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到班集体,再到班级共同体的演进,体现了一种 “反制度化”的追求。制度化是社会及教育现代化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将对象嵌入制度网络中而形式上地实现人对对象的 “征服”。另一方面,随着制度化的对象越来越多,反而将人囿于制度的罗网之中。人的主体性始终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而制度化造成的主客体及主体间关系的区隔、断裂甚至异化,导致人的主体性急剧地丧失。反制度化不是要否定和消除制度化,而是反对将制度性,即确定性、普遍性和统一性,作为认识和改造事物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维度的事物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性和意义的丰富性,更为严重的是割裂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对象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因实践而建立的联系。制度化与反制度化这一对矛盾,是近代以来推动社会和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也是解释班级演化的关键因素,从中我们或可以管窥班级教育的未来可能。
班级 “复合体”在班的基础上生长出班集体,继而进化为班级共同体,是对制度化的不断超越。班是制度化的产物,履行着制度赋予的 “使命”,即维持学校教育的秩序和正常运行。班的结构和功能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导致管理中对班的 “简单化”处理。班级是学校的 “细胞”,班应该成为学校管理制度化、制度运行规范化、规范设置精细化的着力点。首先,明确班的管理职责。在班这一层级上,其所承担的管理职责只有对学生的个人管理以及教学计划的实施,而其他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应对学校上级部门的行政要求,应该由学校层面来承担。其次,构建以班为基础和中心的学校管理模式。学校管理以班为基本单位是一种通常的做法,但很少有学校能够做到以班为中心,以服务班级教育教学为宗旨来组织和实施管理,班级往往成为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工具。构建 “基于班级” “通过班级”和 “为了班级”的学校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尊重班级自主性,为班级教育留下充足的空间。再次,利用先进技术提升班级管理的效率与水平。网络、数据库、移动终端、云平台等技术和工具的运用,可以便捷高效地收集和处理学生信息,反映和监控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极大地减轻班主任和其他教师的管理工作压力,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一切都要求完善学校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教育目的。
班集体是制度化与反制度化这一对矛盾的产物。说它是制度化的,是因为班集体的形成与运作需要建立 “正式的”组织体系和 “正式的”规则,有着所谓的班干部和班规。说它是反制度化的,恰恰是因为这些所谓的 “正式的”组织和规则不是正式的,甚至不是真实的———班干部不是真正的班的干部,班规也不是学校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现实社会中正式组织和规则的一种模拟,是为学生了解现实社会而进行的一个教育过程。[6]一些人倾向于在班集体中 “强化”制度建设,殊不知过度的制度化反而戕害了班集体的教育性质。将班集体的规范和制度弄得 “煞有介事”,与社会组织无异,甚至于有外部力量的介入,这些都违背了学校教育的宗旨,也削弱了教育对社会的革新功能———教育正是通过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来观照、反思和批判社会,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的。班集体建设真正应该强化的是生活,是师生的共同生活。制度是为生活服务的,师生在班集体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实验各种制度,合则用,不合则废、则改、则创新。班集体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在 “游戏”中学习的生活,规则是为了保障 “游戏”顺利进行,而 “游戏”的目的却不是规则,而是追求 “有趣”,有意义。班集体共同生活中意义的无限生成,是对现实中有限的规范和制度的超越。
班集体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不断追求丰富的共享意义,从而实现对制度化了的、 “墨守成规”的现实生活的超越,班级共同体也就此诞生。班级共同体是反制度化的,是一个 “生命体”。斐迪南·滕尼斯 ( Ferdinand Tnnies) 提出的 “共同体”本是与 “( 现代) 社会”相对的一个前现代概念,它尤其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和精神的共享性,而这些都在现代化的制度化过程中失落了。而今共同体概念的复兴,则反映了人们对制度化造成的异化的反思和批判,对亲密关系和共享精神的重申和强调。近代以来班级制度的建立,确实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也与教育的本质与宗旨渐行渐远。教育中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往往发现自己陷入制度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教育毕竟是培养人的事业,其核心应该是形成和完善人的主体性。建构班级共同体,一方面需要班和班集体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超越班和班集体的有限性,尤其是制度性的限制,实现教育实践在人的发展的更高层次上的可能。班级共同体的基础是师生的共同生活,班级共同体追求的即是这种共同生活的延续甚至永续,必然要求超越 “在校期间”的限制,超越“传道、授业、解惑” 的传 统 教 育 内 涵,以 及“大规模、高效率、标准化”的所谓现代教育模式,追求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在更广阔的时空和精神领域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