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学林：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孙银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原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摘要：共情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情感生活的基本方式。道德共情是个体对他人道德境遇的理性认知及其道德情感和行为反应，道德共情能力是维系人的道德关系的基础性能力。科技的狂飙猛进使人类从“自然人类”进入“技术人类”时代，并给人类道德共情带来了巨大威胁。尤其是以智能互联网为集中表现的技术对现代人的支配导致了四种道德共情危机：世俗伦理生活渐现道德共情式微、媒体海量信息催生道德共情麻木、扭曲的价值观引发道德共情瓦解、资本利益算计驱逐道德共情隐退。遏制技术对人的道德共情的侵蚀，既需要积极寻求技术伦理制度的约束，以制度强制规范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的行为，还要重视通过教育培养青少年形成基本的数字生活素养和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使其积极建构内心与社会间“人—技和谐”的世界。

关键词：技术人类；道德共情；技术伦理制度；人—技和谐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技术对文明进步的贡献可谓厥功至伟，但现代技术的狂飙猛进也带来一系列严峻的社会挑战，尤其是现代技术对人类伦理生活的威胁令人十分担忧。如沉迷网络使人孤独并远离现实社交，大量虚假信息侵蚀网民的共情心理，利用智能技术实施诈骗，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生命的危害等。这些都是一些现代哲学家所谓的“技术人类”滋生的严重问题。自现代启蒙运动以来，技术以其巨大威力实现了对人类的全面占有，现代技术实现了对世界的深广改造。尤其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建立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和大规模生产的财富积累基础上，并以技术为核心推动力形成商业市场，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现代技术兴起使人类完全可以独立于自然材料的形式，逐渐实现对环境和自身的自动化、控制化、规模化的全方位改造。[1]（112）人类生活对技术无可逃离并全面依赖。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现代技术引发了人的“异化”并批评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89）尼采以振聋发聩的呐喊“上帝死了”宣告工业革命后由传统哲学和宗教为主要支撑的自然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终结，并洞见到了人类文明大变局的到来。海德格尔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对现代技术给予了深刻批判，称现代人类的本质就是技术，人类世界全部在技术的“订造”和“摆弄”中。[3]（74-78）其意直指人类充满技术的思维范式以及被技术支配的机械装置充斥和占有的世界。技术对人类的异化实际是人类技术理性的反噬。它不仅深度地侵入和改造着客观物质世界，更是悄无声息地深度影响着人类精神世界。它在极大地解放和提升人类实践能力时又快速而剧烈地否定人类的能力，并越来越主宰和决定人类的发展进程。如今以智能互联网为集中体现的技术越来越动摇着人类已有的基本道德原则，不断侵蚀着人的道德共情能力。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有深入研究，但对“技术人类”逐渐显现的道德共情能力衰退危险的探讨还很欠缺。

一、何谓道德共情？

情感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类型表征着人的社会关系，也表达着存在方式，高兴、悲伤、愤怒等情绪状态体现着人的生活状态。共情是人类情感表达和沟通理解的重要方式，在维系人的道德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作用。共情能力是人的道德水平发展的重要内涵和表征。

（一）共情及其表现水平

共情（empathy）作为个体对其同类的处境的一种情绪体验能力，源于人类长期进化的本能，是人的伦理生活的基本形式。人们常译为“通情”“移情”“同理心”等，其内涵基本一致。移情是通过心理过程的参与使一个人所产生的感受与另一个人的情境更加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情境中去感知。[4]（34）共情是一种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的能力。它一般包含识别和反应两个阶段，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并给出恰当的情绪回应，使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与对方形成良好沟通和互动。[5]（22）共情与移情常常通用，但与同情有差异。同情是人的一种本能，内容多为负面情绪或遭遇，而共情的内容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的整体理解并进入其情境产生共鸣，同情侧重于消除他人负面体验，不随客体情绪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多停留在本能水平。有学者认为共情包含了同情以及因过度唤醒的负面体验而产生的个人悲伤。[6]（71-83）早期研究者认为共情主要是人的情感在认知结构上的一个表现。后来心理学家范德·马克主张对共情的理解应该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特定人际情境中，并提出四个关键因素：情感反应能力、情感操控方式、特定人格因素和特定对象关系等。这样对共情的把握不仅可感而且走出了只从个人内心情感维度来认识的狭隘视域。今日学界基本认同共情的认知与情感成分，即其是一个多成分构成的复杂心理过程，至少应包括观点采择、情绪关注、想象和体验四个过程。[7]（277）缺乏共情的个体常常是只有单一焦点——自己，这样的人处于自我聚焦状态，对他人感受都不存在。[5]（22-24）

