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3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2年第六期学术沙龙在田家炳楼624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博士生姜子豪主持，杜时忠教授、程红艳教授、卢旭副教授、张添翼副教授、孙银光博士和德育所全体硕博生参加。

本期学术沙龙有两项议程：一是主题汇报。分别是博士生罗艳华小论文汇报和博士生钮烨烨开题汇报。二是师生共庆生日。

01 主题汇报

博士生罗艳华：《“双减”政策能减轻学业负担吗？——基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文章依据中外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关理论，构建出一个分析“双减”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影响不同地区、学段产生执行效果差异的关键因素，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配套系统地提出改革措施。文章的主要框架分为四部分：“双减”政策执行效果调查、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模型、“双减”政策执行效果理论分析以及研究结论与建议。

首先，在“双减”政策执行效果调查方面，研究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三个案例城市对比分析，得出“双减”政策的执行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减负效果，同时又呈现出小学阶段整体执行良好、初中阶段普遍执行偏差、以及明显的学段差异和地区差异。

其次，在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模型部分，文章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三代政策执行分析理论入手，借助于这些政策分析理论的研究成果逐渐揭开政策执行过程的黑箱。同时，笔者借鉴中外政策执行分析理论，以政策文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环境四要素为基础，从政策启动、执行和评估三个阶段尝试建构适合本土政策执行分析的理论模型，探究影响“双减”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机制。

再次，在“双减”政策执行效果理论分析方面，文章从政策文本和执行结构两个方面对“双减”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解释分析。一方面，从政策文本的类型和特征来看，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影响其执行效果和减负效能；另一方面，从“双减”政策的执行环境、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入手，探究各要素及其互动调适关系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最后，在研究结论与建议部分，文章根据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总结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四个要点，分别是区域教育生态环境、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偏好、政策执行压力以及学校教育资源。由此发现：政策执行效果是政策文本与不同执行系统中的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互动调适后的结果。之所以存在政策执行的偏差是因为各个城市和学校对影响政策执行关键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交流讨论环节，与会师生针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杜时忠教授评价这篇文章较为扎实，写的不错，尤其文章的题目非常引人入胜；同时也指出：首先，文章在政策文本分析中存在前后脱节的问题。其次，文章的研究主题涉及“能不能减轻学生负担”以及“怎样减轻的学生负担”两个子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围绕子问题深化文章内容。杜时忠教授建议，可以从哪些文本执行的好？哪一级政府执行的最扎实？执行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评估的？等方面进一步论证“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程红艳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文章试图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前的政策是否减轻了学生负担；二是在政策执行中成效究竟如何。但是文章的题目并未很好的突显这两个问题。因此程红艳教授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将题目改成《双减政策的成效和影响因素研究》，直接把“学业负担”剔除掉，如此一来可以使文章前后更加连贯与融洽。二是追加样本数量以及进一步规范问卷的设计；同时也有必要找一些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张添翼副教授首先从整体上肯定了文章的价值所在。其次，针对文章中的问题，他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一文章在数据的量化分析方面稍显薄弱。无论是从样本量还是数据分析都不足以支撑文章中的论点。二是对于文章第一部分中所涉及的“现状政策”和“学业负担”这两个变量，在测量的指标选择上存在问题：应当选取什么指标？如何选取相应的指标？如何调查和测量学业负担？三是在分析过程中缺乏时间序列的对比，即：“双减”政策前后学生做作业所花费时间的长短对比。四是文章所选择三个城市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有待商榷。五是针对“学段差异”和“城乡差异”的论述存在篇幅上的问题。论述“城乡差异”的篇幅太多，没有对“学校差异”进行深入考究。六是于理论本身而言，文章所运用的理论的文化适用性和领域适用性是否对应中国现状足够匹配？建议可以单独用一段进行单独论述，使得内容逻辑更加清晰。

