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艳：华中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娄琳琳：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2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年第3期

摘要：现代社会以精英人才作为核心人力资本,形成了以培养能力卓越者为行动共识的精英教育。能力为本、机会均等和能者多得构成精英教育的核心特征,重塑了现代教育的基本样貌。在能力的价值取向下,精英教育基于未来自致与公平竞争,满足了人们对于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效率的憧憬与向往。但精英教育在释放优越性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制约性力量,导致了学生的异化、教育的不公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割裂。精英教育造就了筛选式教育体系和占有式个人主义理念,甚至造就了精英的傲慢。面对精英教育的二重性,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以平等主义为前提,重塑精英教育理念,培养多元化的精英人才、解锁精英的创造品质、激发精英的社会责任,构建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有机耦合、共生互补的教育模式,从而实现平等与卓越双重目标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精英教育;平等主义;机会均等;教育公平

传统教育使命常与培养和选拔精英相联系。十九世纪之前,精英多与出身绑定,指的是享有特权的上层贵族。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精英被看作是由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结合造就的能力优异者,包括学术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等。能力本位代替了身份特权成为精英教育的核心要义,在能力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会均等理念重塑了现代教育的基本样貌,是现代教育保有活力的重要源泉。

然而,精英教育所宣扬的基于个人竞争的优胜与成功,隐藏着零和博弈的教育风险,大多数人因表现欠佳先被视为、后被变为能力平庸之人,而表现卓越的少数人则被视为精英人才并配享优质教育资源。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曾经抨击,这种优绩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精英的傲慢”,使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低层的人是咎由自取”[1]12。精英教育在当下面临着两大挑战:其一,精英教育如何超越“精英的傲慢”,与平等主义理念有机融合,使得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协同发展、彼此互补,而不会因顾此失彼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其二,精英教育如何发挥其优势,真正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精英,而非只是用闪亮的象征符号装饰起来的徒有其表的“伪精英”。已有研究基于国际竞争升级的时代背景,或呼吁加大英才教育力度,尽早实施英才教育[2],或重申因材施教原则,以加速型和充实型作为人才培养模式[3]。这些研究唤起了社会对于精英教育的重视,然而孤立地开展精英教育项目会忽视精英教育与整个教育系统之间的有机关系,导致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相互掣肘,即加强精英教育会进一步削弱对全民教育的投入力度。为此,必须深入思考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耦合与共生互补,使得教育平等与教育卓越协同发展,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力的双翼。

一、精英教育的内涵解析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社会精英理论使“精英”概念得到广泛传播。他指出:“假定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他的能力标志的指数,这就像在学校里不同科目考试的分数一样……让我们把那些在各自活动领域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将其命名为精英阶级”。[4]1422-1423该定义从质与量两个层面凸显出精英的本质属性,指出在每个领域只有少数的佼佼者才是精英,他们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举足轻重的专业集团”[5]9。在现代语境下,社会特权者意义上的精英已经式微。现代精英是因其能力符合社会的高层次标准而被挑选出的少数杰出者,他们通过创造优绩而占据着社会单位中的重要地位,并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基于精英的重要性,现代社会形成了坚持能力至上的精英教育,即通过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筛选出能力卓越的学生,并以资源倾斜等方式进行重点培养,使其能发挥自身潜力成为杰出人才的教育形式。

(一) 精英教育的运作逻辑

精英教育的倡导者、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ilot)一语道破了精英教育的主旨:社会发展的关键是教育能够对部分才能出众者进行精深化培养,而不是通过一般化培训培养出一群一无所长的庸碌之辈。[6]312围绕“对才能出众者进行精深化培养”的教育目标,精英教育形成了能力为本、机会均等、能者多得的运作逻辑。