深度理解共情要从其发生水平、发生机制和发生特点来把握。科恩对共情水平的科学分类对理解共情的发生水平及道德共情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提出了七种共情水平①：最低一级是没有任何共情能力，然后水平逐渐递增，从一定的情绪通达能力到很高的共情能力，最高级水平是具有超凡共情能力的人，能始终关注他人感受并鼎力相助。[5]（28-30）大多数人的水平在平均值上下。共情发生的基本生物机制是大脑中的“共情回路”，至少与大脑中十个区域有关，其中任何一个部位受损都会对共情造成阻碍。[5]（31-34）除此，还有其社会文化发生机制。霍夫曼从模仿、条件反射、直接联想、间接联想和换位思考等方面揭示出共情意识发生机制是建立在个体社会经验和理性基础上的。[4]（42-67）从发生特点上看，共情的个体发生时序也存在差异，有时是关闭的，只关注自己的兴趣、目标、愿望等，有时根据环境变化又打开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8]（1233）总之，共情是人际情感交互的基础和行为的前奏，其水平对人际关系互动程度和结果有重要影响。因故，作为维系人的基本关系的道德的发生要建立在共情能力基础上。

（二）道德共情水平是道德选择的基础

共情与道德具有普遍联系，道德原则中天然蕴含着共情要求。共情能力是平衡利己和利他行为的桥梁，是维持和谐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是产生亲社会道德行为的普遍动机基础。共情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基本特性，最初源于亲代养育行为，后逐渐扩大到亲缘关系内部，再迁移到非亲缘关系以外的同类并辐射到其他生命。[8]（1229）道德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所处道德情境或对他人道德行为的认知及其道德情感反应，包括情绪上的反应及道德行为。人类的共情能力经过长期的社会进化，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亲社会性是共情与道德共享的特征，从而使共情成为道德发生的前提和基础。道德共情常常从个体的利他、亲社会倾向和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当一个道德原则在一次道德冲突中被激活时，共情的情感在直接刺激和道德原则驱使下就被唤醒了，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道德也以这种联系的方式获得了移情的情感性质和动机性质。道德原则和共情的联系因其一致性而得到不断强化和互促。[4]（17）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提出的六种道德基础——关怀、公平、忠诚、尊严、纯洁和自由，无一不涉及个体对他者的共情。[9]（137）基于共情与道德的这种紧密关系，我们认为不同人的道德共情具有从低到高的不同维持水平，有的人是毫无仁义之心、冷漠无情；也有的人始终不辞辛劳地关怀他人，无私奉献。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道德共情水平因人的具体不同的发展阶段、主体性、境遇以及文化习惯而不同，不同水平的道德共情极大影响着道德行为。一般而言，多数人具备关怀他人的能力，有羞耻心，善的道德价值取向比较明显，能尽社会道德义务。

道德共情与真实道德情境紧密相连，真实情境对道德共情起着关键激发作用。道德共情的发生源于人际关系的真实互动，与社会文化、刺激源以及主体倾向等诸多因素有紧密关联。生活中的大多数道德两难、道德矛盾问题都会引起共情，因为这些问题或矛盾情境包含了共情者自己会发生的行动或者他要判断的别人的行动，包括不直接接触的、远方的受害者。[4]（18）个体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常常取决于共情发生的程度，对关涉者的共情会直接或间接地激活我们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立场，从而引导我们道德选择的方向。人类社会常见的一些道德原则是社会道德认知的基本机制，其道德共情的发生必须在大量的社会经验下实现。[10]若遇到强外界干扰，如意外而强烈的精神打击或长期沉浸于高科技支持的虚拟情境等，大脑共情回路就会受阻或反常，使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文化发生机制缺失，社会经验断裂、封闭，其道德共情能力就会快速下降，道德信念减弱，那么如仁慈、关怀、宽容、正义感、敬畏等诸多道德都难以产生。“技术人类”当前因全方位的技术生活产生的这种危害正在悄悄发生。

