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林：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程红艳：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1年第10期，第14-21页

［摘要］儿童政治启蒙具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政治发展双重价值。调研表明：我国儿童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情感，但儿童的政治认知局限于知识记忆层面；儿童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实际参与行为少。究其原因，在教育实践中存在政治教育重点偏移、儿童主体地位落实不够、社会合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儿童政治启蒙教育应当树立微观政治理念，促进儿童政治参与；开展阶梯式政治启蒙教育，实现儿童主体价值；加强全社会协作，发挥教育合力，从而提高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科学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政治启蒙；政治人；微观政治；政治认同

政治启蒙教育是将个体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从广义上而言，包括个体政治学习、社会政治教育训练、政治文化历史传承三层含义。正如政治学者杰克·丹尼斯所说，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如此重大的研究，主要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变化有关。不论中西方，政治教育始终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命题，我国尤为重视儿童政治启蒙教育，少先队组织是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理论指导匮乏、政治观念偏差等诸多原因，儿童政治启蒙教育存在成人化、形式化、低效化等问题。如何引导儿童了解政治，如何使儿童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等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价值

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政治性和教育性决定了它有助于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不仅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政治发展，而且对塑造人的全面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 政治系统的再生产：政治启蒙教育的社会功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涉及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我国确定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即阐明了少年儿童政治启蒙的社会价值。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虽然亚氏的这句论断是居于城邦制的背景之下，但依旧适用于当下之状况。没有超阶级、超国家的个体存在，教育的全部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的。“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就无人交纳，政治就不能稳定。而对于一个政治团队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纲领就无法实现，领袖就无人追随和掩护，它的政治活动就无人参加。”[1]因此，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会通过政治教育传播其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延续其政治文化，维护其政治秩序。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非天生良善的政治动物。从个体到成年，人不可能突然获得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认同感。个体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既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政治启蒙教育的结果。少年儿童处于价值观形成和塑造的关键时期，因此政治启蒙教育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儿童政治启蒙教育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促进儿童政治认知的发展。儿童政治认知是儿童对政治现象、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主观反映，也包括对自身的政治角色、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少先队组织是传递政治信息的重要主体，通过仪式符号、实践活动、队课等多种形式传递政治价值理念，例如队旗、队徽、队歌等组织符号承载了少先队组织独特的价值内涵，传递着关于国家、政党的政治理念。其二，促使儿童形成积极的政治情感，主要目标是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国家的朴素感情。其中，仪式是培养儿童政治情感的有效形式。例如少先队组织仪式以实践话语传递少先队的组织性质和政治使命。儿童在呼号、宣誓等重复性的仪式展演中，加深对政治价值的认识和情感认同。质言之，政治启蒙教育的过程也是儿童认同和内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

2. 人的全面发展：政治启蒙教育的个体功能

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相对于人的片面发展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这个时代的人类是政治化的人类。”[3]政治身份或者说政治关系是人的重要属性，政治素养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政治启蒙教育对提升人的政治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无论是否参与政治活动，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同政治发生着密切联系。如美国作家肯尼斯·米诺格所言：“政治如此无法摆脱地与我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国家一发生变化，就会对宗教、文化、道德，还有其他方面都产生影响……政治将会消亡，但一切都会变成政治。”[4]因而，个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常识，形成独立的政治价值观，这个过程也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通过政治启蒙，个体才能获得进入并生活于特定社会的“通行证”，个体只有接受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才能在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中取得认同[5]。从自然人成长为政治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人格的形成和成熟，即拥有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观念信仰；二是政治行为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即获得政治鉴别力和提高政治敏锐性，养成政治素质[6]。政治启蒙教育既是意识形态、政治价值的再生产，也为个体的行为、思考提供出发点。儿童时期是政治观念的萌芽时期，儿童能否在这一阶段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关乎其能否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长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社会价值，更多强调保障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忽视了其促进个体发展的作用。强调政治教育的个体功能，目的是转变政治教育“目中无人”的偏狭，发挥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二、当前儿童政治启蒙的状况及教育问题

儿童政治启蒙不仅关系着儿童自身政治素质的完善和提高，而且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考察儿童的政治启蒙的现状、问题及其内在根源，对加强和改进政治启蒙教育，促进儿童政治社会化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儿童政治启蒙的现状

