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制度生活与学校公共领域的创生

（程红艳）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制度生活是学生在学校公共领域中在平等协商、交往对话的基础上不断达成共识、生成契约、分享经验的过程。学校公共领域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公共领地、公共议题和公共组织，其特点是：参与成员的平等性、讨论话题的公共性和参与成员的包容性。衡量学校公共领域的质量有四个标准：对话的质量、信息或思想交流的频率及广度、承担责任的程度的主动性和自发性、行动产生的结果。创生学校公共领域依赖于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宜采用放权和争权两种机制的结合。

【关键词】制度德育  制度生活  学校公共领域  公民教育

【项目来源】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研究”

“好的制度使恶人向善，不好的制度使好人作恶”。 “制度伦理比个体美德更具普遍性”，“制度建设应优先于道德建设”，随着社会各方的呼吁，对于社会制度及其公正性的拷问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1]] 制度的育德功能也被学者揭示出来，“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制度德育”也成为德育理论界颇具影响的分支。[[2]] 但是，由于公众刻板印象的存在，一谈起制度人们很容易想起挂在墙上、写在文件中的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必须服从的规则体系，似乎“制度德育”最为强调的就是要依靠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最为重视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服从规范和遵从游戏规则的精神。其实，这样的理解与“制度德育”大异其趣。“制度德育”强调建构正义、公平和道德的制度，强调制度是在学校生活中动态地生成、建构起来的，因此制度建构过程就是学生发展过程，就是学生不断分享经验与交流对话的共同生活，并用“制度生活”概念来描述这种统一性。本文试图揭示在公民社会发育中关注学生制度生活的重要意义，认为学校公共领域为学生在生活世界中生成制度提供了根基，并尝试性地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创生公共领域的对策。

一、学生制度生活与学校公共领域

1.公民社会与制度生活的内在联系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套原则体系指导下的具体规定。原则体系的特点是普遍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以及次序性，同样这些性质也体现在制度中。[[3]]制度之所以是制度，还因为其可操作性及后果性，即违反了制度会产生某种相应的后果，小至难堪尴尬，大至被惩罚。依照这种定义，由学校管理部门制定的制度是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强调的是维持学校安全和教学秩序，学生更多地被看作是被动服从的对象。因此，这里有制度，没有生活。

在学校的场景中，也存在“潜规则”。比如“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坐在教室最后面”、“给教师送礼能获得更多关注”，有生活，却没有合法的制度。潜规则虽然也符合普遍性、一般性的特征，但却不符合公开性，所以不具有合法性。

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在学校中不断生成和演进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由各级权威制定的，而是可以不断变动生成的，它有重要的德育功能，既有制度，又有生活，可以被称之为制度生活，因为其是在学生共同的世界中在平等协商、交往对话的基础上不断地达成共识、生成契约和分享经验的生活。康德认为“没有规则就没有理性”，而哈贝马斯认为“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There will be no rules without intersubjectivity），离开了主体间的对话商谈行为就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因此也无法形成规则意识。[[4]]制度生活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自治自律的基础上导向学校秩序和社会公正。

在制度生活中，良好的制度固然重要，良好的生成制度的程序正义更重要；重要的不是制度是否完善，而是不完善的制度有没有被修复和纠正的合法程序。比如，在尼尔主持的夏山学校中，学生拥有和校长同样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利，学生人数多于教师，因此投票的结果是抽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后来学生发现这样做是不合适，于是又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了禁止抽烟的规定。同样，在科尔伯格进行公正团体法试验的学校中，学生在就选修哪些课程的投票中索性取消了所有的课程。但后来，通过召开团体会议、师生协商慢慢地在学校中发展了一种可行的民主程序。[[5]]制度生活的概念将研究的重心从如何遵从完美的制度转变到如何产生制定和修正制度的程序正义。

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进行博弈，求同存异并达成共识，产生行动，这应该是一项基本的公民素质。以如下三例为证：

（1）一大群人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较有效率地达成共识、进行利益分配以及产生行动方案？有一例广为人知：在已知世贸大楼、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另一辆被恐怖分子劫持要撞向白宫的客机全体人员在生死攸关时刻，投票决定要不要与恐怖分子作战，经全体同意后集体反抗，飞机坠毁。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一个有等级或层级结构的社会机构能够比较容易地形成决策，但是在一群陌生社会成员之中如消费者、社区居民、乘客等，即便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也很难形成有效联系和开展行动。

（2）一小部分人遭受社会不公，对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制度强烈不满，这些“少数人”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寻求改变的合法途径？

