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潞，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21级博士研究生

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在读博士生的“休息羞耻”是其在时间分配上由于选择休息与投入学术劳动两者冲突而激发的一种痛苦情绪体验。“休息羞耻”不仅给博士生个人造成时间焦虑与精神内耗，使自身走向工具化，而且会因学术平庸、恶性竞争等破坏学术自由，导致大学公司化。博士生“休息羞耻”的底层逻辑在于，原本道德中立的事物（努力、时间、成功）在自我、技术、制度的规训之下被赋予道德属性，从而使得休息带来道德上的羞耻感。首先，在自我规训方面，牺牲休息和娱乐被视为对学术职业的奉献，将努力道德化。其次，在技术规训方面，“全景敞视”下的持续劳动被视为对学术追求的承诺，将时间道德化。最后，在制度规训方面，论文发表被视为评价博士生学术胜利的唯一标准，将成功道德化。告别“休息羞耻”，可进行以下探索：在读博士生要学会自我松绑，周期性地从时间中逃逸，将努力与道德脱钩；反思技术与时间的本质，尊重学术发展的时间规律；优化博士生毕业与就业的考评制度，增加学术研究的时间福利，多元定义成功的标准，从而在根基上化解在读博士生的时间焦虑。

关键词：在读博士生；休息羞耻；道德化；规训；时间焦虑；学术“内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些年，高校科研人员因劳动强度过大而英年早逝的新闻时有报道。面对严苛的学术考核要求，科研人员步履不停，对自身的休息、休闲、娱乐等行为感到愧疚并自觉规避，从而产生“休息羞耻”（leisure guilt）的情结，严重者甚至发展成“休息羞耻症”。“休息羞耻”是伴随着加速社会应运而生的网络流行词，在微博、豆瓣网、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受到广大青年网友的热议。所谓“休息羞耻”，是个体由于恐惧落后而形成对休息自觉规避以及对劳动过度自我勉励的心理感受，具体表现为休息前的失控与恐惧、休息时内心潜藏的罪恶感、休息过后的懊悔与焦虑，从而持续自我施压，造成身体强制宕机。科研工作者的“休息羞耻”本质上是一种被学术“内卷”与时间焦虑所规训的情感。

在科研人员群体中，在读博士生因其自身特殊的学习者身份、年龄、培养模式、考核方式等原因更易陷入“休息羞耻”的囹圄。一方面，在读博士生被限制在一种弹性极小的制度化时间之中，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条件。他们往往需要更加严苛的时间管理以规避延期毕业、落后于同辈等风险，不敢停下休息以免陷入浪费时间的羞耻困境之中。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学制，大多数博士生在读期间面临着“三十而立”的人生关键节点。社会对这一特殊年龄段的传统性期待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为大龄在读博士生们的生命历程强制覆盖了一层带有社会伦理意味的审视。但是，科研工作具有高强度、高难度的特点，在科研的同时试图兼顾成家立业，对广大在读博士生而言分身乏术。当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必须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博士生作为各个专业领域的科研储备人才，承担着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关系到一个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可持续性。然而，困囿于“休息羞耻”的在读博士生在求生存的边缘挣扎，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需要我们深入反思的是，博士生“休息羞耻”现象背后的缘由与现行学术考评制度有何关联？这些行为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社会根由？本研究将在读博士生的“休息羞耻”现象纳入研究视野，面向在读博士生群体的真实体验，尝试从“休息羞耻”的表现与危害、来源与生成原因等层面来揭示该群体“休息羞耻”的底层逻辑，并尝试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博士生对抗“休息羞耻”进行能动性探索，从而摆脱对休息感到羞耻的困局，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提高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