根据政治社会化的相关理论，政治启蒙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民主参与三个维度。政治认知指儿童对于政治民主、平等和权利等核心价值的理解和认识程度；政治情感指儿童对于国家认同、政权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程度；民主参与主要考察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承担责任与主动参与的状况。

依据政治启蒙的三个维度，笔者自主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对武汉市三个区县的11所中、小学校四年级到八年级学段学生展开调查（考虑到小学三年级以下儿童文字阅读理解能力有限，故选取四到八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调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1600份，回收问卷1560份。调查研究发现，儿童政治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均值0.7），95.4%的儿童政治认知水平处于中高水平。如被问及“国家主席是如何产生的”，80.6%的儿童选择“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谁制定”这一题项中，71.3%的儿童选择“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说明儿童对我国政治制度有一定了解。儿童对抽象的政党和政府则表现为认识模糊，“只是听过，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对政党的认知主要表现为对具体的共产党员的认知，如“雷锋”“毛爷爷”等，并认为共产党员“更有奉献精神”“是好人”，具有伊斯顿所说的“人格化”和“理想化”特征。笔者进一步收集归纳儿童对于政治实体的比喻，结果如表1所示。

调查发现，儿童政治情感的三项指标—国家认同情感、政党认同情感、政府认同情感的发展水平较高，均值在4.30到4.73之间，处于高认同水平的儿童大约占九成，低认同水平的人数不足1%。被问及“如果看到国旗遭到踩踏，是否会上前阻止”“听到国歌会有激动的感觉吗”，绝大多数儿童都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认为“国旗代表国家尊严，当然要维护”。

政治参与各维度中，儿童民主参与意识和平等参与意识的发展水平相当（均值分别为4.06和3.71）。对“平等参与”的看法中，约有50%的儿童处于中高水平。如被问及“班级管理由老师说了算，不用和学生商量”，66.2%的儿童认为“完全不符合”。被问及“公民有权利监督政府政策的实施”，60.1%的儿童选择“完全符合”。随着年级的升高，呈现出对于政治参与认同度递增的趋势。在公民民主选举权、公民监督政府权、教师权威和边缘学生班级参与等有关权利、民主、平等的问题上，七、八年级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四、五、六年级，即小学生和初中生具有显著差异。

综上可知，儿童政治启蒙呈现一些积极特征：（1）儿童政治认知基本正确；（2）儿童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情感；（3）政治参与意识较为积极。当然，儿童政治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1）儿童的政治认知局限于知识记忆层面，不能理解政治知识的内在意涵，如对“红领巾”“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的认知模糊，这种学习更倾向于“与道德无关的、对行为没有影响、即不使行为变得更好或更坏的观念和片段知识”[7]。（2）儿童的政治情感认同停留在浅层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是来自本能、移情的政治认同，而非自觉的、理性的认同。儿童缺少建立在身份上的行动承诺和将情感认同见诸实践的责任担当。（3）儿童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但实际参与行为少。换言之，儿童在教育活动中能够获得丰富的政治知识和积极的情感体验，但这种情感变化至多是一种态度变化，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久而久之，可能会出现情感消逝或情感伪饰的危机。对此杜威早有警示，“力图刺激或引起情绪而不顾与此情绪相应的活动，便等于导致一种不健全的和病态的心理状态”[8]。

2.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问题审视

从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视角看，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从政治启蒙教育的目标来看，注重政治立场、政治情感的培养，忽视对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导致政治启蒙教育的重点发生了偏移，头重脚轻。我国儿童政治启蒙教育主要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但少先队的组织民主建设相对薄弱。无论是组织教育中的象征性符号，抑或实践活动中渗透的价值理念，都是以促进儿童对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认同为旨归，较少关乎政治参与的民主政治内容。少先队的组织管理体现着组织的价值目标导向，少先队组织虽然是少先队员自己的组织，但是更类似科层制的“他组织”，以大队辅导员、大队委、中队委、普通队员为梯度形成层级，导致“自组织”的性质较弱，儿童的民主参与意识相对薄弱。儿童虽然有积极的政治认同情感，但缺乏理性的政治认知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精神和能力，就难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提供持续的动力。

