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添翼：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福建教育》2022年第26期

制度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和生活方式，人类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制度生活。学校是一种制度性机构，学校内部也存在大量规章制度。从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角度看，我国中小学的规章制度中包含着道德、习俗、私人等社会领域的规则，且混而不分。应该引导学生讨论规则的不同社会性质，从而促进其发展道德认知。

首先，学校规章制度通过明示道德领域的规则，直接强化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规则是跨情境的，无论个体是在学校中，还是在家庭、职业、社会生活中，都应该坚守。例如“不得欺凌他人，一经发现，给予相应的惩罚”，就是一条道德性规则，是跨情境普适的，不依赖于学生同意与否。

其次，学校规章制度通过引导学生民主协商习俗性规则，在提升公共生活品质的同时，间接强化道德认知。学校制度中的习俗性规则，主要是儿童基于在学校场域中的学生身份需要遵守的，而在学校之外并不需要遵守。当然，学校外的场域中依然存在大量的习俗性规则。这一类规则之所以是习俗性的，就在于它适用的情境有限性。其合法性基础除了道德，还有“同意”。要想获取这一合法性基础，最好的方式是让学生参与协商制定。这一民主协商的过程，既是他律的习俗性规则变为自律的共享认知观念的过程，也是培养公民素养、公共生活能力的过程，同时侧面强化了“不基于同意程序的”道德规则。

再次，学校规章制度还需要划定界限，不僭越到学生的私人领域、事务，不设置“私人偏好性的规则条款”。这一类规则，由于不同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极易成为矛盾焦点。管理者、教育者易关注到这一类行为的社会影响、人际影响，如攀比、自尊等；集体影响，如学风、学业等。就此而言，学校通过制度加以限制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学生更可能关注对这类行为的规定干预了个人自由，侵犯了个人自主。这种对自由与自主的需求，随着认知发展会愈发强烈。这也反映了制度与学生之间的张力，制度约束的有效性需要对学生自由的切实尊重，只有在学生自由切实对他人、集体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也就是具有道德意义时，才能给予事后干预。反之，如果对学生自由的约束前置，那么制度的合法性就容易受到质疑，而合法性不足的制度对学生成长的消极影响更大。

不过，究竟哪些行为、事件、规则应该归类于学生的个人自主范畴，哪些应该通过制度加以规范，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同习俗性规则一样，需要通过公开的、理性的民主对话与协商，才能充分呈现规则的多维性以及主体的多元视角，才能确定制度内容的边界。而这个确定制度边界的过程，也是影响学生道德认知的过程。

总之，制度通过社会领域分类机制，通过明示、协商、划界等方式，共同影响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制度的领域分类机制意味着，不同性质的规则应该有不同的制订、执行思路，学校制度建构应该充分关照多元主体的认知领域冲突。这相比于仅仅强调学生参与学校制度的制订与执行，以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观点，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