在既有文献中，羞耻(shame)与愧疚(guilt)常被用来形容个体做事之后产生的懊悔心理，对于两个概念的辨析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在二者的区分上，学界以自我为核心来区分愧疚与羞耻：在愧疚中，评价的重点在于我“做”了错事；在羞耻中，评价的重点在于“我”做了错事。[1]也就是说，愧疚的焦点在于具体行为，而羞耻的焦点在于自我（品性、能力）；愧疚是行为不好、事情不好，而羞耻更为严重的是人本身不好。[2]从学术概念辨析角度来看，本研究所探讨的“休息羞耻”现象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的具体行为———休息，采用“休息愧疚”概念更加合适。由于网络及现实语境对“休息羞耻”的流传度，且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揭露此现象的生成逻辑而非概念辨析，因此，本研究仍沿用“休息羞耻”。羞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道德主体怀善弃恶的意愿。《论语·为政》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在西方世界，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也曾指出，羞耻亦可说是善的，能体会到羞耻的人比起那无耻之人，终究是圆满多了。[4]这些论断无疑佐证了羞耻在促进人的道德内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休息产生适当的羞耻是正当的，可以对怠惰的自我进行激励，以免陷入惶惶之中。但是，当个体对休息的羞耻感恶化为一种病症，羞耻便不再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当前学界也有观点主张羞耻是一种应当避免的消极情感，认为羞耻是行为主体因体认或感受到自身行为违反公序良俗而产生的自我否定的内心感受，通常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5]当羞耻沦为一种痛苦的体验，其实是以否定性方式表达了人的规定性。[6]本研究认为，尽管“休息羞耻”有其适应意义，激励了个体与群体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消极后果。

针对“休息羞耻”现象，目前多以新闻报道和话题讨论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国内外学界对此虽有涉及，但系统研究不多。与“休息羞耻”相近的研究如科研人员的学术“内卷”、精神内耗、时间焦虑，则相对较多。“休息羞耻”在医学领域被总结为“时间病”，这种疾病是一种强迫性信念，认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时间从不够用。[7]作为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或者执念，这种因休息而产生的羞耻感使人感觉处于休息状态的自己是有缺陷的。[8]有论者指出，博士生等科研人员的时间规训表现为忙碌与压力下的隔绝状态[9]，造成一种时间规训下的学术劳动异化。这种状况最终滋生大学的表演性文化，使大学评价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10]关于博士生等科研人员过度劳动的形成原因，当前研究从文化层面分析，认为过度劳动氛围、社会传染效应及过度竞争都会对科研人员追求过度劳动而回避休息起到促进作用。[11]还有论者从制度层面进行补充，认为学术劳动的标准化与学术考评制度的功利化会制造一种紧迫感，使得科研人员基于完善自我的信念而压榨自身，被迫心甘情愿地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读书、实验、论文写作与发表。[12]在时间不足的恐慌感下，他们选择挤兑和蚕食自己有限的自由时间，牺牲假期休息时间而选择熬夜加班，并逐渐成为常态。[13]

二、“休息羞耻”对学术劳动的规训隐忧

在读博士生的“休息羞耻”是在时间分配上由于停下来休息与投入学术劳动冲突而激发的一种痛苦情绪体验，其非理性不容忽视。随着社会“内卷”化，对学术劳动行为本身的执念沦为一种集体困境，“休息羞耻”不仅给博士生个人造成时间焦虑与精神内耗，且会因学术平庸、恶性竞争、缺乏思考等破坏学术自由。

（一）个体工具化：导致个人内耗

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揭示，现代社会的人们自愿做着某些并非人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14］困囿于学校设置的毕业条件，在读博士生处在对延期毕业的恐惧之中而被迫自愿地从事学术劳动，甚至生病卧床休息都会令其产生羞耻感，“我不能停”的压力如影随形。“休息羞耻”　表现为休息前的失控与恐惧、休息时内心潜藏的罪恶感以及休息过后的懊悔与焦虑，从而自我剥削式地无限延长学习时间、对休息自觉规避，导致恶性循环。在本质上，选择无休止地劳动已经演变为广大在读博士生内心一种扭曲的心理满足。[8]“休息羞耻”使得在读博士生难以停止对自我剥削而寻求一种内在的松弛感。