从政治启蒙教育的方法来看，灌输为主和体验缺失易造成儿童主体地位被忽视，儿童成为教育的旁观者。其一，政治知识教育以灌输为主。以少先队队前教育为例。队前教育是将少年儿童引入少先队政治组织的一次正式宣讲活动。普遍而言，队前教育的时间集中在一次或两次队会课，以知识灌输为主，很难达到“从一年级入学开始重点持续开展队前教育”的要求。短时间来看，儿童似乎能够了解队的相关内容，但是脱离儿童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很容易被遗忘，这种知识学习很可能成为“与道德无关的、对行为没有影响、即不使行为变得更好或更坏的观念和片段知识”[9]，成为无用的负担。其二，政治实践活动的“体验”缺失。许多活动并不是在自身需要和意识支配下展开的，将“活动”等同于“行动”。列昂捷夫就将人的活动与人的需要、动机相关联，将活动过程中的动作与目的相对应，强调动作不是活动[10]。换言之，人的参与程度是区分“行为”与“活动”的衡量标准。当活动成了静态的知识宣讲，儿童成了被动的听众和看客，儿童的体验感也会丧失。“旁观者”教育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导致个体情感与行动的分离，政治认知、政治情感难以转化为政治行为。

从政治启蒙教育的环境来看，政治教育的各个渠道间缺乏系统整合。儿童政治启蒙是一个系统性、延续性、广泛性的过程，家庭、社会传媒、少先队组织、学校教育都是儿童政治启蒙的重要主体。目前来看，各种传播主体和渠道之间缺乏系统地整合。具体表现为：其一，政治启蒙教育的活动资源贫乏。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校内，或者成为少数优秀学生群体的“专场”，导致儿童体验不足、政治教育知识化的倾向。社会资源没有与学校之间形成联动机制，缺乏系统化的资源整合和制度化保障，表现为松散的、偶然性的教育合作，呈现出“出力不合力、行动不联动”的尴尬局面。其二，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存在内容上的矛盾和价值评价上的冲突。随着虚拟网络与信息社会的拓展，社会呈现出复杂、多样、多变的状态，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极易与儿童原有政治价值观形成冲突。此外一些教育者持有“成绩至上”的观念，用“成绩”这项私人性的目标消解了儿童的政治责任和公共精神。

三、加强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对策

儿童政治启蒙教育是社会政治教化和个体政治学习的统一，受家庭、学校、社会多重因素影响。儿童政治启蒙教育应遵循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诉求，树立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相结合的政治理念，运用他者教育与主体学习共同作用的教育方法，提高政治启蒙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1.在微观政治生活中促进儿童政治参与

狭义的政治参与主要指制度化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政党参与等。现代参与民主理论否定了将“参与选举投票看作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唯一实现方式”的精英式民主理论，提倡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两种政治参与理念的偏差源于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广义的政治参与概念建立在微观政治学基础上，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治理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状态、交往方式。“政治从本质以上讲并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11]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选择都与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休戚与共，影响着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于儿童而言，政治是渗透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以及儿童的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等命题。儿童政治启蒙教育的议题不仅关涉到宏观的政治体系，更要关注到微观政治生活。儿童政治参与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引导儿童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鼓励儿童承担责任。另外，政治参与意味着过一种公共生活，将儿童从私人领域引向公共领域，如推进班级自主管理，促进每个学生都参与到班级自主管理中去；推动儿童积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如参与竞选等；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等。使学生在民主参与中学习民主，在公共参与中成长为公民，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参与体会到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2.在阶梯式教育中凸显儿童主体

儿童主体地位不仅是哲学层面的价值澄清，更需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凸显儿童主体价值意味着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差异，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来自认知层面的发展差异。因而，应针对小学和初中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阶梯式的政治启蒙教育。

（1）小学阶段：侧重孵育儿童对政治的情感认同

小学阶段儿童思维发展以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为主要形式，以直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和与形象相联系的道德情感体验为主；而抽象的道德情感和与道德信念相联系的情感体验则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发展[12]。换言之，儿童的逻辑思维刚刚获得发展，无法接受并理解抽象的、远离生活经验的知识；教师进行知识灌输，不仅于政治启蒙无益，反而会妨害儿童形成现代政治素养。因而，在小学阶段应侧重孵育儿童对国家和政治的积极情感。

