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4年秋季学期第3期学术沙龙在8号楼8704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博士生王童谣主持，德育所全体硕博生参加。
本期沙龙共有两个议程。一是博士生张晓轩就《功利主义》一书进行读书分享；二是博士生刘艺琨就《现代性和大屠杀》一书进行分享，最后师生进行交流讨论。
01
张晓轩：《功利主义》
博士生张晓轩从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作者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改造这三方面对书籍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当代社会问题对本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在作者简介部分，她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入手，深入剖析其思想形成的纽带，以及作者青年时期所患疾病对其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由此揭示作者个人经历与其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简要概述了本书创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
接着，她主要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作者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改造：一是总结传统功利主义的核心理念和教条；二是幸福不仅具有量的差异，更存在质的区别；三是引进“他人概念”，使功利主义理论更加完善与合理；四是分析内部制裁在实现功利原则中的关键作用；五是探讨国家目的的多维性，即除了保障被统治者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外，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优良品质。另外，书中提出了作为道德原则，功利主义存在的局限性，包括忽视个体权利和少数人的利益、幸福和痛苦的衡量难题、过分注重结果而忽视动机、无法应对紧急道德困境以及对道德直觉的挑战等。
最后，她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悟并提出问题：在社会中，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提升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如何在保护个人自由与追求集体幸福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以及，假设你是一名医生，面对只有一剂药可以救一名病情严重的患者或帮助五个病情较轻的患者时，你会做出何种选择？
与会师生就分享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孙银光副教授认为，在执行教条原则的过程中，为了社会发展，少数人的幸福被牺牲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就如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牺牲。
博士生娄琳琳对这种牺牲少数人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她援引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密尔思想的批判，认为特别是从教育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即使存在不公平，也应遵循最大最小值原则，确保这种不公平能够有利于弱势群体的长远发展。
博士生陈嘉杰认为，本书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功利主义的，为我们理解功利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杜时忠教授强调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可牺牲的，而非基本权利虽然可以有所牺牲，但这种牺牲的代价也是必须考虑的。
02
刘艺琨：《现代性和大屠杀》
博士生刘艺琨从大屠杀的介绍、核心观点及论证、阅读思考三个部分对这本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享。
首先，刘艺琨通过作者简介与历史图片，对大屠杀事件进行了简明的背景介绍。
随后，他深入剖析了大屠杀发生的根源，归纳出三大核心原因。第一，犹太人群体的独特性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空间以及社会角色上；第二，现代性与种族主义的交织，特别是理性化与科学兴起的背景下，为消除犹太人提供了看似科学的合理性依据。第三，官僚制度的推波助澜，一方面，劳动功能的精细划分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了屠杀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和分离化，导致实施屠杀者在道德上陷入了一种漂浮状态，如同迷失于道德认知的迷雾，既难洞察行为本质，亦难确立个人的道德立场。另一方面，技术责任逐渐取代了道德责任，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行动者更多地关注于工作任务的完成，而忽视了自身行为对他人造成的道德影响，最终导致了官僚体系的非人化倾向。
最后，他分享了自己在阅读本书后的思考和感悟并提出关于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相关问题。
与会师生就分享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博士生陈嘉杰指出，工具理性和官僚主义是导致大屠杀的原因。他强调，拥有高超技术的科学家被用于屠杀最大数量的人，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作者撰写《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探讨在如此文明的社会中，为何无法避免这种恐怖事件。
博士生母志蕊进一步提到，不同人对一个概念的理解会随时间而变化，作者的思想具有流动性，对现代性的解读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琐碎的，并且不同概念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她认为，大屠杀的发生揭示了现代性本身潜藏的危险，而作者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杜时忠教授对比了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古代屠城与大屠杀，指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存在大屠杀的现象，因此需要跳出本书来全面观察。且他认为大屠杀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涉及政治结构、种族主义等多种因素。最后，他提出，对于大屠杀是针对个人还是整体的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
孙银光副教授认为，现代文明社会发生大屠杀的原因与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依附性需求有关。在动荡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寻找确定性，因此依附于国家和领袖，这种依附性导致个体在执行屠杀指令时，可能不会思考其行为的后果。
李芳博士指出，这本书看似在解释大屠杀，但实际上是在反思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为何会扮演罪恶的角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屠杀将自我与他人严格区分开来，这种没有他人存在的哲学是非常危险的。
博士生徐芷菡强调，书中谈及的种族屠杀与战争是不同的。现代性对大屠杀的影响导致了神的陨落和人的掌权。她认为，神的形象原本是由人类群体塑造的，因此神对人的约束实际上是群体利益的一种呈现。然而，大屠杀的领导人逃离了这种神的约束，这意味着罪恶的国家实际上代表了罪恶的领导群体。
至此，德育所2024秋季第二期学术沙龙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