尽管羞耻源于“行为与道德标准不一致”[15]的缺陷暴露，但是，劳动而不休息并非正确的道德标准，这种缺陷的暴露，是虚假的、杜撰的，实质是一种学术劳动的异化。它将自我外化为客体，并演变成与自我相异的存在，呈现出学术劳动对学术劳动者的奴役。用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经典表述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6]来形容博士生的学术劳动异化也是十分贴切的，因为博士生是在主流文化的催促、他者的期许、制度的约束等强制力量之下被迫自愿加班，而一旦这种强制停止，便会逃避学术劳动。这种异化违背知识生产和教育本身的目的，忽视了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本质和价值。社会现实的批判者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异化”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出“物化”概念，揭示了人作为主体的数字化、客体化、原子化，即人的意识在机械性重复的、可计算的劳动过程中被物化。[17]人被当作实现目的之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博士生不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而沦为学术生产工具。对此，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在《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中断言[18]：用不了多久，全世界的国家都将世世代代地制造出有用的机器，而不是完整的公民——他们可以独立思考，批评传统，并能理解他人的苦难或成绩。

机器化的高速模式充当了对学术以及我们自身的理解，进而把学者当作一台学术机器来对待，像机器一样工作，沦为计算主义的附庸。然而，博士生并非置换学术成果的工具，他们既需要在劳动中井然有序，也同样需要在休息中无序放松。

（二）大学公司化：破坏学术自由

“休息羞耻”所导致的时间焦虑，不仅加重了博士生个人的压力，也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如果大学的学术氛围充斥着时间焦虑，以效率为先，大学则会变得与公司无异。“只不过它们的主要产品碰巧是各种形式的知识，而不是汽车、电脑或者零部件。”[19]一味追求知识生产速度而不顾及理性和学术规律，势必导致大量不合格的成果。[20]“休息羞耻”带来的时间焦虑终将导致个体放弃独立思考，批量产出可复制的学术成果，致使学术平庸化。这种趋势若不遏制，大学终将沦为追逐效益的公司，博士生也将沦为知识生产线上的车间工人。

大学之职应当是鼓励人们“去思考，去批判性地介入知识，去做出判断，去承担起有知者的责任，去理解这种知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21]。然而，公司化的大学，会为论文、课题等学术资产赋予特权地位，压倒其他形式的科学研究。这样的话，在有限的求学期间内，博士生所接收到的激励信号就是成为企业家一样的角色，用经营的方式去做学术研究，以便获得更多学术资产。

对效益的过度追求带来“休息羞耻”，而“休息羞耻”反过来又加剧效益追求。博士生放弃了原先的学术追求，转为琢磨期刊的刊文偏好，缩短学术研究周期，展开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的恶性竞争。甚至有人不惜采用学术造假、互相举报等极端手段，只为谋求更多的学术产品作为未来求职的砝码。对未来毕业与求职的恐慌、焦虑等消极的劳动情绪持续积累，学术研究逐渐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大学沦为机械的学术制造工地。[22]

事实上，因休息而产生的内疚和自责不会增加博士生的学术生产力，而是人为地营造一种从根本上扼杀学术创造力的氛围。［8］长此以往，博士生的思想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使得学术研究成果趋向同质化。在这种去个性化的同类学术环境中，大学作为追求高深知识场所的属性逐步消解，沦为标准化和加盟经营模式的公司，丧失了真正的独特性与学术自由。

三、规训与道德化：“休息羞耻”的生成逻辑

羞耻，尤其是因为正当休息而产生的羞耻并非一种人的基本情感。斯特恩斯（PeterN. Stearns）在其新作《羞耻：规训的情感》中指出，羞耻之心并非在婴儿期就嵌入人类的生理习性，而是依赖成长过程中的认知要素，是一种被规训的情感，情感会经过认知的过滤，作为后续策略的一部分。[23]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道德化意味着原本道德中立的事物被赋予道德属性[24]，也就是将某种原本没有道德色彩的行为视作与道德相关的行为。被道德化的行为往往被视为普遍正确的事实。[25]博士生“休息羞耻”的生成逻辑就在于规训与道德化。首先，在自我规训方面，对博士生而言，牺牲休息和娱乐被视为对学术职业的奉献，将努力道德化。其次，在技术规训方面，“全景敞视”的持续劳动被视为对学术追求的承诺，将时间道德化。最后，在制度规训方面，论文发表被视为评价博士生学术胜利的重要标准，将成功道德化。