（3）一个人的苦难遭遇如何导向社会制度的改变？中国社会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那些残害弱势人群、严重侵犯人权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事情留给当事人的是伤痛，留给社会的是一时的触动，过后的遗忘。以湖南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为例，一个女孩一生的幸福被毁掉，然而社会制度也未有任何的改变，再次发生同类事件的可能，仍然威胁着每个家庭。

在制度的空白处、夹缝处、失控处甚或扭曲处，改变制度，生成公平的制度，这是社会克服“愚、弱、私、散”病症的关键。这种公民技能，应该在学校里学会，这就是学校制度生活提出的要旨所在。

 2.学生的生活世界

制度生活来源于学生的生活世界。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生活世界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旨向进行沟通行为的环境，是“一系列复杂的人际互动过程”。人们的生活世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政治经济活动领域。无疑，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看作是生活世界的精华。谋求物质利益、权力或追求效率的经济、政治领域最初属于生活世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进程，逐渐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私人领域与羞耻心相联系，而公共领域与荣誉相联系。在私人领域中，人们保持私密性；而公共领域中，虽然平等交往，但是每个人都力图突出自己，也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存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那些德性。”[[6]]

生活世界的三分法，对于理解学生的生活世界也有意义。学生的个人情感、友谊、志向、兴趣包括对他未来发展影响很大的学业成绩等都属于私人领域要关注的事务；学生尝试职业准备和产业经营活动这些策略性和工具性行为属于经济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分类不同的是，本文将学生投票选举学生干部、竞选和担任学生干部等准政治行为，看作是在公共领域的行为。私人领域和经济行为之外的生活空间都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的范畴，主要包括参加社会群体并导向平等交流思想和改变环境的社会行动，满足的是学生公共生活的需要和对于社会荣誉、人生意义追求。[[7]]学生制度生活的空间与其可以参与到学校公共领域的程度密切相关。学生在公共领域中学习到民主自治的基本技能：学校制度在学生练习说服他人与被他人说服、管理他人与服从他人管理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和涌现出来。

在当前的学校生活中，应试主义、竞争主义和学校机构的官僚化长期瓦解着学校的公共领域，“学生在同社会隔绝的情境中学习，不仅不足以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社会，而且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养成对世事漠不关心的思维定势与习惯”[[8]]。学生在学校没有机会去练习如何为了公共善而去沟通和行动、去改变社会，而被教导要适应社会，“尽管社会是个大染缸，还是要适应社会”。同时，一些社会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学校，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也出现“送礼”、“拉关系”的不正之风，进一步侵蚀了学生参与公共领域的空间。制度德育并不太关注学生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要唤醒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学校公共领域的重视，并促进学生对公共领域的参与。

二、    学校公共领域的特征

学校通过编制等级和层级结构，将学生固定在某个班级、某个宿舍、某个小组里和某张桌子旁。学生的同桌、同寝室的朋友可以被看作是围绕学生的私人领域展开的友谊群体，不属公共领域。学生在班级范围内的交往，也尚未进入学校的公共领域。班级是学校组织的一个固定建制，是一种类似于家庭的强调关爱多于重视规则的社会组织。学生参加运动会、文艺汇演等也不能算是进入了公共领域，并不因其人数多、气氛热闹就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领域，其特点是：参与成员的平等性、讨论话题的公共性和参与成员的包容性。

1.学校公共领域的三个构成要素

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而是当一群人在某个地方围绕着公共话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时，公共领域就诞生了。因此，公共领域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公共领地、公共事务或公共议题以及公共组织。公共领域首先要有敞开的、允许每个社会成员进入的公共领地。公共领地可以是公共场域，比如运动场、学生社团活动室、图书馆、餐厅等，也可以是公共论域，如学生主办的报纸、杂志，学校张贴栏、布告栏，甚或是广播。公共领地甚至也不需要局限在学校里，社区、街头也可以成为公共领地。

   其二，是要有公共组织。公共组织是立体多维的，是公开敞开的。可以是学生会组织或学生政府组织，或者是党团组织，或是一群人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的俱乐部组织，或者以研究和学习为目的的学习型组织，或者是一群人因为共同的志向或愿意承担共同的责任而聚集在一起的志愿者组织。公共组织的开放性越强，其影响越大。公共组织之间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其三，要有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可以是校园内公共事务，也可以是面向社区的行动。例如，在英国的高中阶段公民教育课涉及到的重点是：学生会的运行及学校官员（school officer）职责、引入一个学校文化或活动周、开展慈善活动、进行辩论、关注人权的宗教活动或哲学节（philosophy and belief day）、开展保护环境行动，组织与年龄较小学生之间进行结对学习的“大哥哥”“大姐姐”活动。[[9]]“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中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的扩大化、抽象化，而不是对它们的扭曲”，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需要以一种完全没有自私打算的无私奉献姿态出现，相反要承认学生对于荣誉和名声追求的合法性。

