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王亚南在中国学术研究史和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生治学成果宏丰、治 学经验丰富。他将自身与国家命运相连，与社会实际相接，在黑暗中做学问，在废墟中育人才。在治学过程中，王亚南以救国兴邦为治学使命，以建立中国学问为治学目标，具有开明自由、执着求真的治学态度，运用自学求精、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治学精神对于后世学者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
王亚南；治学；教育
作者简介：
孙银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张 扬：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分党委副书记
来源：
本文刊登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月第3期
王亚南的一生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跌宕起伏的发展进程紧紧联结在一起，从青年时期的救亡图存，到中年时期的忘我革命，到晚年时期的教育兴邦，始终符应着时代的发展、回应着国家的需求。自始至终，他的生命历程都与教育关系紧密，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前，有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王亚南的教育思想① 、教学思想② 、治学思想③ 等，呈现了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王亚南的教育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将王亚南回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着重从治学旨归、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三个方面探讨其治学精神的精髓，以为当代学者的治学提供借鉴。
一、王亚南的治学旨归
思想家的理论构建和行动取向来源于所关注的问题，其核心观照往往来自于对问题的深刻体察和执着求解。王亚南出生于清末的社会动荡之际， 成长于民国的混乱之秋，和当时其他仁人志士一起投身到历史洪流之中，思考并追寻中国的出路和前途。在此过程中，王亚南形成了自身的核心观照， 即以救亡兴邦为治学使命，以建立适合于中国的学问为治学目标。
（一）以救亡兴邦为治学使命
通过教育来救亡图存，是王亚南最初的信念。王亚南幼时家境破落、生活无着，求学期间一直为生计所困。1921 年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中文、英语。因大学花费甚巨，为了继续 求学，王亚南设法找到一份家教工作，依靠半工半 读坚持到大学毕业。其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结束了旧时代的同 时也将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问题提上了日程。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国家繁荣，而依然是社会的持续动荡，民众的生活苦难重重，国家的前途命运晦 暗不明。仁人志士为寻找国家出路艰难求索，王亚 南也积极地投身其中。王亚南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昌成城中学教书，试图启迪民智、教化生员，借由教 育活动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应该“把启蒙工作放 在第一位，要全国人民都有了知识，都知道救国的重要，才能大家一致起来，担当起救国的任务”④ 。在教书期间，他认识了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的董必武，受 到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
通过治学来救国兴邦，是王亚南终身的使命。在认识到教育救国的理想难以存续后，出于对社会 现实的激愤和拯救国家的热情，王亚南只身前往长 沙参加北伐军，并任学生军教导团的政治教员，从 此投身于进步与反动的激烈斗争浪潮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冷酷的现实给王亚南极大的冲击，他开 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救国之路。随后，他辗转 武昌、上海、杭州，因生活逼迫寄居大佛寺，遇到了 同样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同仁郭大力。在一番深谈之后，王亚南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前途，根本无法拯救中国，要探索中国革命出路，必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⑤ 。因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会的民众被相应的经济关系和腐朽思想束缚着，若想实现救亡图存必须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经济倾向进行彻底的考察和批判。于是，他将译介和研究《资本论》视为终身的志业，走上了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王亚南的这种认识比他基于爱国热情和生活经验而参加北伐军时前进了一大步，他开始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为以后逐步蜕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建立中国学问为治学目标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反对旧的文化、文学和教育传统，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却也让“拿来主义”盛行。王亚南深感简单模仿、生硬移植思想的有害之处，深刻地认识到每个社会都具有特殊性，所以“必须得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加以有效的活用”⑥ 。他主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运用，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中国经济学”。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运用。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王亚南经香港来到武汉，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抗日救亡工作；后因抗日形势严峻，他从湖南经广西、贵州到达重庆。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升。“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后来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露骨表现，和我们抗战期间愈到后方，愈益显得无可掩饰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狼狈为奸的丑恶统治形态”⑦ ，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民众的生活困苦不堪。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王亚南不仅认识得到了深化，感情也纯化了。他将无限同情倾注到受到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身上，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的锋芒指向官僚、土豪、劣绅。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建立经济调查处，让十名助教分别承担工业、农业、财政金融以及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等经济问题的调研工作。借由周密细致的社会调查，他既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反动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境况，又为革命争得了一块思想阵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⑧ 。