（一）自我规训与努力的道德化

从道德的一般意义上讲，否定性的道德判断起源于主体的自我批判。造成博士生“休息羞耻”的原因之一是其过度的自我意识，这是羞耻之心的更深刻的道德哲学本性。舍勒(Max Scheler)强调自我意识，认为羞耻感源于人对自身存在本质的自觉，个体会意识到自身与作为完满存在的“神”之间的差距。[26]勒维斯(HelenB. Lewis)的“自我／行为”(self/behavior)理论也认为，羞耻源于个体对事件的主观解释，羞耻的体验针对自我，自我是负性评价的焦点。[27]尽管博士生因休息产生羞耻感时没有明确的观众在场，但是，羞耻的实施者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之中，他们想象一个模糊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荣誉的概念。[23]107休息尽管是私密的行为，但是，博士生往往实施自我规训，灌输诸如“读博是自我管理”“假期是超越对手的最好时期”之类的想法。对于在读博士生而言，读博本身就是一项战线长、阻力多的任务，而且它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尤为重要，半途而废者或失败者会使得自身声誉受损。无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掩饰，休息都会带来强烈的羞耻感，缓解措施往往是强行让自己处于不停止的努力状态。

长期的自我规训致使努力披上道德化色彩，即努力这个标志而非努力的效果被赋予道德价值。人们倾向于默认努力的人具有更良好的道德品质。塞尔尼克(JaredB.Celniker)用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人们能从努力本身中看到道德，也就是说，即使努力之后不能直接产生额外的产品或经济价值，努力这个行为本身也被视为道德上令人钦佩的，即努力被道德化。[28]道德化是将偏好转化为价值的过程，努力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在道德，这也可以解释在读博士生对于休息产生羞耻的原因。对许多博士生而言，牺牲休息和娱乐被视为对学术职业的奉献，努力学习成为衡量博士生个人道德的标准，借此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为什么努力会与道德产生关联？心理学研究发现了两条路径。其中一条是体验道德情绪：当人们在进行某事时感受到厌恶、内疚或羞耻等道德情绪，他们就会将这件事与道德关联起来。在社会氛围和教育环境的影响下，不努力、休息、懒惰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受到批判的。因此，人们难免在休息时感到内疚，这推动了努力在个体层面的道德化。奋斗、努力、珍惜时间等品质历来被人们歌颂和赞美，并将其与获取更多财富和跨越阶级联系在一起；而与之相对，休闲娱乐则意味着相反方向。在这一认知的普遍驱使下，休息显然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每个人心中都生造出一个由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理想化自我，试图通过不断加大强度的努力来缩短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

努力被道德化的另一条路径是“道德扩张”(moral piggybacking)，即在当前行为与个体既有道德原则之间建立联系。[29]例如，如果一个人认同杀戮是不道德的，这个人又接受了“吃肉属于杀戮”这一教导，他就更容易将吃肉这一行为道德化。对在读博士生而言，一方面，团队中偷懒休息者通常会成为搭便车者，强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根据人类学关于道德起源的观点，道德源自社会互动、合作互惠，努力在其中传达了合作的信号[30]，所以努力便在道德扩张的作用下由道德中性变为道德正向行为，同时将休息视为一种违背道德的羞耻之事。道德化是复杂的，努力这一行为还会在社会语境中被传播。有研究表明，道德语言的使用如“你应当为此感到羞耻”比单纯感受到道德情绪更能引发行为的道德化。[31]行为的普遍性也会推动道德化的发生。如果身边的人都在努力，这一现象可能本身就足以放大博士生们将它视为道德的程度，所以，来自朋辈的学术竞争压力也会强化博士生的“休息羞耻”情结。