二、技术人类的道德共情问题何在？

人在技术中存在，人与技术构成了本体论上的“人性结构”。现代技术为人类认知和改造世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和行动体系，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和存在已完全被技术异化。科学生活世界如此，道德生活世界也难以幸免。以智能互联网为集中表现的技术正在实现对人的道德共情能力的蚕食。下面我们对四种现象予以剖析。

（一）日常伦理生活渐现道德共情式微

第一，亲友伦理关系并没有因互联网的使用而更紧密，而是越来越疏远。现在常见这样的情景：亲友相聚却各自端着自己的手机沉浸于虚拟空间，当面交流少了、不深了。2023年网上曾曝出这样一则消息：一对老年夫妻赋闲在家，妻子迷恋网红“秀才”，而丈夫迷恋网红“一笑倾城”，二人茶余饭后各有所爱，形同陌路。至亲之人近在咫尺却互不理睬、熟视无睹的尴尬现状正是智能移动网络时代“陌生的熟人”现象。尤其年轻人在集体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网络中，他们与家庭成员相聚时也少了该有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交流。②传统上人们在共同生活中频繁共情的伦理关系因智能手机的闯入而变得淡漠、疏远。智能手机满足了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使人轻视了身边的情感交流。人们对网络的钟情甚于对亲人的温情，对趣闻的关注甚于对亲人的关心，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因此，它钝化了道德共情的“触角”，逐渐降低人道德共情的“温度”。人们的社交网络在不断扩大，社交资本在不断增长，但真实的爱与亲密感却被弱化了，以致现代人步入了“亲密饥荒”时代。[11]（14）第二，虚拟空间的生活使人变得孤独而不是更具亲社会性。智能手机迎合了一些人社恐的个性，制造了更多“宅男”“宅女”，并加剧了“社恐”。不少人专注于手机而淡漠了与身边人的情感交流。公共场合也常见这样的“冷漠”场景：公交车上大多数人沉浸于手机，对虚拟世界“遥远的他者”表现出极强的“道德热心”，却对站在身边的老弱病残视而不见，有意无意地沉浸在虚拟世界中袖手旁观。人们戴上“电子面具”隐藏真实的自己，逃避现实的矛盾。互联网增加了生活的便利，却也无形地推动人们离群索居的趋势。这与人现实中的具体的、丰富的道德情感需要背道而驰。虚拟空间的沉浸让公共生活极端私人化和简单化，把本具普遍约束力的公共道德搁置起来，加剧道德冷漠。道德共情是人建立在复杂而真实的道德关系基础上的高级同情情感生活，复杂的亲社会情感如关怀、正义、信任等是在频繁的现实互动中发生的。长期的网络沉浸必然使人有意无意地减少与身边人的共情互动，使其慢慢丧失共情敏感性，失去道德行动力。