首先,精英教育坚持能力本位的价值依托。作为占据精英位置的根本要素,能力在精英教育语境中具有来源复合性、社会认可性和表征绩效化的特点。精英教育并不纠结于能力的先天遗传抑或后天养成,而是以天赋能力为基石,通过教育干预塑造学生的未来成就,认为“成就(能力)=努力+智力”[7]。此外,能力必须具有社会认可性,“如果你要说某个人是个精英,那么你必须能够回答‘是个什么精英’的问题。精英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目的,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军队,法律职业,政党——这个组织本身也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存在”[8]49。由此,能力能否支持学生成为教育精英的关键在于,这种能力是不是教育中“被认可的能力”,即是否与教育评价和教育目的指向一致。现代教育体系普遍认可的能力是数理逻辑能力、语言能力等必备能力。这些能力须得以外在绩效作为表征,学生的学业成绩、证书及教育经历等优绩标识成为衡量学生教育价值的客观标准。学生占据教育结构更高处的条件是相比于他人“我做得更好”。

其次,精英教育践行机会均等的程序正义。在对个人能力的甄别中,教育机会均等嵌入精英教育中,成为筛选能力卓越者的核心机制。教育机会均等的本质是遵循程序正义的公平竞争原则,如同一场体育比赛一样,它强调在稀缺教育机会的竞争中要坚持教育起点公平和教育过程公平,而教育机会分配的结果则不会是人人平等的,只会给予在竞争中取胜的人。可见,一方面,教育机会均等在起点处建立起学生之间的类平等关系,教育内可进入的区域和可触及的机遇向所有学生平等地敞开,适龄学生皆可不受排斥地参与精英教育的竞争性选拔过程;另一方面,教育机会均等遵循“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的选拔过程,强调精英教育的机会最终向才能开放,把赢得竞争的学生视为社会的潜在精英,输送至精英教育轨道或卓越教育机构,而没有通过学业筛选的学生则被“分流”至普通教育机构或职业教育体系。

最后,精英教育遵循能者多得的资源分配逻辑。在能力为本的价值取向下,精英教育将卓越学生所具有的价值进一步制度化,建立起符合公共直觉的能者多得的分配契约。它“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模型,即给予聪明人和迟钝者、勤奋者和懒散者极其不平等的回报与资源”[9]24,在能力与回报之间建立起正比关系,形成了“能力即正义”的分配伦理。在精英教育中存在两类正比分配:一是能力与教育资源回报成正比,即优秀学生和优秀学校会因表现出众被赋予更多优质教育资源,配享优质师资。二是能力与个人道德回报成正比,精英学生的卓越能力往往会提升个人自身的道德价值,他们被视为更值得信任、更有道德和责任心的人。进入社会之后,精英学生常被赋予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责任,进而享有更多的社会权力,精英统治成为常见的社会格局。桑德尔总结道:“如今的世俗优绩至上体系正在以呼应早期天赐神授的方式为成功披上道德的外衣,尽管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1]34

(二) 精英教育的现实样态

现代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使精英教育成为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精英教育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嵌入了中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其中,美国经过长期发展建立了世界范围内最完备的精英教育体系[10]1,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应对人才短缺问题也在积极探索精英教育模式。通过分析美国和中国的精英教育模式,可以揭示先发成熟型和后发探索型精英教育的现实样态。