（二）技术规训与时间的道德化

在读博士生的行动由一整套严密的时间体制通过截止期限与工作计划支配，习以为常的隐形加班让在读博士生即使在假期时间也不敢“躺平”。当代社会，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等技术打破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时空壁垒，个人被技术规训为应该始终处于可用状态的工具。根据各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一般在第一学年就能够修完全部课程与学分，接下来三至四年的学习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握。这种时间安排制造了博士生的时间可以被自由分配的假象。从表面来看，他们不会受到全方位的监视，但是，实际上，这种培养模式模糊了博士生劳动与休息的界限，往往在夜晚、周末、假期仍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因此，博士生的时间管理就像福柯(Michel Foucault)笔下的“全景敞视主义”[32]，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全景敞视”的技术规训模糊了个体对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感知，博士生的“日常生活被系统殖民”[33]。笔记本电脑和移动互联网建筑了一座移动的劳动城堡，使得博士生的工作不再拘束于图书馆、实验室，24小时在线成为可能。学习可能渗透至休息时间，休闲也可能干扰学习，难以有效划分和平衡博士生工作与休闲的时段。在技术的规训之下，休息成为实验、写作进度的阻碍，妄想假期彻底不接触科研工作成为奢侈的想法。博士生们只有时刻保持处于可用状态，才会对冲内心因浪费时间而产生的羞耻感。这一点类似于韦伯(Max Weber)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伦理，认为浪费时间是罪大恶极的。[34]当时间成为一种资源被争相利用，休息就与浪费时间挂钩，相应地就成为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客观而言，时间本身并没有道德属性，其道德性质是人为赋予的。[35]所谓时间的道德化是个体主动地将伦理道德尺度强加于时间管理的自主意识的内化过程。将时间过度道德化的首要表现是把时间包装成一种资源。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多诺霍(Frank Donoghue)指出生产力、效率和竞争三者有一个共同的因素———时间，生产力即在某单位时间内把任务完成，效率即尽可能快速完成，竞争即务求赶在其他人捷足先登之前兜售自己的战果。[36]这种时间资源理论认为，通过时间管理控制工具、多任务处理等方法使时间的利用效率得到最大化是对资源的尊重，由此挤压时间而形成“时间就是生命”“休息就是浪费生命”的扭曲观念。从时间的道德化角度分析，博士生一旦休息就会萌生浪费时间的感觉，进而引发道德上的自责，个体意识到他们陷入道德评价的泥沼，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虚度光阴的羞耻感并夹杂着一事无成的颓废感。[37]

时间的过度道德化以道德约束的义务原则为核心，本质在于道德义务感所驱使的时间利用观念与行为，促使个体进行自我管理或自治自律。[38]从工作伦理角度而言，这种观念虽然能够帮助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生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发劳动者过度的道德敏感，特别是引发休闲者的羞愧。鲍曼(Zygmunt Bauman)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还揭示了时间道德化的更加残酷之处：“甚至使穷人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归咎于其不够努力，不勤劳成为道德沦丧的表现，贫穷成为对不努力的惩罚。”[39]博士生群体将时间的过度道德化与鲍曼式残酷的工作伦理别无二致，会将自身学术不佳归因为懒惰、不够努力、道德沦丧。

此外，大部分博士生正处在或即将步入“三十而立”这一关键的人生阶段。在传统观念中，社会对处于该年龄区间的青年群体抱有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期望。然而，科研与学术工作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若博士生们还需兼顾成家与生育，极易陷入力不从心的困境。履行社会角色的时间冲突凸显了时间分配的道德维度，使得特殊的时间阶段也拥有特殊的时间道德意义。对广大博士生而言，羞耻于没有把时间花在应该做的地方（成家立业）以及来自周围人的关注所带来的内耗，比学术上的自我怀疑更痛苦。