（二）媒体海量负面信息引发道德共情迟钝

一方面，负面道德信息造成“审美疲劳”。互联网“地球村”虽然使信息交流更加方便，但也产生了信息泛滥。电子媒体推送的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持续地冲击个体意识，它们隐去了事件的背景知识，剥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使人停留于表面化的、浅层次的、知而不懂的信息接触状态，导致人们缺少理性的深度思考，其结果是人们要么漠视要么盲目追随。有学者说“地球村”里的我们除了了解一些表面情况外，是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12]（90-93）虽然人们随时可以接收大量让人忧伤的道德信息：远到国际冲突中大量伤亡的平民，近到身边人的不幸等，但其道德共情水平和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神经生物学告诉我们，当个体持续不断接受同一类外界刺激时，将出现“审美疲劳”，个体会逐渐出现反应迟钝直至无反应。因为过剩的信息使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因遥远而变得抽象，我们反而丧失了社会和政治行动能力。[12]（91）大量不道德现象消耗着旁观者共情的情感能量，“看客”从最初的惊愕、愤怒变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再到视而不见，甚至去怀疑事件的真实性，怀疑信息推送者的动机。网民看似关注着整个世界，实际上什么也不在意，与世界若即若离，这也让情感在道德的外围游荡。不仅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无关，“我”对身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信息茧房”现象遮蔽了人们的道德共情。网民一方面频繁看到大量充满道德忧伤的信息，另一方面面对着社交媒体花样翻新的不断煽情。互联网中充斥着捕风捉影的片段、吸引眼球的噱头、恶意炒作的自媒体信息、借助技术打造的虚拟形象，人们很难捕捉到全面的信息。它们被人为地注入了贪婪、愤怒、恐惧等情绪，为了煽情、强化偏见、迎合某种心理而来，其生产过程本身就带着不道德的基因。“信息茧房”现象导致权威话语跑不过小道消息，主流价值观被遮蔽、消解，严重误导了网民的真相认知，限制了网民对真实道德情境共情的深度，以至于道德共情行动丧失了思想基础。如网络上就曾出现大量复制粘贴“爱国爽文”的现象，其真相是“薅羊毛”“蹭流量”，大大伤害了人们朴素的爱国情感。道德信息的泛滥和道德同情的滥用必将导致旁观者的冷漠与麻木。

（三）扭曲价值观念导致道德共情瓦解

第一，借助技术力量实现对社会基本价值如关怀、尊严、勤俭、诚信、自律等的颠覆。如一些网红、流量明星依靠自媒体迅速蹿红，营造了一夜成名的幻象。其隐隐传递给大众的价值观是成功就在于能吸引眼球赚快钱，与智慧、勤奋、自律的关系不大。其夹带的不良道德观、非理性态度在现实中扩散，在青少年群体中蔓延成一种反道德、反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13]（150）由于事关利益的信息往往比道德信息更有吸引力，这种不良信息在舆论裹挟下被不断放大，并依靠网络快速散播，并借助人的从众心理不断得到强化，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负面情绪。这种现象极大地颠覆了如敬业、诚信、奋斗等社会主流价值观，瓦解了共同体原有的道德基础。道德共情的基础是以道德价值认同为前提的共同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一旦原有的价值共识被瓦解，利他道德共情就难以实现。第二，借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高端生物技术实施诈骗，他们无视人类基本伦理，以一己私欲滥用基因技术、器官移植技术进行生命再造、生殖克隆、人兽嵌合等，贬损人的价值与尊严，给人类未来带来许多不可知、不可控风险。其行为突破人类生命伦理底线，严重破坏社会道德信任。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基因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深度介入，使个人主义取向极度膨胀，集体主义情怀日渐衰落。一小撮人的扭曲价值观，或因病态心理、极端乖戾人格，或为谋取个人暴利铤而走险，罔顾社会道德底线，其罪恶行径会对社会基本正义产生巨大冲击。

（四）资本利益算计加剧道德共情隐退

一些主要依靠互联网来经营的企业会无止境地追求资本利润，而这种技术助力下的资本利益算计会促使道德共情隐退。例如游戏公司以暴力、软色情等为卖点开发出对青少年极具吸引力的游戏，且不分等级地推向市场，不仅会引发青少年网瘾，还会误导他们的基本道德情感。又如外卖公司为了尽可能地扩大盈利，会利用大数据算法以苛刻制度精准监控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和路线，而对骑手的生命危险熟视无睹。[14]这看似是技术平台之“恶”，实际上却是资本疯狂追求利润之果，其将员工困在技术和资本压榨系统里，这种赤裸裸的无情剥削泯灭了道德共情。虚拟资本在技术理性支配下遵循资本增值逻辑，推动消费主义制造虚假欲望。他们信奉霍布斯的“狼性”法则，抛弃了社会关怀，逃避社会责任，严重透支人性向善的道德信仰资源。现代资本驱使技术不断前进，使人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对人却越来越野蛮。在资本利用复杂技术体系层层盘剥员工的链条上，关注点只有资本的流转、产品的输出和利润的堆积，人的生存状况不仅被遮蔽和忽略，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共情也因没有真实的在场情境感染而消失。借助现代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具体人的遭遇和情感互动越来越成为累赘，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萨特、阿多诺等人很早就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之关系的疏离和现代人的冷漠问题。[15]（18-19）工具理性的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借助技术中介及其无意识对他人利益保持中立甚至完全退隐到自私的世界，“灵魂的物化”致使现代人常常把他人看作“地狱”。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正是道德共情无尽退缩直至极度冷漠引发的后果，它最终将导致人类的普遍灾难。