其一，“办活动”是政治启蒙教育的首要途径。低年级儿童通过实践活动把握现实世界，借由身体操演将抽象的政治符号及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性认知。此时，身体的生成“不是一个自发、天成、生物决定甚或个人意志反映的结果”，而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13]。无论是观看爱国主义电影，还是祭扫烈士墓，其间营造的都是庄严肃穆的氛围，儿童在其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体味英雄的担当，获得对政治的情感认同。其二，儿童在活动中生成的情感会逐渐消散，需要固着于特定的象征物之上。象征物为人们理解政治概念和政治过程提供了方法，例如对于儿童来说，以主席（或教师）这样的个人形象来构想权威，要比以政府这种集体形象来构想权威更容易。象征就是能够让人们轻易地把概念转化为具体事物[14]。少先队组织的象征符号包括队旗、队徽、队标志（红领巾）等，其内涵主要为历史性意义价值的传递，例如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但从儿童与象征物的情感联结来看，需要重新对象征符号进行发掘运用。一方面，通过营造情境加强儿童对组织符号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为组织符号赋予具有时代价值的政治意义。

（2）初中阶段：侧重培养儿童对政治的理性认同

儿童进入初中后，认知方式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过渡，抽象思维逐渐占主导地位，尤以形式逻辑思维最具优势。他们开始由依赖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变为接受抽象的政治文本，而文本知识往往承载着价值理念。因此，就儿童的政治发展而言，初中阶段少先队教育要进行适当调整，即由对儿童的政治情感的孵育转为推进儿童对政治的理性认知。

在实践操作层面，少先队教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培养儿童对政治的理性认知。其一，让儿童了解政治制度。儿童此时已经具备一定的抽象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理解较为宏观的政治知识。帮助公民认识政治制度是提高公民参政知识和能力，培养富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的基本路径。“如果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的制度都不甚了解，甚至一无所知，那么要他成为‘恰当评价’并‘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显然是无从谈起的。”[15]初中阶段儿童的政治认同是依据个人理性判断，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内容形成的价值认同。其二，让儿童了解我国的政治现实。初中阶段的儿童对政治的理解经由自身经验出发，会将抽象的政治知识与现实的政治状态联结起来并相互验证，从而意识到政治实践在某些方面依旧存在问题，例如，官员腐败、部分政府人员不作为问题等。少先队政治教育要为儿童的理性思维预留空间，除了促进儿童的政治认同，还要培养其政治判断能力，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行动性政治能力。正如对国家问题的批判不是不爱国，而是在对其缺点形成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为之做出改变的努力。对政治的理解同样如此，此时的政治认同也从“无意识的政治认同”上升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将国家的前途命运转化为自身的责任担当。本研究强调儿童理性的作用并不是无视情感的价值，也并非忽略仪式符号、实践活动在初中阶段的教育作用，而是主张用理性夯实情感，用理性促进认同。

3.在社会协作中发挥教育合力

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提出“少先队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儿童政治启蒙是一项合力工程，家庭是儿童政治启蒙一个重要的场所，“共同生活的环境中渗透了父母的政治态度，例如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等”[16]。父母的教育观念、价值观影响儿童的政治社会化。学校是儿童政治启蒙中最重要的代理人，学校隐性课程（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课堂活动等）在影响政治态度方面比显性课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17]。社会传媒是儿童政治启蒙的重要主体，现代社交媒体推动儿童的政治启蒙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扩大了儿童政治参与的渠道。而社会政治环境作为最不易察觉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教育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儿童的政治价值倾向，即个体政治教育“是一个政治社会的教育，是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和谐整体的教育，手段则是人们共享的并借以调整和塑造自己的社会制度”[18]。言而总之，全社会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为促进儿童政治发展持有理性、科学的态度，建立学校、社会和家庭协同运作的政治启蒙教育互动体系。

政治启蒙教育为儿童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明确了方向、提供了路径，根本上而言，儿童政治启蒙是在个体与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儿童政治启蒙教育要树立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结合，家庭、社会、学校协调作用的教育思路，把握我国现代化转型下政治发展的目标，培养具有现代性政治人格的“政治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共青团中央2020年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少先队员阶梯式政治启蒙要素和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ZD02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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