（三）制度规训与成功的道德化

关于羞耻感的形成，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理论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依赖外部制裁，是他律的。[40]博士生的个人行动力受限于毕业标准制度、评奖评优制度、就业准入制度等学术评估语境。在制度性他者的凝视下，博士生群体并非就休息本身而感到羞愧，其羞耻更体现在休息之后自己的科研项目仍旧没有任何进展而自我责备。所谓的进展结果，是由学校对博士生的考评制度决定的。博士生在结束休息后会更加焦虑，原因就在于在制度语境内受限的个人行动力，具体表现为毕业制度的“威逼”以及求职制度的“利诱”。

首当其冲的是“不发表就出局（延毕）”，在读博士生在毕业制度、发文要求的“威逼”下不断地产生“休息羞耻”感。现代性强调基于计算、计量模型的数字思维方式，寻求计算一切、一切皆可计算的理性模式。在当前“不发表就出局”的绩效文化和日益“内卷”的学术生态之下，催生了一种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建构了严密的学术评估制度。第一，博士生只有公开发表学校认定级别和规定数量的期刊学术论文，才能拿到从博士生到博士学位的通行证。就目前而言，在读博士生的数量远超核心期刊发文量的承载，从而出现僧多粥少的困局。很多博士生不能在规定学制时间内达到毕业要求，不得不延期毕业，这种时间上的压力进一步蚕食他们本不丰裕的休息时间。第二，在学校各种评奖评优中，发文数量和质量也成为评估博士生学术能力高低的关键标准。正是以学术产出效率和学术生产力为核心的学术评价制度，使博士生不得不一再延长工作时间，对休息自觉规避，陷入“休息羞耻”的困境。第三，堪比人生“污点”的第一学历更加使如履薄冰的博士生产生无尽的“休息羞耻”。尽管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但是，事实存在的学历鄙视链加剧了博士生对未来的焦虑，而能够对冲　“污点”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发表更多的论文。博士生的在读年限是有限的，论文发表压力是巨大的。于是，许多博士生被迫选择批量生产可复制的劳动成果，甚至为发表而研究，唯此才能排队拿到心仪单位的准入号码牌。

近年来，国家要求高校“破五唯”，各高校开始了博士生考核制度的改革，引导博士生摒弃“快餐式”研究[41]。将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标准降低，移走了压在博士生身上的一座“毕业大山”。但是，与此同时，求职的考核标准并未随之降低。面对毕业求职，博士生们又被一座新的“就业大山”压垮。他们即便逃过了学校毕业制度的“威逼”，又落入了就业制度的“利诱”。在读博士生被置于就业市场上待价而沽，用人单位开出的薪酬主要根据求职者的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进行评定。当论文数量与人民币厚度挂钩时，停下来休息就显得更加奢侈。博士生恐惧于求职谈判桌上缺少与用人单位等价交换的“硬通货”，因而不得不卷入过度劳动，更加剧了“休息羞耻”。

在制度语境下受限的个人行动力注定了博士生因为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为自己的休息行为感到羞耻。被制度裹挟的博士生将自身学术成败标准交给学术考核规则，默认学术成功的博士生才是更加高贵的佼佼者，从而不懈追逐这种强加的道德意义上的成功。“成功的道德化”与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是密不可分的。[42]在这其中，导师作为博士生在读期间的重要他者，为博士生提供学术指导与资源供给，催促博士生在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有所突破。这种培养制度也会在无形之中鞭策博士生持续劳动，使其因恐惧落后而产生“休息羞耻”。羞耻形成于两种自觉意识的对照比较过程：一是对以理想、完满、应然等所标识的善的自觉意识；二是对自我的自觉意识。[43]在羞耻理论中，是非对错的标准包括规范标准和伤害标准，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没有达到标准。[44]就像贫困是可耻的，因为人是自己财富的创造者，没有发家致富的人只能归因于自己，人们内化了由此而来的羞耻。社会制度和主流文化对努力、奋斗、勤劳的推崇，作为一种无形的框架和约束，困扰着博士生群体，造就了将学术劳动视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唯一“正事”的观念。但是，这并非个体自主建构的，而是在制度的裹挟之下被迫无奈的选择。

