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德育所秋季第四次学术小沙龙
时 间：2024年9月8日19:00—22:00
主持人：周如川
参会人员：程老师，卢老师，在读博士生及硕士生，本科生科研助理。
沙龙议程：
读书分享：《教育系统中的成功者与变革者》
汇报人：龚丽冰、涂卓、陈珊珊
读书汇报：
龚丽冰：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改革背景、改革理念、改革特点、改革成效。
涂 卓：中国上海和香港的教育改革背景、改革理念、改革特点、改革成效。
陈珊珊：芬兰的教育成绩概览、历史背景、改革特点、改革成就、未来发展、面临挑战。
讨论与交流：
博士生周如川：
1.加拿大。良好的基础教育为高等教育输送了人才，高等教育重视产学合作，政策和实践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
2.中国教育。作为成功者和改革者的典范，中国教育取得了惊人成绩，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考试负担和经济负担，而这个负担一直难以很好的解决。为考试做准备的私人培训学校盛行。华中师范大学附小跨区域建设到东莞成为名校标杆，但也需要大量的家庭经济成本才能就读。教育负担不止学生的负担，也是家长们的负担。
博士生付东兵：芬兰教育的2个特点：合作、信任。
1.合作：芬兰社区和学校联系紧密，社区中的牙科诊所、娱乐中心都利用起来，学生也会承担社区活动，社区举办婚礼拿到学校承办，教育不仅限于校园内。
2.信任：教师和校长、教育机构，教育委员会，教师，家长，学生之间，都是深度信任的。
博士生刘莎：《超越上海 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Surpassing Shanghai》
是美国学者马克塔克写的。这本书里也是通过 PISA 测试之后，美国学者通过对上海的调研之后总结出的上海教育改革之所以成功的一些原因。首先上海对于改革的态度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作者认为上海对改革的态度可能基于“文革”遗产的一部分，在改变现状上是非常坚决，没有犹豫的。所以，在对待教育改革上，是选择的“改革”，也就是范式的改变，而非应对外界期望和要求的“改进”。再者，在上海的教育改革中，学习是它的核心概念。而其他国家的改革重点更多的是基于系统规划、学校财政、学校管理或者问责制度等方面，对于学生的学习原因、环境和过程的关注较少。
另外，上海的教育改革是全面的。首先，上海把学生看成是整体的人的发展(这一点在我们共读的这本书中也介绍了)，其次，它能够动员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办教育。像政治家、家长、雇主、媒体等都参与进来。上海分十几个区，学校的运行和管理基本都是各区负责。市政府在政策和协调相关事物上保留了足够的权威。对于考试和问责，也认可了其重要性。认为考试作为门槛非常重要，但是在题目设置上人，比如简单的单项选择题应该少用;公开考试也应该与校本评价结合等(这个刚师妹也介绍了)对于问责这部分，上海有相关的绩效指标和奖励机制。虽然上海家长不像西方家长那样会对学校事物直接干预，但是也可通过择校或媒体等方式对学校施加影响。
程老师：上海在PISA中名列前茅，哪方面做得好？
1.教研组文化。中国教育系统中集体教研的机制和文化，帮助老师上课、磨课，美国学校教育比较缺乏，教师是个人主义按自己的理解去教学，不会集体备课、磨课。
2.高素质教师队伍。不仅包括合作教研的文化，整个教师的持续发展，高素质教师队伍。上海给与高薪、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培养出高素质教师队伍
3.拼搏给力的家长。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带着孩子穿梭于各种培训班，提升文化素养、知识素养。
4.负担更大的孩子。OECD调查，中国孩子负担比韩国、日本、美国孩子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要多很多。
5.可信的对中国的判断和经验。作者从国家比较视野，对各国教育还是相当的了解，做出的结论以及经验是可信的。
博士生卢迎丽：1.本书以综合的形态，教育的各个层面，教学，教师，课程等各个方面共同推进，基于文化和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有不同的倾向。2.加拿大注重移民文化多元文化，上海注重教育质量提升和公平。3.从改革当中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动力是和文化息息相关，主体力量，回归到人。政府发挥重大作用。4.政治力量，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的是芬兰所有学校都是公益学校，由市级政府兴办学校，赋予校长和教师自主权，为何国家支持之下还可以保有自主权？政党的轮换从中央改为分权。管办评分离，赋予学校自主权，需要探索不同的道路。
博士生娄琳琳：
加拿大比较吸引我的就是学生发展而言，第一个就是加拿大改变了标准化要求，表现出多元性。比如它的教育结构会具有差异性，当然这个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有比较大的相关，加拿大就是尊重不同的个体的差异性，看重的是个体如何融入集体，以及他们在集体中如何能够获得成功。其二，就是它表现出了包容性，尽可能较低教育风险，特别关注处于失败危险境地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在“学生成功策略”中被识别出的孩子。那么加拿大对这类学生采纳的观念是:除非所有的学生都表现良好，并且有具体的政策来确保这些成果，否则他们的将来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那么转移到中国教育上，因为我在思考教育机会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很困惑哈，我们一直在改革，我们的机会规模事实上也在扩大，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内卷，教育机会结构要想减轻负担我们需要触碰到的根本是什么?是社会层面的吗,比如因学历贬值但来的文凭社会的问题，但是好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是教育管理层面的吗，比如管理方式太过于自上而下，学生真实需求没有被思考，所以所有的改革后，学生其实还是被动的学习，自动性不够?是教育结构和教育评价层面的吗，比如我们当前结构和评价方式太单一化，使得所有学生事实上还是在尽力追求一种机会，比如升学、升好学?是教育质量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还是说文化价值层面，等等?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好复杂，就感觉好像是在讨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博士生廖思伦：