卢旭副教授提出了文章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文章在分析双减政策效果时全部运用的是一手资料，而随后分析双减政策执行时全部运用的是二手资料。文章切入视角的差异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惑。因此，建议把文章第一部分切掉，并对第二部分进行扩展与扩充，通过访谈校长、教师、家长等群体以增加一手资料来源，进而增加文章的可信度。二是：中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容易走样？卢旭副教授指出西方和中国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存在区别。中国在制定政策时更加强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属于目标导向；西方则更加强调政策执行的过程，属于过程导向。因此建议在第二部分中可以借鉴一个符合中国本土的理论，而不必一味地套用西方理论。

硕士生徐烨佳建议在数据的处理方面可以运用卡方检验、t检验等客观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点：如何对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进行区分？

博士生罗艳华针对硕士生徐烨佳的这一疑问进行了答复。她认为目标群体是指政策会对其利益进行调整的群体；将政策落实的是执行主体。同时也指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两者存在交叉关系；例如“教师”这一群体，在“双减”政策中既属于政策的执行主体，同时也是政策的目标群体。

博士生付东兵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各个主体之间的分析缺乏逻辑。同时目标群体和执行主体之间的区别应该进一步清晰化。

博士生钮烨烨：《“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制度德育T态模型的研究》

博士生钮烨烨首先对“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以及制度德育T态模型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之后指出自己的研究是以前期研究的铺垫、理论实证的需要以及回应学者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随后，他通过对 “生活•实践”教育和制度德育两个研究领域进行综述指出了本研究的目标与内容、研究的思路方法与过程、可能的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立项以来展开的工作。最后提出了本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在交流讨论环节，与会师生针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杜时忠教授指出开题报告中包括生活德育、制度德育以及T态模型，内容太多、太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杜时忠教授建议：第一，在预期研究成果中，可以只涉及典型应用案例。例如，如若选取“班级制度育德”这一案例，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很多。而专攻“班级制度德育”则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研究问题要小而精。第二，“T态模型”是一种系统化思维、是一种教育哲学理念。可以考虑省掉T态模型这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实践当中应当如何去做？你的研究究竟想要做什么？应当突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而非泛泛而谈。第三、杜时忠教授对博士生提出期许。比起纯熟地学习理论，博士生更应该思考的是：在理论学习之后，如何用理论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经验理论与实践之中有什么样的联系？

程红艳教授从开题报告中所存在的问题入手，指出当前博士生普遍存在的问题。程红艳教授认为：一方面，任何模型都有理论边界。如果T态模型推广到制度德育领域会显得分析过程太简单、太单薄；而用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形态进行分析，则会使研究更加全面。另一方面，这篇开题报告反映出报告人既没有跳出原先的思维模式，也没有突破原来的思维框架。在这种限制之下所取得的进步是相当有限的。现在博士生需要做的是反思过去的定势思维，要勇于跳出“舒适区”；认真反思做研究是否需要借用繁多的理论？是否有必要执着于新颖的名词？“一锅烩”决不是做研究应有的态度。最后程红艳教授鼓励在读教育博士勇于突破自己、突破定势思维、突破经验主义，突出问题导向，做实实在在的真研究。

孙银光博士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课题本身不是非常学术性的研究，因此可以转换思路，对制度德育在学校班级里的实施进行探讨。例如：团体公正法在具体实践中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问题后应该如何进行本土化改造？

卢旭副教授认为博士生钮烨烨目前的思维还是一种工作的思维，学术意味不足，有一种将学术思维和学术话语混淆的倾向。学术话语不一定必须高深莫测，也不一定必须辞藻华丽，重点是背后的思维逻辑。同时，卢旭副教授指出，在工作时人们侧重于去执行和落实，可能几乎没时间去考虑“为什么”；但是在学术中，重点在于去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是工作思维和学术思维的本质不同。

02  庆生环节

德育所为五月份生日的同学准备了蛋糕并献上生日祝福，共同拍照留念。至此，德育所第六期学术沙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