19世纪后期,美国私立大学为回应国家发展需求,迈出了缔造精英教育的第一步。到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BrantConant)延续杰斐逊(TomasJefferson)“自然贵族”的教育观,决心建立“无社会阶级的教育”,认为“精英大学作为精英教育机构,目的是招收和培养最有才华的学生”[1]175。基于此,科南特将SAT测试引入大学招生环节,借此识别能力卓越的学生,打破了大学录取中狭隘的阶层偏见。此后,精英教育理念从逐渐私立大学扩散到整个大学体系,塑造了机会均等、能力至上的现代精英教育理念。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国家危机意识中开始大力发展精英教育,精英教育从大学走向中小学,从实践走向制度化,美国通过了《天才儿童教育法》《英才与青年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有关法案,将精英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建立起了多层次贯通、多元化取向、多模式培养、多力量支持的比较完备成熟的精英教育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尚“贤能主义”,致力于用科举考试选拔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A.Bell)指出,“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11],而教育则在选拔领袖和制造精英的机制中发挥着奠基性作用。由此,中国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贤人治理文化观和以考试选拔为手段的精英教育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精英教育因受到冲击而被迫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科技、经济竞争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为突破人才短缺的发展困境,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希冀的推动下,精英教育重获新生。我国精英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运行:一是依托大学中的少年班和精英培养项目等特设轨道开展精英教育,通过超前教育、拓展教育、免考等方式,将能力超常的学生抽离出常规化的学习环境,送进发展的快车道;二是依托重点大学和示范高中等卓越教育机构开展精英教育,致力于利用资源优势为常规系统中的优异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使其顺利升至下一级卓越机构并最终成为社会精英人才。总体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精英教育表现出模式粗放化和竞争同质化特点,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二、精英教育的价值

精英教育中能力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机会均等的公平原则,放大了个人才能和后天努力的现实价值,赋予个人自由感和社会发展效率性,为精英教育理念提供了合法性论证。

(一) 未来自致的教育过程赋予个人自由感

精英教育强调人的能动性,在教育过程中形成了“未来自控”的教育自由观。“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命运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有天分、有梦想,我们能飞多高就飞多高”。[1]24“未来自控”塑造了学生的身份感知、价值感知和责任感知,激发了他们的自主精神。

首先,从身份感知来说,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学生的自我行动能力,始终宣扬学生是面向未来的努力者、竞争的参与者以及成就的获得者,不断形塑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将学生身份从贵族教育中的命运赋予者转换成向现代教育中的命运控制者。其次,学生命运控制者的身份又建立在学生能够感知到所做行为的价值,即个体能够在自我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建立联系。精英教育所宣扬的资源与地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与才能,确立了学生行为的现实价值。穆里根指出:“在追求这种人生计划时,人们严格地依据优绩对他加以评判。没有任何其他非理想理论(包括自由意志主义),可以提供比这更多的积极自由”。[12]82最后,精英教育秉持教育结果的学生应得性,也就是认为学生之所以取得优胜-跃升以及失败-淘汰的教育结局是个人行为所导致。这必然催生出学生对自我行为的责任感知,即为个人发展与人生命运负责。如泰勒(ZachangTaylor)提及:对行为负责意指个体本来可以选择避免该行为。[13]50

(二) 公平竞争的教育结果提升社会效率

精英教育崇尚“英雄不问出处”的竞争机制,使优秀学生能够通过教育选拔成长为堪当大任的社会核心人力资本,保证着社会发展的效率性。正如新加坡在“精英强国”的治国方略下,凭借层层筛选的精英教育体系以及卓越的教育精英,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便迅速崛起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蓬勃发展的美国天才教育,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精英教育以人人参与且平等竞争的人才筛选机制,为能力卓越者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以给予优秀学生优渥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资源倾斜机制,为个人才能提供了发展保障。精英教育不让跑得快的聪明学生“穿着铅鞋跑步”,而是要投入资源和制定政策鼓励他们先跑起来。有天赋的天才儿童往往学习新事物速度更快、能理解复杂观点、具有创造性。对他们的资源与政策倾斜既有因材施教的教育考虑,更有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合法性依据。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Rawls)所言,社会资源分配不能采取平均主义原则的最大理由是,给予优秀者更多资源能够促进社会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因为这些优秀者的才能将会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共同财富。[14]102-108可见,精英教育的正当性与效率性在于将原先固着在教育通道周围的身份性因素剥离,坚持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选拔与培养原则,以“机会向能力开放”选拔真正的社会精英,使精英人物带动社会共同发展,促进社会总体利益提升。