1.现有体制的不信任。芬兰改革，改革者、教师都比较信任，信任文化土壤浓厚，改革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我国是在一个信任文化土壤并不高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历史上产生过几次不信任事件，80年代末，改革到什么程度？政府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目前教育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复杂性理论，边缘性改革，能否找到一条现有的深层制度之下，适合我们国家教育改革路径。2.社会公众不信任。系列教育改革没有满足社会公众对教育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一次一次被消磨了信任。中小学没有装空调，学校的师生矛盾冲突，教育的焦点热点问题中，国外一些反华舆论炒作消磨公众和教育体系的自信心。3.改革者对现有教育制度不愿改。政府只是改革者的号召者，一些教育专家并非愿意改革，反而会造成阻碍。本校学者就提出教育破五唯不是只要五唯，要更多维度。教育改革确实任重道远，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程老师：
1.弊病一脉相传。教育管理者、学校、家长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信任度比较低。论文中引用福山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国家，碍于相关方面，编辑删掉了福山批评的原话，改为法国意大利都是信任度比较低的国家。从中可见，中国很多东西虽然改了，但是很多东西是文化基因（官本位）改不了，一些弊病一脉相承。信任度低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2.底线问题。政治并没有为教育改革设置底线，学术研究的角度不要给自己设置禁区，不要让自己受政治影响的学术禁区。思想是无罪的。不要反党反社会反法律，学理角度自圆其说即可，教育改革未来的畅享可以是理想化的。
博士生李步真：
1.困惑标准化评价是否能够代表和衡量？PISA作为衡量国家教育体制优劣的标准，是否是恰当的？是否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的优劣。统一的标准是双刃剑，规范和效率，丧失了一些可能性。考试全球化的理性判断，共同标准的建立会让教师失去了创造性。让教育变成了工厂，传达上级的命令。2.芬兰的教育是否被高估了？项老师讲座，为何去瑞典不去芬兰，芬兰教育是否有被玄幻的嫌疑？承担专业建设，申报项目选材料，领导会说故事讲话，能否申报成功凭着文字去包装。
程老师：测试工具，提供了高质量数据，反思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教育。
1.全球化评估项目从信度效度角度来说评估工具是好的。14岁的学生阅读、数学、自我感受和发展状况，评价学生。
2.教育的不公平和经济的不公平不是完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PISA测试评估地区以及学校和学校之间质量是否有很大差距，学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了学习成绩。8%的学生学业表现高于社会阶层，克服了原生家庭的不利。3.特别看重学校教育公平的情况，虽然不同国家经济收入、分配公平层度差异很大，基尼系数判断国民收入公平与否，巴西基尼系数0.5以上，学生成绩和经济地位相关性仅8-9%的影响因素和家庭有关，和父母的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有关，相对较小。揭示了各个国家教育公平的数据非常值得参考。
3.中西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感知不同。西方学生的自我认知，感觉比较好，do bad feel good。中国学生刚好相反。
4.PISA数据和结论可以供我们反思。哪些成功的，哪些不成功的，成功的教育系统，必备的要素。做教育改革，不能忽视PISA提供的一些数据。最终作用取决于政府如何运用这些数据。不能为了PISA评分的提高而去训练，那就异化了。湖北教育研究院，主要工作促进中考的省级统一命题，武汉市以为初中毕业生，全省统一中考，相关数据不会公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研究者希望获取这些改革数据，行政角度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引起一些老百姓的怀疑的数据都不会公布。
卢老师：
1.国际比较的目的，为了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教育的不满，还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高，和芬兰、加拿大比人均GDP只有几分之一，我们办教育有很大的制约，条件不足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2.教育领域的内卷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个别的人想要发展，就要投资自己，增加劳动强度、劳动时间，越来越多的人想改善自身处境，而进入内卷。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内卷，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机会，但是没有给每个人提供条件。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很小、分布也不太均衡。家庭经济条件，注定无法参与特别优质的学校教育。
3.不能希望一时间解决系列教育改革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重点学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表现，教育优先的前提下，目前还没有到教育和公平的转折点。经济和教育都是效率优先的导向。没有见顶，我们一直重视公平，但是没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没有办法公平。
4.没有经济支持，教育研究和改革推进也会困难。条件不足，经济不到，政治方面，都会影响教育改革。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腰包鼓了，才能真正更好的发展教育。
5.放弃追求整体性变化，一刀切的改革少一些，给更多的地方学校探索，一步一步来，边缘性改革，局部性改革。很多家长无线投入，有些机会你也得不到，阶层限制，财富限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整个教育需要个大的改变，现在还是追求效率，还没有到以公平为主的导向。武汉可能就做不到上海那样，经济差异，承认差异。国别、古今、不同的地方，结合不同地方的特点，进行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吸收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