其次，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２０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⑨ 王亚南在长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方面，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现实生活，时刻关注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他在《中国经济原论》中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并将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封建土地关系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所导致的多重灾难充分地暴露出来。如其所言，“我们无论是研究哲学也好，研究经济学也好，都不要忘记哲学与经济学在现阶段中国的实践的与历史的任务”⑩ 。另一方面，王亚南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王亚南看来，研究经济学不是对舶来品经济学的模仿，而是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因此，他从经济学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出发，提出要“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11） ，创建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12）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王亚南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对国内的经济问题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有利于解除民众思想深处的束缚，有助于社会改造工作的完成。
王亚南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就以此为研究志业进行深耕。在此目标指导下，他力图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学说，并将之作为“文化武器”，以反对落后的封建意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彻底将自身的治学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二、王亚南的治学态度
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学者治学成功的重要条件。王亚南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其自由开明、执着求真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
（一）尊重自由，立场开明
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由于长期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问题，揭示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相互勾结产生的种种罪恶，经常受到警告和威胁。然而，他从不为之所动，反而更猛烈地抨击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对学术自由的扼杀。面对文化专制和思想封锁，王亚南极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并常引用黑格尔的名言 “理性与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劝勉科研工作者。他认为开明的态度和自由的氛围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这种“自由”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外在的“给予”。王亚南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指出“科学不受到尊重的社会，研究科学的自由，也横遭限制与剥夺的社会，乃表示它在衰落式微中，在向后发展中（13） 。因此，真正开明的社会应该对学术研究有足够的包容度，给予学者充分的自由，让学者的研究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完善。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析社会问题、针砭经济制度的利弊，最终也是为了推动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制度，从而让学者获致自由研究的空间。事实上，这种“自由”不仅来自国家制度层面的给予，还来自学校层面的营造。在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王亚南坚持创设一种开明自由的研究氛围，鼓励师生解除 思想束缚，自由研究、自主探索，坚决落实并推进 “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百家争鸣’学术方针对 教师在科学研究上的踏实作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多数教师体会到争鸣必须言之有物，持之有故。”（14）当然，所谓学者的自由研究、自由争鸣，是要具备马 克思主义立场的，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样才能达到阐明真理推进科学的目的。
二是内在的“创生”。即使学者获得了研究自由的外在条件，但假若先陷于自身的狭隘之中，不肯给相反意见留下反驳的余地，那么就算完全取得了政治性自由，也会失去学术性自由。王亚南认为，每种富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学说，都是在诸多反对者的批评声中逐渐完善并显现出来的。即使是相反的理论或观点，学者也可以借之打开新的研究角度和视野。“我是绝对尊重学术自由研究精神的，对任何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说的研究，不但可借以扩大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理解，且可借以增进我们对于世界经济现实的理解。”（15）因此，在治学过程中，王亚南始终持有自由的态度和开明的立场，给予反对者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并尊重对方的相反意见，能够做到“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16） 。显然，王亚南以自由战士的姿态始终站在科研和教育队伍的最前列，积极倡导学术自由、研究自由，经常鼓励青年老师和学生自主探索和自由研究。
（二）执着求真，追求卓越
王亚南生活在一个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复杂时代，这无疑给他提供了深刻观察社会、衡量各种经济制度的利弊、博采众家理论之长的机会。当然，仅有这些客观的外部条件，还不足以让王亚南成为当代中国的一流学者，其重要原因还在于他具有执着求真、追求完满的治学态度。