三、精英教育的现实困境

精英教育在释放自身优越性及吸引力的同时,也正成为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制约性力量。我国精英教育建构了“金字塔”式的教育格局和筛选式的教育体系,这种崇尚能力竞争的层层淘汰机制,以限制大多数学生的发展机会为代价选拔少数精英,使教育背离了“促进每个人的潜能发展”以及“培养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本体性价值。

(一) 过度竞争造成人的异化

精英教育将精英符号作为个人成功的显著标识,在学生之间形成了二元化的个人价值光谱,使教育成为赢家与输家的游戏。但无论赢者还是输者,在攀登精英阶梯的过程中都体验着人的异化。

其一,精英教育奉行的能力竞争,不可避免地将大多数人变成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在精英教育系统中,少数精英的成功是以大多数普通人的失败为代价的。一种流行的巴莱多定律(俗称“二八定律”)是精英教育观点的典型写照:即认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只有20%的人是发挥重要作用的精英类人才,而80%的人是能力一般的不重要因子或平庸之辈,80%尽管在人数上是多数,但在重要性上却是次要的。[15]169在这种竞争主义的驱使下,精英学校教育是大多数学业平庸者或失败者自我放弃的助推器。他们感受到“习得性无助”,自我认同并强化着“失败者”和“平庸者”身份而失去内在发展动力。在竞争中表现平庸的学生不仅被视为能力不足的失败者,还被视为不能为自己人生负责的失败者,这种文化惯性导致学生自我怀疑、自我贬低和自我放逐。

其二,精英教育使成功者深陷“失去光环的恐惧”。我国的精英教育体制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以成绩为标准筛选和区分精英学生是此类结构的主要手段。这种单向化、区隔化和层级化的教育结构,使精英教育具有较低的容错度和较高的未来可预见性。精英学生的最优选择是始终秉持着“应比他人更加优秀”的行动逻辑,在预定赛道中维持卓越,既不敢冒险创新和张扬个性,也缺乏合作精神和共赢思维。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教育精英的意义便由考试竞争胜出所赋予,在密集而高速的教育竞争中,他们被优绩绑架,不断通过自我压榨和自我剥夺去证明个人价值。但当到达学业竞争的顶点时,这些教育过程中的佼佼者便失去了人生目标和彰显自我价值的机会,“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什么”[16]6,患上意义匮乏的“空心病”。在取得精英化的身份符号时,他们因失去创造力和意义感,成为“优秀的绵羊”和“平庸的精英”。

(二) 符号偏好矩阵隐藏着教育不公

能者多得的分配方式以精英符号为依据建构起资源分配的偏好矩阵。现实问题是,在家庭资源的裹挟、精英符号层累化和符号资本化效应中,原本为实现流动性和公平性而壮大的精英教育,正在机会均等的旗帜下逐渐走向“寡头铁律”。

其一,精英符号的获得与家庭的原生资源息息相关。家庭资源能够提高能力的发展水平,从而为个人获取精英符号提供助力。在以优异学业成绩为追求的精英教育中,能力主要表现为应试能力,而这种应试能力与家族财富往往是成正比的。事实证明,美国学业测验中“SAT成绩与财富高度相关,你的家庭收入越高,你的SAT分数就越高”[1]183,富裕家庭可以凭借参加私人备考课程与聘请辅导老师来提升学生的教育优势。此外,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精英教育在话语结构上向社会高文化资本倾斜,造成低阶层学生在教育上的“先天不足”。学生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环境”[14]104,家庭在这场公开透明的教育竞争中以资本加持的方式为其子女赢得先天性的优势地位。