未来，技术对人的异化将集中表现在人工智能的使用上。它极大地挑战着人类原有的伦理秩序和基本价值准则，若任凭其无序发展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它不仅可能会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获取不义之财，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掘空人类道德共情的现实基础而危及社会发展。

三、如何增进技术人类的道德共情？

技术的狂飙动摇了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也诱发甚至催生人的道德冷漠。如果我们逐渐把自己的情感体认、价值追求全部托付给现代技术，那么人类在未来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将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事实上，技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这意味着人类对幸福且道德生活的追求不能任凭技术肆虐。以是观之，我们应对现代技术引发的多样化道德挑战需要依托多方面举措协同发力，其中教育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一）通过严密制度对技术开发与应用主体实施伦理引导

技术导致的不良后果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危险性的影响，而科技的“集置”状态也让每个重大行动和技术变革都将影响人类命运。在此情况下，要使科技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累，则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约束技术开发与使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16]这表明制度是约束和引导技术泛滥的首要选择。

一方面，技术开发要执行严格的技术伦理制度，以遏制源头之恶，达到规范教化作用。各国和地区出台了有关政策制度，且都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如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尊重自主权、保护隐私、尊重自由、包容多样等。③然而，目前针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前沿科技的技术伦理立法还远未系统化、常态化，各国和地区之间尚未形成技术治理合力。就世界范围来看，现行法律法规较为宏观，针对数字智能技术层面的法律还很欠缺，亟须一系列细化、专门化的法律法规和协同性的科技伦理治理规范，以弥补数字智能技术不同环节的制度空缺，从宏观上为人类道德共情能力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完善人工智能开发的伦理规范，通过技术伦理规制技术行为，意味着应该制定含有道德标准和理性信念的技术行为规范，即至少应严格遵循三个原则：技术发明的出发点包含善的意图；技术发明的过程必须诚信、合法以及遵循客观规律；技术产生的效用有益于人类发展，也即技术伦理向度是人性的真善美取向。[17]（171-174）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市场行为主体的技术应用行为实施严格监管。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关注智能技术运用中的伦理行为，严厉打击利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损害他人、危及基本伦理的行为。这要求网络虚拟资本集团寻找经济利益与道义价值的平衡点，在技术创新设计、信息资源生产、数据收集储存、平台推送等环节坚守科技伦理底线，履行社会责任。当然，政府还要加强源头监管和过程审查，实施风险评估与预警，遏制数字资本增值逻辑驱动下的技术理性扩张。从国际范围内看，少数科技发达国家已经在高科技的风险防范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④在这种趋势下，我国应在准确识别技术风险的前提下完善国内网络行为监管制度、智能技术使用的法律规范，并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网络监管联盟以防范国际网络犯罪。可以说，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伦理引导，不仅有助于市场行为主体在技术开发与应用时遵从价值规范，还能在更广范围内对社会群体产生道德教化作用。

（二）重视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数字素养

现代人无可避免地生活在技术支配的世界中，但为了使人能在科技文明进步中始终保持自由、主动、积极有为的状态而不被科技异化所奴役，那么人通过接受教育形成相应的数字生活素养便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从教育领域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数字生活素养都应该得到发展。千禧年以来的每一个青少年都是数字原住民，每位教育者必然要承担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数字素养的责任。为了更好地履行教育责任，教育者必须为技术的伦理风险做好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形成数字生存智慧、发展道德共情能力。一方面，教师要前瞻性地认识到数字化世界的变革趋势及其挑战，积极提升自己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实施教育的能力和技术应用伦理素养。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熟练使用能够应用于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价值从而避免被不断迭代的技术所取代。事实上，若没有教师的参与和引导，学生不仅会在使用智能学习设备时分散注意力，还会因为媒体海量的负面信息、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念而影响自身的道德共情能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数字生活素养、熟悉现代技术伦理规范，引导学生能够合理运用网络技术，形成良好的数字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家长的陪伴和引导也十分重要，不能把孩子的成长直接抛给视听娱乐媒介。因此，在孩子开始接触智能电子产品和服务时，家长就要对其进行技术应用伦理教育，引导孩子警惕技术应用的边界和滥用的危害，明确使用电子产品的伦理取向，从而让孩子在现代智能生活中学会善用科技产品，既不危害自身健康也不危害他人。当学生具备了遵循数字伦理，能够合理识别、采集、分析和利用数据的综合性素质，他们就形成了现代生活所必备的数字素养，进而能在网络和现实交织的生活中发展道德共情能力。