一方面，执着地追求真理。自求学之日起，王亚南就怀着救国之梦，虽屡遭现实的打击，但从未放弃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他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学说无法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为了寻找救国拯民之道，他刻苦地研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他从旧中国的种种例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之后，便终身坚定不移地信奉、实践着它。王亚南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指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7） 。无论是面对资产阶级光怪陆离的理论干扰，还是反动政权多次反复的威逼利诱，他都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信念，而是坚持以之为武器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科研工作中依旧认为“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指示我们牢固地把握 那个正确方面的指导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一切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南”（18） 。因此，他在治学中从未偏离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并养成了结合实际、活用真理的研究习惯，从而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生命和活力，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另一方面，不懈地完善自身。为了更好地治学，王亚南有规律地安排学习、工作和生活，努力做到严整紧张、从容不迫。他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学习一些理论性较强的书籍，然后伏案写作，假期和周末也很少休息，几十年坚持有规律的工作和生活，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做科学研究。即使晚年因病瘫痪在床，他依然自学法语以备翻译之需。王亚 南认为在治学过程中，“关键是要不懈地跟个人生活上的自由主义做斗争，树立远大的理想与崇高的生活目的。只要能够这样，则干起任何事情，在任 何时候，都能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永远有中心、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地前进，学习也就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19） 。面对青年学者浮躁的学风，急于出成果的心态，王亚南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他们，“搞学术，决不能三心两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急 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 力下去，肯定会学有所成”（20） 。王亚南正是在四十年如一日的治学中，执着地求取马克思主义真理， 不断地促使自身的完善。
王亚南的治学态度是其治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人生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治学和工作过程中，将为人与为文、做人与研究进行了统一。正是因为具有良好的治学态度，王亚南才能长期以治学为乐，以求真为美。
三、王亚南的治学方法
学者能治学成功，正确的态度是前提，科学的方法是关键。王亚南一生孜孜治学、笔耕不辍，成果丰硕，与良好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他认为，“学问，方法论很重要。一个人学术上有所见解，跟他的自学方法很有关系”（21） 。
（一）自学钻研，以博求精
王亚南在求学和治学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关注了多个研究领域，始终坚持自学钻研、博而求精的治学方法。
王亚南注重自学钻研。在中华大学求学期间， 他依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并熟练掌握了英语，并在教育实践中接触到了先进思想。在意识到教育救国无法实现后，他从自身的错误和经验中去学习， 最终确定学术的志业，即借由译介《资本论》、研究 经济学，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问题做斗争。为此，他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寻求适切的方法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王亚南为拓展研究视野留学日本，后迫于革命形势出走德国，在这期间相继自学掌握了日语和德语，译介多本英文、日文、德文经济学著作。纵观其治学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从未停止过自学钻研的脚步，先是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史研究，随后转向欧洲经济史研究，其后又致力于当代世界经济研究。及至晚年遭遇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王亚南依旧未放弃自学，而是利用空闲时间自学掌握了法语。“过去我的法语没有很好的学习一下，现在，时间有了…… 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我又掌握一门外语了，以后的翻译又多了一根拐杖。”（22） 从中文到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从教育学到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王亚南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跨度极大、关注面极广，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依靠自学而得。他曾总结过这种治学方法，即“发挥自己学习的精神，自己去找门径，自己去探索”（23）
王亚南强调以博求精。治学的“博”和“精”一直存在着矛盾，而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这对矛盾。首先，坚持以博为基。王亚南在大学时，就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和学习，他积累了广泛的知识基础。在他看来，学习要尽可能涉猎多学科的知识， 当时看起来没有用处的，待到融会贯通就能应用到研究中。王亚南曾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出要求：“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 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24）当然，学者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更多需要自学，并在研学过程中做到融为一体。事实上，对与本学科密切相关的知 识，王亚南认为更要学得广泛而深入。“任何一门专门的学科，都是以一般知识作基础，没有广阔坚 实的基础，很难学得专，学得深。”（25） 其次，强调以深为要。王亚南认为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是不够 的，还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提高。“基础知识必须 通过专门学科的学习与运用，加以巩固和提高，必 须通过专门学科来表现，否则，漫谈则劳而无功，基 础打得再好也只是基础而已。”（26） 因此，他在治学过程中，广泛涉猎多个领域，注意积累各方面知识，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因为知识面足够宽广、对问题的把握更为全面，所以他的研究思路很少受到局限，对经济学钻得更深、更透。这也验 证了他的观点：宽是为了深，而要更深一些，就需要 更宽一些。