其二,教育机构的身份差异和教育资源分配的“精英偏好”扩大了学生的初始能力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教育的优质资源虽然形式开放但实质上并不共享,而是高度集中于重点学校,在资源分配上形成了“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由此,精英教育不仅不会缩小学生在教育起点处相对微弱的能力差异,反而会在机会串联所造成的符号层累效应中不断放大前期形成的能力差距。上一次的资源分配结果往往决定着下一次获得优质资源的可能性。优质学校的学生有更大机会考上重点高中,重点高中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重点大学。在教育符号层累的叠加效应下,“平庸”个体发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只是扮演着陪跑者的角色,不再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平庸”教育机构发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只是扮演着边缘者的角色,也不再相信“努力可以提升教育质量”。曾许诺阶层跃升的精英教育渐失社会流动的功能。

其三,精英符号资本化在逐渐打破“能力至上”的价值依托。在现行的教育系统下,等级、品牌、荣誉、头衔等各种象征着能力的符号装饰性地构筑着精英身份,是“卓越”的可见性标志。精英符号日益成为一种身份装饰和价值镀层,用以显示个人或机构的能力优越性。因此,精英符号成为资本角逐的稀缺品。一方面,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获取精英符号,另一方面精英符号可被用于投资与再生产。普通学校可以通过交加盟费的方式成为名校分校,享受“名校”符号的溢出效应;拥有社会资本的学生可以通过关系资本的运作来谋求教育精英的头衔;拥有经济资本的富裕人士,也可以通过经济资本的运作来获取教育精英的符号资本。反之,拥有了符号资本的教育精英,则又能以符号资本来谋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实现资本延拓和资本积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毫无疑问,在此情况下,教育精英的符号已与它“能力为本”的理念大相径庭,俨然成为资本与权力联合操控下的产物。

(三) 能者多得的分配逻辑撕裂社会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17]但在能者多得的精英教育分配逻辑下,社会共同体的根基被竞争式的人际关系以及绩效主义所动摇。

其一,能者多得的分配逻辑强调个人能力的占有性价值,使学生在孤独的竞争过程中丧失了合作与分享意识。精英教育中能者多得的利益分配模式,塑造着学生之间“我”与“非我”的排他性竞争,在学生之间建立起负向依存关系,即一个学生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其他学生成功的可能性便会降低。这种占有式的学习完全削弱了个体的公共性和共同合作能力。精英教育使学生处在孤独的个体化状态,造就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疏离,失去了信任与分享的行为欲望。

其二,能者多得分配模式中的应得思维切断了休戚与共的社会共同体关系。一方面,应得观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资源及地位差距赋予道德合理化,阻碍了社会成员形成互助意识。“社会中的赢家受到鼓励,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实现的,他们很少感觉到自己对那些失败者所承担的一种责任感,因为这种竞争被认为是一种公平的竞争,而且是以个人表现为基础的。”[18]223这种应得观建构起个人对命运的完全负责制,使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责任。于是,即使是从底层爬到顶层的人也不会反哺原初阶层,而是抽身而去。另一方面,精英教育中能者多得的应得观塑造着一种对失败者的毫无共情的无视,甚至横加指责的羞辱文化。没有获得优质资源的人被认为是懒散和愚钝的,他们自己应该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失败了只能怪自己不争气。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294,社会成员是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只有每个人都能获得发展,才能有一切人的发展。由此可见,精英教育应被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教育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教育是传承社会共同体文化的活动。而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基础是平等主义,是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社会作为共同体的纽带是合作、友爱与团结。故而,精英教育必须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合作为基础和前提。

四、教育改革的展望:在平等中追求卓越

在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传统社会,教育系统不得不采取精英教育,将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有天赋、有培养前途的精英之上;但在教育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过于看重精英而忽视教育平等,把大多数人视为被教育竞争淘汰的“边角废料”,这种教育无疑是既不正义又无效率的。当前,中国教育需要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重塑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顺应教育民主化的现代趋势:既要在教育系统内让精英与平等主义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建构平等且卓越的教育体系;又必须让精英教育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真正精英。