四、消解“休息羞耻”困局的能动性探索

在读博士生由于“休息羞耻”而无限延长学术投入时间，逐渐沦为时间管理的奴隶。然而，人并非换取功劳与业绩的生产工具，工作上的井然有序也同样需要生活中的无序放松，高强度的学术劳动之余应尝试放松休息，去经历一些看似生产力为零的阶段。休息能让我们转移对考核的恐惧，转而思考长远与可持续发展的自己。[8]我们需要纠正“不休息＋持续努力＝成功”的错觉，走出“埋头拼命＝解决问题”的误区。在本研究的最后，我们尝试提出三点针对性建议，为加速社会与制度规训中的博士生对抗“休息羞耻”提供能动性探索。

（一）学会自我松绑，将努力与道德脱钩

针对自我规训与努力的道德化，要从在读博士生个体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第一，博士生要对时间祛魅。休息在本质上没有固定的叙事模式，不必为其强加带有功利色彩的意义，并非所有的休息都意味着阅尽千帆后的恍然大悟，抑或潜心沉淀后的华丽蜕变。第二，适应科研“慢原则”，周期性地从时间中逃逸。研究表明，周期性地从时间中逃逸，可以促进我们的深度思考，提高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45]在博士生的生活中引入“慢原则”，倡导“慢文化”，挑战当代文化的疯狂节奏与标准化，倡导从容思考，可以为处于时间焦虑之中的博士生群体提供一个慢时间场域。第三，在认识上将努力行为与严格的道德上的对错标准脱钩。道德化在发生过程中并不遵循理性原则，没有必要将它的结果当作绝对的真理。也就是说，要注重努力的动机，而不是努力这个行为本身；拒绝假努力，提高效率，而不是无尽地延长学术劳动时间进行自我欺骗。需要强调的是，告别“休息羞耻”并非宣扬不努力工作甚至“躺平”，而是顺应环境需求及人体自我恢复特点，反对长时间、连续性的重度和过度劳动。

（二）反思技术本质，尊重学术时间规律

针对技术规训与时间的道德化，需要反思技术与时间的本质，以摆脱技术对博士生时间的掌控。第一，拒绝工具主义与计算主义对我们的奴役。技术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的手段和方法，而工具主义的管理模式追求效率至上，计算主义的评价范式崇尚收益最大化，导致技术手段压倒目的，指标凌驾于人之上，催生“快餐式”的时间文化。[46]不可否认，技术的发展会改变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和使用方式，但是，博士生应该做技术与时间的主人，利用技术管理时间，而不是让自己的时间被技术摆布。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是不受资本或其他任何因素限制的劳动自由。[47]第二，尊重学术发展的时间规律，让时间回归其应有的刻度，弱化时间的稀有资源意义。时间并非奢侈品，而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必需品，当我们处在某种不被时间强制管理的状态，我们的创造力才得以发挥。摆脱时间的奴役，才能真正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才会超越时间、超越自己。

（三）优化考评制度，多元定义成功标准

针对制度规训与成功的道德化，要从制度的根基上化解在读博士生的时间焦虑。第一，优化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与学术考评制度，促进评价改革回归教书育人本位。博士生“休息羞耻”的消解需要完善研究生的学术评价制度，淡化学术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不宜将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唯一硬性指标，应建立多样化与个性化的考核机制。此外，高校应提供时间津贴以及其他可以解放时间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对延期毕业博士的支持，如保障住宿安排、生活补助等。第二，破除就业市场与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唯论文的单一评价导向，允许不同志趣的博士生选取适合自身的评价轨道；政府应开拓就业渠道，助力职业发展。第三，允许并鼓励在读博士生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各项质量标准与评价方式，推动高等教育的民主参与性，赋予在读博士生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从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多元定义学术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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