（二）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实事求是是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与理论方法。它强调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和处理事物，不把自身的偏见加到事物身上。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始终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推进研究活动。
一方面，在遵循规律中求进步。王亚南在和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时，深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艰深，难以一蹴而就。于是，他订立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计划：从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入手，以作为翻译体大思精的《资本论》的准备 。（27）随后，他翻译了经济学经典著作《国富论》（与郭大力 合译）、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与郭大 力合译）、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克赖士的《经 济学绪论》、爱德华·威斯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等， 从而为《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其所言，“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 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 斯密、李嘉图等经济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 和认识，是会大大增加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 切感到翻译亚当· 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28）。可见，王亚南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了治学的方法，即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由浅入深、从简至繁，而不是贸然开展过于艰深的工作。王亚南在厦门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向学生传授了这 种治学方法，并强调：“科学本身是由浅入深的，学校的学习也是根据这原则来进行学习的，我们就应按着计划进行学习，不要漫读，漫读是劳而无功，应好好地打好基础”（29）。
另一方面，在不断辩难中求发展。为了去除自身认识的谬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王亚南在治学 过程中选择不断地辩难。一是与自我辩难。随着资料占有的丰富和个人研究的深入，学者的观点应 该是不断更新的，即使面对以往稚嫩、偏颇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勇于完善、修正和更正。王亚 南在治学的过程中，会直面理论存在的问题，主动与自身辩难，进而推动理论的完善。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他率先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划时期的处于 支配地位的奴隶制社会阶段（30）。以批判当时盛行的社会五形态发展前后相承递进的教条主义。到了５０年代，王亚南反复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修正了之前的观点：马克思是 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未发达的奴隶制提出来的， 而非占社会的主导支配地位（31） 。正是与自身的不断辩难，让他能够实事求是地治学，进而持续推进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是与同行辩难。王亚南 在治学过程中非常重视与同行的交流，并尊重别人的意见。“任何光辉而正确的学说，只有在诸多相 反学说并存中才显现出来，也只有通过诸多相反学 说的论难、质疑，甚至攻击，才能使它从每一视野、每一角度，都阐发出真理的光芒来。”（32）他还将这种研究的态度融入教学之中，告诉学生不一定要同意 他的观点，鼓励学生提出疑难或不同的看法。“学习者的态度，不必强求与讲授者的意见一致，但应 当与自己的意见一致。”（33）在此基础之上，学生才能合理地判断、自由地选择，成为理论的主人而非奴 隶，即不是生搬硬套理论，而是运用原理解决现实 问题。王亚南正是在与自身、与同行的不断辩难 中，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建构和修正了理论体系。
（三）理实相连，学以致用
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尤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推动社会变革。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运用，也是对自身治学的严格要求。
首先，重视理论知识的实践验证。在王亚南看来，所有的科学都是实践之学，不仅经济学是实践之学，即便是最为抽象的哲学也是实践科学。“法则尽管是抽象的表现，它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不一定能完全无遗漏，但它本身却与客观现实分离不得，它是现实在主观上最集中的、最有概括作用的、最真实的体现。”（34） 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抑或是开展教学工作，都应该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如其在《封建制度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范畴，借助中外比较的视角从农业问题、地主权力、地租形式、封建诸侯等方面揭示出３０ 年代的中国已不存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势 力（35） 。面对作为舶来品的、脱离社会生活的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他还激烈地批判道：“中国经济学界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大体是依四分主义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仿造出来的…… 这种性质的经济学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不生关系。”（36）事实上，我们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源初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理解、修正和完善，从而最终成为真正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其次，重视学以致用，变革社会生活。学者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是为了将其锁在象牙塔里， 而是为了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换言之，学者无论在主观上表达了怎样超离现实的想法，其研究成果都是现实社会或客观环境要求的产物，最终也是为了改变社会生活、解决现实问题。若非如此，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即使再精致，也不过是囿于象牙塔的自娱自乐，无甚大价值。因此，王亚南经常教导学生切不可忘记中国的现状，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情 况，用适切的理论去分析社会问题。“无论是关于中国现代的，抑或是过去的社会，我们都不允许套现成的一般公式，来理解它，揭示它。”（37）他还强调青年学生要富有“时代感”与“现实感”，积极回应国家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走出学校到社会生活中 去，调查现实经济问题，掌握一手资料，为变革社会生活而持续努力。在厦门大学担任校长期间，王亚南积极推动师生参加社会改革运动，包括土改、支前等，让其能够学以致用，在社会实践中获得锻炼 和改造（38） 。当然，他反对进行研究工作时先坐在书斋里研究透彻了，再将研究成果拿到实践中去验 证、应用的做法；而是“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科学上已经作了结论，已经获得了应用效果的原理和规律， 不断回到实践中去，加以验证，加以对照，加以应用，加以创造性的发挥”（39）。