(一) 筑牢平等主义的教育根基

精英教育的制度优势必须以坚持平等主义为前提。平等主义决定了教育系统的整体水平,精英教育根植于这一整体水平之中,只有“水涨”才能“船高”。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一定奠基于更高程度的教育平等之中。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管理和自由发展,其社会效率将比只依赖于少数精英的社会效率更高,因为社会具有无数个可以引爆创新的点——个人。奠基于平等主义的精英教育才能最大程度地消弭精英教育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代价。舍却此道,教育体系便既不能很好地培养人,也不能培养杰出人才。因此,教育必须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强调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

教育权利平等包括入学权利平等、资源平等以及身份平等。其一,入学权利平等是学生发展的前提条件,入学平等应逐渐从义务教育阶段逐渐扩展到教育系统的两端——幼儿园和大学。目前一项重要的进展是,入学权利平等的范围将精英教育的重镇——大学也囊括其中,人们开始要求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基本的教育权利,高等教育逐渐迈向大众化。其二,平等分配关乎学生发展前景的基本教育资源。在公共教育系统中,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精英学校与非精英学校的最基本和最必需的教育资源分配应该尽可能平等。预算内生均经费和办学条件不应有太大差异,资源差异过大无疑损害了平等的国民受教育权。其三,身份平等构成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起点,精英学校学生不应被赋予身份特权。精英学校与非精英学校毕业生身份平等。这意味着要杜绝当下对非精英学校毕业生在考研、择业、机会分配等方面的学历歧视,破除学历门槛,实现毕业生的升学公平以及就业公平。

教育体系要追求实质性的教育机会均等,而不是只满足于形式上的教育机会均等。罗尔斯指出“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14]73,这意味着实质性的机会均等应消除社会性障碍,尤其应降低家庭因素干扰,使教育竞争建立于个人能力与志向的基础上,让所有学生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学校体系(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应当设计得有助于填平阶级之间的沟壑”。[14]74此外,实质性的机会均等涉及教育结果的质量均衡,即缩小不同社会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使所有学生都有获得成功的同样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机会均等意味着教育应致力于使所有学生掌握在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备的核心能力,让所有学生都拥有追求自己所珍视的幸福生活的能力。

(二) 重塑精英教育的培养理念

教育不能因适应大众的步伐而放弃卓越理想,“一刀切”“齐步走”的教育方式显然不能培养优秀人才。“我们要普遍入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为优秀留有余地。”[20]144在追求卓越价值的过程中,精英教育需要以多元化、创造性和责任感重塑精英理念,培养社会需要的真正人才。

首先,培养多元化的精英人才。教育精英的同质化、一元化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精英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改变当下的机会瓶颈,建立通向卓越的多元通道,以机会多元引导精英多元。其一,精英教育系统应建立多样化的竞争赛道,改变残酷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在科技、人文、技术、艺术、体育等多个等值领域塑造卓越理想,以多元卓越为目标打破认知能力垄断发展机会的教育格局,使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身优势的赛道参与竞争。其二,教育系统应建立多样化的卓越机构。当前,重点高中与精英大学分别凭借升学率和科学研究,成为我国卓越学校的代名词。但无论是重点高中,还是精英大学,“卓越”都被限定在同质化的理解框架之内。面向未来,必须鼓励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不可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的学校,从而为学生发展提供多种方向。其三,各类型教育机会之间也应形成互通互认,教育结构由封闭转为畅通,打造立交桥式的人才培养格局。学生在各类教育之间能够进行再次选择,释放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潜能,从而使得教育体系能更为灵活地将各类人才吸纳进精英教育中。

其次,解锁精英的创造品质。精英培养的要义在于释放潜力而非强制同步。正如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再误以为最好的教育是老师把优秀的学生往上‘拽’——这易使学生陷于被动、很难超越老师。真正的精英教育应该帮助优秀学生成全自己的‘志趣’,从而使其中有人脱颖而出。”[21]因此,精英教育应以思考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为核心,给予学生思想自由与活动自由,通过“像科学家做研究一样”的学习方式来培养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