（三）重视培养青少年浓厚的人文情怀

数字时代应强调以技术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谐，培养他们形成必要的数字生存技能和浓厚的人文情怀。青少年比成人更敏感、能更快地适应网络生活，但他们往往缺乏技术伦理意识。高度发达的信息媒体不一定会给儿童带来真正的幸福。2022年11月，我国发布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未成年人经常在网上聊天的比例为53.4%，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患抑郁、焦虑等的概率比正常人高两倍。[18]这正是技术肆虐带来未成年人的人文精神没落、道德共情缺失之结果。面对此不利处境，教育要以人为本，高扬人的自由与尊严，遏制科技片面发展对人的生命、人性的压抑和钳制。[19]（42-44）教育者要尽早重视对青少年的人文关怀品质的培养，激发其产生人道主义情怀，使其从日常生活中逐渐树立关怀自我与他人生存状态、尊重自我与他者生命的浓厚意识；引导青少年认清科技与生命、生活的关系，教会他们在没有技术辅助情况下也能自主生活、健康生活的能力，使其懂得如何以技术促进个人之间的道德关联而不是阻碍人际之间的道德共情。当青少年形成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技术和谐共存意识时，他们才能认识到在内外世界都要积极建构起人与技术世界（机器世界）的边界和规则，建构“人—技和谐”的世界。

人类与现代技术已经出现互嵌情境，但我们对技术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必要的距离，以避免技术人类异化为技术支配的人类。麦克卢汉指出，人类现在不过是制造越来越精密复杂的工具，像蜜蜂为植物授粉一样给机器“授粉”，直至机器发展出自我繁殖能力，人类那时就变得可有可无了。[20]（35）当然现在仍然是网民狂欢的时节，我们处在技术主义高歌猛进之时，并在现代技术带来的巨大福利中酣睡，甚至已经逐渐遗忘了作为人所必备的道德共情能力。从个体的觉醒到普遍的觉醒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也许直到技术已经普遍地成为大多数人的巨大生存威胁时，人类才愿意做出改变，才愿意从技术人类重新回到道德人类。

注释：

①科恩认为：处在0级的个人完全没有共情能力；处在1级的人也可能伤害他人，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思，也会表现出懊悔；处在2级的人仍然有巨大的共情障碍，但他们对其他人的感受有些许体会，不会发动身体攻击，能意识到别人受到的感情伤害和自己做错的事；处在3级的人清楚知道自己有共情障碍，会为此掩盖或补偿，喜欢独处和回避；4级的人有了接近均值的共情，共情略微迟钝但不影响日常行为，男性在这个水平居多；处在5级的人共情略超过均值，倾向于建立亲密的情绪、彼此的信任、相互的支持和同情的传达；6级是具备真正超凡共情能力的人，他们始终关注别人的感受，不辞辛劳地奉献自己和支持他人。

②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里，亲友相聚、邻里交往时多围绕家庭、社区的“家长里短”产生深入情感交流，年轻一代在与长辈的有意无意的交流中习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价值观，道德共情的能力也是在这样的世俗道德文化中被逐渐熏陶出来的。

③如2018年底欧洲伦理小组推出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宣言》，加拿大同年发布的《良好的技术宣言》；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2022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及我国后续颁布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措施制度。

④2023年11月，中美英等25国代表及世界科技巨头就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生物技术等领域带来的巨大风险及可能造成的灾难性伤害，在加强联合行动遏制其可能危害上达成基本共识，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同意通过国家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监管方法。参见齐倩：《中美欧等与会国在AI峰会签署宣言，同意合作建立AI监管方法》，载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11_02_7142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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