：首先是概念性问题，爱国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存在差别；其次，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具有一定的层次，层次的高低体现在哪里；再次，文章是针对教材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但现实是我国的教材除了人教版还有诸如苏教版、粤教版等其他版本，文章是否在版本方面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杜老师也指出，要深刻理解制度化，制度是一个名词，而制度化究竟指什么文章应当着力论述清楚，再者，针对文中“榜样”一词，他认为榜样是知识或价值的人格化。论文还应该探究知识与制度的关系，榜样对制度化的意义价值。杨炎轩教授认为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之间缺乏有机的衔接点，文章缺少意义的塑造，而偏重制度形式，制度化未得到切合，制度化意义系统缺失，形式过多，意义系统有待补充，最好结合80、90年代的制度变迁，从动态角度进行分析。程红艳老师敏锐地提出，文章标题冠以爱国主义，而内容则多为爱党主义、党化主义，故而有待推敲，再者，文章还应在怎样处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重塑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认同感等方面进行相关论述。最后，付辉博士从微观角度针对以上两位同学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指出孙银光同学文章中出现的个别措辞不太准确的问题，希望他注意学术用词的规范性。

本次沙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依然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取他人之所长，避他人之所短，通过两位同学的论文分享，我们不仅学到了看问题的不同的角度，也为自己以后写论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