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翻译多部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对国内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代表作《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存在普世法则

王淇：从良知论到底线伦理、新纲常，您一直致力于提出现代意义的道德规范。学者提出的规范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共识，并落实到实践中？

 何怀宏：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学者做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尝试提出一些他觉得可以成为共识的观点。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断的，要依赖知识的训练，也要依赖直觉。他首先要考虑和论证有没有某种具备普遍性的共识，有没有我们生活中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的学者，他觉得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普遍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的，哪怕是想要否定这种普遍共识的人，他们也认可要讲道理。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说理来解决问题或影响人呢——至少希望如此？

 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能够得到大部分人赞同的。要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和欺诈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共识性的前提。

为什么要靠讲道理而不是靠拳头、靠谎言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尽量互相说服？那怕惩罚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惩罚？学者说出理由来——我们都是比较平等的存在，你不能去压服别人。

这其实已经隐含着一种道德含义了，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立法"，你要想一想它能不能成为所有人都这样做的行为准则，它能不能成为普遍的法则？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杀戮我、欺骗我、凌辱我，那么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别人。这就包含了一种基于平等的普遍性。

王淇：学校教育方面，您好像比较关注语文课。语文教育如何在伦理重建中发挥作用？

何怀宏：对，我现在对学校教育有几点感触。一是德智体不平衡，中国的教育始终太强调智力，德育往往政治化而不是真正的品德教育，体育好像变成附属科目，更不受重视。

体育在国外许多国家是放在第一位的，尤其男孩子身体要健壮。智育也不如民国时。那时候很多大学者教师范、教小学，现在小学老师能是大学者么？可能的确有少数的很好，但再也不会像晚清乃至民初那样重心在下，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在乡土了。

城市里是这样，农村就更糟。我一方面很同情乡村教师，待遇不好，就像有人说的：可能就比乞丐高一点；但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也远远不如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城乡择校都那么厉害。

语文课是可以让孩子在学习文字的过程中养成道德意识的。不过现在的语文教育真是有问题。你看高考这个指挥棒，作文题水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拔高，道德上拔高，政治上拔高，精神上拔高。

比如说有个作文题，父亲违反交规子女该不该电话报警。

首先，这个题目对农村孩子不公平，他都没有这样的体验；

其次，报警还是不报警，你让孩子怎么回答？高考那么重要的事情，孩子就要想出题人希望什么答案。似乎报警才是政治正确，说心里话就得不到好成绩，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标准答案，最好没有。

高考题作文题反映中等教育总体的水平，出题人怎么想会构成某种引导。所以要慎之又慎，尽量平实。

公民社会：共和国最需要公民的道德，最需要好公民

王淇：您刚才也提到学校德育课程是政治化的。那么能够引导孩子们真正确立起道德信念的德育课是怎么样的？

何怀宏：小学德育的内容就是很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诚实、有同情心。最重要的一点，品德课教材的例证、故事最好不要和政治人物发生关系。普通人的例子就很好，不要动不动就和某个革命领袖、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也不要那么多壮烈事迹。

一个普通人做到了本应该做、但对他来说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比如说借了人家钱应该还，但确实有困难，最后想方设法还清债务类似这样的小事情。

另外品德教育的方式不一定是上课，也可以通过一些活动。

到了中学，应该有公民教育。孩子长大，进入公共领域，要成为一个公民，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等等。你希望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你要承担起责任。

现在一提公民社会就紧张，我很奇怪。共和国最需要公民的道德，最需要好公民。

有所不为：道德的入手处是绝不干那些不该干的小事情

王淇：除了内在信念之外，道德是否需要制度支持或者是物质激励？

何怀宏：肯定需要。我还不说物质激励，先说基本的物质保障。有的人见义勇为受伤了、残废了，甚至死了，他的家人怎么办？应该有一些制度，能够让他的身体、他的孩子有一个基本保障。

但道德一定不是靠物质去引诱和激励出来的，因为真正的道德发自内心。道德的下手处是绝不干那些不该做的小事情，而不是说一上来先去做那些特别难、特别高尚的事。但有人做到了高尚，就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个更多的是事后奖励还有事后弥补，形成制度，使见义勇为者不至于过分担心。

所以道德需要制度的保护(包括法律、经济、保险等等)。制度不要损害道德，法律尤其不要伤害好人。这个"不做什么"很重要，而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使人们不去做某些事情，不是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这个可能更重要。

新儒家：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

王淇：现在国学很热，有学者提出了儒学应在政治建构上有所作为，您怎样看？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之争，您又怎么看？

何怀宏：港台儒家和大陆儒家确实侧重点不一样。港台儒家在心性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政治的需求不迫切。这也跟香港法治或者台湾民主状况比较好有关。很多东西都实现了。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从革命的年代过来，"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否定我们的传统。所以大陆儒家对于儒学更看重政治建构的部分。这是两岸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他们问题意识不太一样。

儒学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点我丝毫不怀疑。为什么？不光是儒家在历史上确实有作为，它给政治提供了一种人道价值，政治不仅仅为了君主。我不认为儒家思想自己能开出民主，但是它肯定能够缓解残忍和专制的东西。王道、仁政，这是它一直强调的。

儒家一直试图限制君主权力，至于手段是不是有效，这是另一个问题。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制度，比如法治、民主、舆论监督等等。但儒学的核心价值仍然能在政治领域里面发挥作用，它对生命的尊重、对暴君的谴责都非常有意义。只是我们也不用夸大这种作用。

儒家还是可以提供很多资源的，尤其在社会建设、道德建设方面，自我修身方面更是如此。

罗尔斯为道德共识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

王淇：您还有一块研究是关于罗尔斯的。除政治哲学外，罗尔斯为现代社会道德重建提供了什么可借鉴的资源吗？

何怀宏：罗尔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如何去寻求道德共识，如何把共识和信仰区分开来。

共识不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我们没办法在人生价值、终极关切、社会行为规范这些东西上达成共识。因为正当性在道德上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个追求不影响到其他人。

罗尔斯区分规范与价值、个人信仰和社会伦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社会道德的重建，底线伦理不能在一个很高、很大的范围内寻求，必须在一个基本、核心、底线的领域里去寻求。

而且道德共识在罗尔斯看来一定是存在的，即便是道德相对主义，也认可生比死好、说理比打架好，要不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所以有些东西是有普遍性的，不能说无可无不可，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遵守，对我不利的时候我就不遵守，而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遵守，这就是道德共识。

文章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