自学钻研和以博求精的方法保证了治学的广度和深度，实事求是和循序渐进的方法保证了治学的真理性诉求，理实相连和学以致用的方法则凸显了治学的应用价值。借此三方面的方法，王亚南在治学过程中不断推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提出适合中国语境的理论观点，不断为变革社会现实生活而努力。
四、王亚南治学精神的当代启示
王亚南始终持守着检审过去、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治学精神，力图借由自身的努力揭示旧中国的种种问题，推进新中国的社会进步。他完全将个 人与国家进行了联结，从而因公而忘私、因国而忘家。现在，作为后辈学者的我们，已经生活在王亚南为之而奋斗的“未来”，也应该学习其强国兴邦、固本培基、求是修身的治学精神。
（一）强国兴邦：治学的国家使命
学者真正的治学是将自身的治学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连接在一起，围绕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进理论创新，进而推动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正如余英时指出，“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小团体）的私利 之上的”（40）。然而，当前部分学者屈从于政治权力，汲汲于私人利益，不仅对国家的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将治学政治化，忘却了自身应承担的国家使命。
以是观之，王亚南的治学精神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他始终不顾个人私利，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并在治学的过程中践履。“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不能也不愿做没有社会意义的事。国家的要 求，社会的重视，时代的召唤，是时刻鼓舞他督促他孜孜不懈地进行研究工作的强大动力。”（41） 首先，学者应坚持以探索国家发展规律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的过程，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并在摸索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为助力于国家的发展，学者的治学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持续的探索，从而揭示国家发展的规律和前进的方向，成为追求真理、传播理念、促进国家发展的治学表率。其次，学者应坚持以厘清国家发展问题为己任。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要关头，正处于进行深水区改革的关键节点。在这个阶段，一些新问题开始集中出现，如制度建构、创新发展、文化安全、人才培养、教育本土化等，迫切需要学者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面对此种境遇，学者的治学应扎根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原因，在兼顾中外的前提下给出专业建议，从而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再次，学者应坚持以培养青年人才为己任。对于国家发展而言，青年的“兴”和“强”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因此， 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应着重注意学术的传承性，强化对青年学生的培养，涵育学生的国家责任、文化 气度、学术视野和价值观念，使其能够与时代同步 伐、与国家共命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者和奋斗者。
（二）固本强基：治学的社会担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2）这意味着，学者不能完全将自身封闭在书斋之中，而应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王亚南生活在动荡混乱的社会，却从未将自身局限于学校的象牙塔之中，而是自觉承担起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洞察社会现实、衡量经济制度的利弊、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在治学过程中，他充分做到了“学者的责任是为社会服务”（43） 。然而，当前部分学者推卸了社会批判责任，甚至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关怀，导致治学成为与社会问题无关的“小圈子游戏”。王亚南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以及通过治学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值得每一位学者学习和借鉴。
当然，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身独特的社会责任。在新时代境遇下，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学者需要广泛地了解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就目前来看，社会对学者的期待，既包括其能通过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也包括建构一套“中国的理论”。具体而言，一方面，学者的治学要凸显实践品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都扎根于社会问题， 都具有独特的实践品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社 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事实上，“一般社会科学的 理论，都不能离开它所体现的社会现实而得到理解”（44） 。因此，学者在治学过程中要始终围绕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自主钻研、深入探索，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也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验证，随时警惕研究带有讲台式和书院式倾向，切忌简单地直接套用现成的结论，用教条式的理论原则去裁剪丰富的社会现实。唯有如此，学者 的研究成果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学者治学要致力于建构中国的理论思 想。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和变革，中国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社会资源和实践经验。学者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提炼总结，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着力 建构“中国的学说”，即具有中国特色、本土特性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理念、道路和经验，从而为扩大中华文化在 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贡献力量。这种理论学说应涵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和七十年社会发展经验等。三者的融会贯通才能推陈出新，构建出具有中国气象、中国风格的科学理论。可见，一个合格的学者不仅应该是扎根现实生活的 “研究者”、社会问题的“阐释者”，还应该是特定理论的“建构者”“传播者”。