最后,激发精英的社会责任。精英不应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教育需要培养精英人才的社会义务感,使教育精英明确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利用其凭借自身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反哺社会共同体。美国学者威廉·达蒙(WilliamDamon)认为,培养精英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两个唤醒时刻(Wake-UpCalls)——发现社会问题与意识自我能力。[22]209-222这两个唤醒时刻的出现促使个体改变自身的道德框架,搭建起自我与他人的现实联结,使精英人才生发出道德义务感。教育应使享受着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学生深入社会底层,使其意识到诸多孩子仅因偶然结果便被困在生活泥潭,唤醒精英学生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自我责任感。美国精英高中将社会服务作为毕业要求,而精英大学则将其作为录取标准,实际就是在唤醒精英学生自我力量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以此培养精英学生对他人的责任意识。

(三) 探索英才教育的实践模式

在平等与精英的双重价值取向下,我国教育系统亟需进行制度重塑与实践模式重塑,在基础教育领域实施有机嵌套的英才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则实施更加专门化、分层化的英才教育模式。首先,义务教育阶段进行嵌套式英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以面向全体学生的共同教育为主,不宜将普通学生与精英学生分轨而教,不宜设置独立的英才学校。“英才教育的本质是把英才儿童甄别出来因材施教,而不是把他们与普通儿童隔离开来,把英才儿童孤立开来。”[23]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可通过嵌套模式兼顾平等与卓越。教育中嵌套模式主要是指,针对英才学生不单独编班或设校,而是在普通教育之中增加拓展教育,设置人人参与的旨在激发学生潜能的多元拓展学习内容,并对有天赋的学生进行每周若干次的课内外辅导。

其次,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通过竞争甄别与培养精英的教育使命。长期关注英才教育的学者认为,我国高中学校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不足且方向有误,未来高中教育应综合运用集中培养和充实拓展等方式开展英才教育。[24]高中阶段应在各省范围内建立少而精的面向拔尖学生的各类精英学校。精英学校在全省(市)范围内可享受优先招生权和自主招生权。与我国现行的重点中学不同,未来的精英高中类型更多样化、招生比例更少,招生人数控制在人群中的天才分配比例——5%以内。在学生入学选拔和课程建设上更加强调多元卓越。而非精英高中则严格坚持平等主义,实行学生随机分派入学,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地配置,用灵活的校内课程分层制度取代学校的等级制度。在这些学校,可以采取选修制、走班制等制度来适应学生的能力差异,鼓励学生的差异化发展。

最后,高等教育阶段也应建立特色鲜明、层次分明的高等院校结构,避免因院校功能交叠、评价一元化而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其中,高深性与专业性构成了精英式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石,与非精英高校相比,精英高校不应享有身份优势和资源集中优势,而只应在管理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区别于普通高校。“双一流”等精英高校应该享有更多专业自治权和办学自主权,通过师生自由思考和自由探索的文化氛围提升人才质量,浸润式地培养知识精英;而非精英高校则可通过开设卓越教育项目来专门化地培养校内优秀学生。西方的荣誉教育可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启发性洞见。荣誉教育致力于在常规课程之外通过小班教学、高深课程和高挑战性任务,为通过选拔的校内少数优秀学生提供除普通教育之外的精英化教育。

面向未来,国际竞争加剧呼唤着精英人才的大量涌现,精英教育也将始终在教育活动中占据着有利地位。然而,任何以培育和选拔少数精英为单一目的的筛选式教育体系必将压制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与潜能实现;任何放弃共同体发展的个人主义卓越理想也只能是失去社会根基的虚妄。在当前筛选式教育体系下,教育要超越傲慢的代表精英立场的优绩主义,不能仅以卓越和效率作为唯一指导原则,而应进一步夯实平等主义的基础,使教育体系在平等与卓越的动态博弈中实现平衡互补、耦合共生。这应成为中国精英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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