2.衡量公共领域质量的标准

“公共领域既不能被视为建制或组织，也不表现为系统，它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信息与观点交流的网络，或是沟通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是一个松散、开放而弹性的交往网络。[[10]]学校公共组织或社团的数量，并不能指示公共领域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质量。本文试图提出衡量学校公共领域质量的四个标准：对话的质量、信息或思想交流的频率及广度、承担责任的主动性和自发性、行动产生的结果。

    其一，对话的质量。公共领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领域，“不发言的行动者不能被称为行动者”。[[11]]如果在这个领域里充满着“话语霸权”，或者是每个人都“自说自话”，就没有办法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产生行动。因此，公共领域的对话要求有平等的权力结构与民主程序，不仅要求对话者有论辩的技巧，更要求有聆听正反两方面观点、尊重他人的态度和价值观。

 其二，信息和思想交流的频繁、广度及公开性。由谁来参加公共领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和观点交流的质量。在进入公共领域时，个人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信息和知识来做支撑。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是“交往网络”中进行信息交换的一个节点，而个人的发展及其对周围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能接收与输出的信息的质量。学校的公共领域不一定非得是个将教师或学校管理者排除在外的领域，但是教师或管理者在场不应影响学生自由的观点交流。

    其三，承担责任的主动性、自发性。学雷锋、做好事、地震后捐款、偶尔看望一下孤寡老师，如果这种任务仅是由学校布置下来，而非学生或学生群体自发组织的，则没有太大意义。驱动学校公共领域产生并维持发展的，来自于学生或学生群体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自发性。

其四，行动产生结果的有效性。其有效性集中在四个方面：（1）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公民知识和技能，比如说服他人的技能；（2）是否有事先预定的计划方案，是否能完成计划；（3）坚持性，是否能持续一段时间，持之以恒；（4）愉快性，学生是否从参加行动中产生愉悦的情绪或情感的提升。[[12]]

三、创生学校公共领域

 “一方面，学生成长中自我认同的需要十分强烈，迫切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去展示自我，另一方面，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展示自我的合法途径又十分狭窄、单一，仅仅是学习这一种方式。这会造成大部分学生学校生活的痛苦和无意义感”。[[13]]创生学校公共领域显得非常必要，其意义不仅是为学生展现个性提供舞台，也不仅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而是关系到学校能不能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公民。因此，衡量学校质量的标准，要看其学生公共组织的数量、质量及学生自治的程度；衡量学生的发展，不仅要看其学业成绩，更要看其参与公共领域的活跃程度。

1.公民社会发育与公民德育的双向良性互动

   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育给公民德育提供了良好的沃土。2010年，马里兰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和马里兰公民素养委员会（Maryland commission on civic literacy）提出了衡量一个社会的公民健康指标（civic health index），集中在五个方面：服务和志愿活动（service and volunteering）、参加团体活动并实施领导（group membership and leadership）、获得信息(connecting to information)、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edness）和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on）。[[14]] 当前，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以及促进公共善的合作行为越来越常见，在上述五个指标方面都有一些令人振奋的行动。例如媒体人邓飞发起免费午餐的努力，无论其动机如何，至少解决了一些贫困孩子的午餐问题。中国社会在结构上加速专业化、阶层化、复杂化的同时也在迈向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正面结合的“有机团结”，“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谈判力量在关键上取决于社会本身的有机团结。”[[15]]NGO和各类志愿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让人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希望。公民通过自发的努力，依据共同的兴趣和利益来组建社团，参与志愿者活动，参与关注贫困、促进环境保护、关注学校教育、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问题，为社会和教育创造良好的氛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学校为培养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能提供奠基，为社会民主和公正做出贡献。例如英国一代代的政治领袖就是通过学生社团联合会竞选而锻炼出来的。[[16]]学校公正道德的氛围、分享权力的民主机制，无疑会促进学校公共领域在教师和学生等多个层面的产生。当然学校尤其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能否培养公民，还依赖于学校的公共性。当学校教育更多地体现为公共教育的公益性、服务性性质，它就会更少地去考虑由升学率带来的学校短期的个别利益，“关注学校在丰富公民生活中的作用”。