（三）求是修身：治学的个人完善
学者治学既应有国家使命、社会担当，还应有个人追求。然而，当前有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部分学者缺乏献身科学的精神，急于追逐热点问题；不顾科研的客观性，制造虚假数据、命题；追求科研产 量，制造大量的“学术泡沫”；漠视科研的规范性，学术剽窃和交易之风盛行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 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学者自身的主观原因。面对这种情况， 王亚南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献身科学的治学精神值得当代学者借鉴。
一方面，坚持求取真理。学者秉持的使命之一，即是对“真”的追求，对“信”的坚守。在治学过程中，学者应该“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45）。在这种持续的努力中，学者才能发现事物发展的本真规律，才能坚持不懈地践行其所信。唯有如此，学者才能想得深入、做得认真，才能不为外物所动，从而避免等待、旁观、机会主义、势利主义等流弊。这种对真理的求取和坚守，不仅是一种治学的追求，也会投射到学者的生活之中，演化为其现实生活的特征，从而呈现出治学和生活的统一。另一方面，坚持磨炼品性。学者的品性是决定自身治学能否走得长远的关键因素之一，生活中的自由主义、散漫性格、急躁倾向都会制约科研的进展。在治学过程中，学者唯有保持住近似单纯的心态，严整紧张、规律有序地安排工作和生活，才能不失掉内心的宁静，做到从容不迫地向着真理前进。“社会，国家，民族的进步，却显然需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在受大学教育的人，无论在研究上，在实践上，表现热忱，表现傻气，表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无利可图而为之的认真精神。”（46）唯有如此，学者才能在急躁的社会环境和科研环境中持守本心，坚持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王亚南的治学思想是深刻的，治学经验是丰富的，在中国学术研究史和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发掘与整理王亚南的治学思想与经验，不仅对树立优良的研究风气有重大意义，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着极为积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比王亚南的时代已经进步很多，需要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必须继承和发扬王亚南为国为民、执着求真、献身科研的社会主义治学精神，立足中国问题、认清时代诉求，积极投身到社会改革发展的洪流中去。
注释
(1)潘懋元：《王亚南的教育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 年第２ 期；李枭鹰、邬大光：《王亚南教育思想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
(2)(23)潘懋元：《王亚南教授是如何以研究的态度来进行教学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９ 年第 １期。
(3)余纲、王增炳：《王亚南同志的治学精神》《人民教育》１９７９年第１ 期；黄展鹏：《做学问的“三忌”——— 王亚南治学精神的启示》，《高校战线》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０ 期；邵火焰：《王亚南的读书法》，《学习时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
(4)(46)王亚南：《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公余生活》１９４５年第４－５期。
(5)(28)瑐瑨王亚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改订译本序言）》，见亚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第
８页，第８页。
(6)王亚南：《生产经济学》，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０日。
(7)(3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９页，第４０４页。
(8)甘民重、林其泉：《王亚南传略》，《党史资料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9)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 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10)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３页。
(11)(12)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新建设》１９４１年第１０期。
(13)王亚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１９４５年第１期。
(14)王亚南：《关于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的情况汇报》，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４页。
(15)王亚南：《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山大学季刊》１９４３年第３期。
(16)(23)(32)王亚南：《留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每日论坛》１９４６年第１１月。
(17)(24)王亚南：《〈资本论〉的学与用》，《中国经济问题》１９６１年３－４期。
(18)(39)(41)王亚南：《和同志们谈谈几点比较原则性的科学研究经验》，《新厦大》１９５６年第１２０期。
(19)(21)(26)王亚南：《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２－３期。
(20)黄展鹏：《做学问的“三忌”——— 王亚南治学精神的 启示》，《高校战线》１９８４年第１０期。
(22)王岱平：《生活，人格，精神——— 琐忆我的爸爸王亚 南》，《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25)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永安：东南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27)王亚南：《经济学史（绪论）》，《读书与出版》１９３３ 年第２期。
(29)王亚南：《王亚南校长讲话选录（四则）》，见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页。
(30)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年，第１－２６页。
(31)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３５－５５页。
(34)(44)王亚南：《经济科学论丛》，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１９４３年，第３８页，第５页。
(35)王亚南：《封 建制度论》，《读 书杂志》１９３１ 年第 ４－ ５期。
(37)王亚南：《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改进》１９４４年第２期。
(38)厦门大学校史编委 会：《厦 大校史资料 （第 三辑）：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９８９年，第２７－３６页。
(4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６页。
(43)(45)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４３页，第４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