2. 放权和争权两种机制的结合

学校公共领域的创生，来源于两种机制。一种是学校管理层的放权，即赋权。在关于学生事务的管理和评价制度上，要树立这样的观点：未经学生认可的制度，是不合法的制度；未经学生充分讨论的制度，也是不合法的制度。在经费、场地方面对学生的公共活动给予保障，并对学校内的社团进行登记注册。可以指派教师指导学生社团组织，并在教师的组织下共同制定成立社团成员、社团活动和注销社团的基本制度。学校尝试在宿舍、食堂、图书馆公共领地开辟自治的领地。例如香港地区大学的一个特色就是宿舍自治。每个宿舍有公共活动室，各个年级、学科混住，并成立宿舍会的执行委员会来实现宿舍自治。香港大学教授程介明有着长期与学生合作进行宿舍自治的经验，他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宿舍是我的实验室。三百多个青年精英，都是我忘年的朋友，也是我学习的对象。事实上，短短几年以后，他们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可能比我要重得多。与他们的脉搏一起跳动，让我看到了人类积极和光明的一面，也让我对人类的前途充满希望。我不断提醒自己，教育，应该是一种解放性的事业，而不是限制性的事业。我们对于年青人，不是估计太高，而往往是估计太低太低了！”[[17]]在中学，尤其是高中也可以尝试这种年级和班级的混合居住模式及宿舍自治模式，给学生提供一个除了班级教室之外可以进行小组讨论问题的地方，为学生开辟更多的学校公共领域。

另一种机制则是来源于学生主动的争取，即争权。争权的第一步，是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比如，一些学校提出“高三女生不可留长发”，学生如何通过正当的程序来改变不合理的规定。争权的第二步，是为正当的兴趣开辟空间，学生需要一个交往的平台分享爱好希望，分担焦虑和恐惧。例如爱好文学的同学，可以通过成立社团来吸引志同道合的参与者，维护看小说的爱好。最终，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在于其清晰的观念和有效的行动。如果社团没有倡导清晰的观念，没有进行有效的活动，仅仅是吃吃饭、唱唱歌、聊聊天，则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还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此，社团作为倡导者的素质是要能够向公众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围绕这个思想变成组织的一致性行动。例如，学校文学社的中心活动是说服公众相信文学的美和力量，吸引更多的学校成员、社区成员参与文学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创新学生干部制度来促进学校公共领域的创生。为了公共善而贡献力量的机会和责任要向每个学生敞开。不承担责任，就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剥夺了程度责任的机会，就剥夺了成长的可能性。

当然，在当前的基础教育中拓展学校公共领域，开辟学生制度生活的空间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这是一个值得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都一以贯之持续努力的方向。对于学生来说，教育机会的公平，应该意味着有机会在学校公共领域中平等地承担责任和享有机会。如果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责任感较低，其结果是国家机构会更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蜕变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正如马里兰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和马里兰公民素养委员会2010年报告所指出的：“一个具有较高公民素养的社会，是一个当苦难来袭时恢复得更快的地方，是一个治理有效的地方，是一个生活起来更幸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高兆明.制度伦理与制度善[J]..中国社会科学,2007(6);梁禹详.制度伦理与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0(3)；彭定光.论制度伦理的理论基础[J].哲学研究,2011(2).

[[2]]杜时忠.制度德育研究的缘起与发展路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杜时忠,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

[[3]][美]罗尔斯.何怀宏,何包刚等译.正义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32-136

[[4]]童世骏.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J].复旦学报2002(5).

[[5]] [美]柯尔伯格.魏贤超,柯森,等译.道德教育的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11.

[[6]]马剑银.从生活世界到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的话语基础[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1)

[[7]]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

[[8]]陈桂生.学生组织的教育价值[J].当代教育论坛,2007(5).

[[9]]Turner,David. Developing citizenship in secondary schools: a whole school resource[M].Kogan Page, 2000.

[[10]]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1999(3).

[[11]]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

[[12]][美]理查德·哈什等.傅维利等译. 道德教育模式[M].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185.

[[13]]檀传宝. 学校德育诊断案例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82.

[[14]]http://ncoc.net/Marylands_Civic_Health，Maryland civic health index,2010

[[15]] 高丙中.社会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16]]羽离子.英国大学学联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实践[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7]]程介明.我与大学宿舍[J].上海教育, 2006(03,a).

作者简介：

程红艳，女，（1975—），汉族，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为道德教育和基础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