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12月12日19:00—22:00

会议形式：线上会议（腾讯会议）

主持人：付东兵

参与人数：程老师，卢老师，在读博士及硕士生，本科生科研助理。

沙龙议程：

一、博士生领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周雪光）

（一）博士生廖思伦分享：

全书问题分析的着眼点：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何为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全书问题分析的基本思路：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在一统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第一章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

本章分析基本逻辑：

   1、分析阐述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

   2、阐述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演化出的三个应对机制——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动态关系；政治教化的礼仪化；运动型治理机制；

   3、讨论这些应对机制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以及由此所生的诸种现实困境。

国家治理模式的两个主要线索：

   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关系，一是国家与民众间关系。中国国家的一统体制和疆土规模，使得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这一关系成为勾勒中国国家治理框架最为凝重的墨笔。

一、问题的提出：治理规模与负荷

（一）治理规模的基本概念

  治理规模指国家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以及生活其上民众的空间规模和实际内容。不管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治理规模问题始终都是统治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核心问题。——在治理规模这一角度下，国家组织机制及其负荷和挑战尤为凸显出来。

（二）治理规模的影响因素

   首先，国家的治理规模取决于国家的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国土规模和人口数量是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

 其次，治理规模取决于治理内容。治理内容指国家机构所承担的各种公共品提供的责任。简约国家：政不下县等——全能国家：无所不包。

 最后，治理规模取决于治理形式（集权—分权）

（三）维护一统体制的两个核心组织机制

1、国家的官僚组织制度——官僚组织与官僚主义。

   中国一统体制的组织制度核心：中央政府拥有行政统辖、规划的权力，特别体现在人事安排和资源调配的权力上——运行方式：委托-代理，行政发包制或多中心治理形式、层层节制。

2、观念制度的维系

 （1）主要内容：儒教文化、马列主义、形形色色的各类运动等——背后的逻辑：建议一套关于一统体制的共享观念制度。

 （2）当代中国的一统观念制度的建设：通过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政治活动甚至是官方的大规模的激烈的“群众运动”来不断地加以维系、修补和强化。

二、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矛盾的应对机制

应对机制之一：决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国家治理的核心过程：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体现了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动态关系，

   基本表达形式：中央权威体现在各层次政府对其一统决策的服从认同和贯彻实施过程之上，但在这一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附近，允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在不变通方向上的偏移，以适应当地情况，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治理”体现在基层政府官员在一统的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组织学的悖论：一统决策的集中程度越高，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就越大。

 制度安排：

 1、逐级代理制（行政发包制）。

 2、压力型体制  

应对机制之二：政治教化的礼仪化

  政治教化礼仪化的两个来源：

 （1）组织的刚性束缚，从时间上、形式上和激励上加以硬性约束；

 （2）基层政府迎合自上而下压力的需要。

 仪式性服从对维护一统体制的特定作用。

应对机制之三：运动型治理机制

  1、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与官僚体制及其常规行政机制相对的政治机制，即通过运动式的政治动员来贯彻落实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运动型机制本质上是政治机制，而不是常规机制。

 2、最大特点：暂时叫停原官僚制常规规程，以政治动员过程替代之，以便超越官僚制度的组织失败，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意图。

 3、治理意义：运动型治理常常采用大张旗鼓、政治动员的形式，这有助于突破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在短期内将中央意图和信号传递到各个领域部门。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第二章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本章要点:

   1.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与支配形式：韦伯的视角

   2.君主官僚制：中国家支配形式的一个历史考察

   3.“君主官僚制”的延续与转型：当代中国官僚体制分析

   4.官僚体制在支配形式中的位置角色

   5.后毛泽东时代：卡里斯玛权威危机与转型

一、法性基础、权威类型与支配形式：韦伯的视角

 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两种视角。

分析框架：

 “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来思考、辨识官僚体制在中国国家制度的角色定位。

二、君主官僚制：中国家支配形式的一个历史考察

1、何为君主官僚制？

  皇权与官僚权力双重权力并存治国，其中皇权或君权是最高权力；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治理工具。中国的官僚体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而是国家支配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

2、基本特点

 （1）在这一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有各自的合法性基础。

  前者：传统权威与卡里斯玛权威兼而有之；

  后者：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集中表现在“向上负责制”

 （2）在君主官僚制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在合法性基础上既交融又紧张。

  明确的主从关系，天理与分权要求。

 （3）皇权与官僚权力还存在组织制度上的紧张。

  皇权面对着整个官僚体制的束缚与抵制；君主官僚体制不能真正的制度化。

三、“君主官僚制”的延续与转型：当代中国官僚体制分析

 1、两种权力：国家权力—官僚权力

 2、卡里斯玛权威为实的支配形式

 3、形成原因  

 4、卡里斯玛权威的常规化

四、官僚体制在支配形式中的位置角色

1、位置角色

 首先，国家凌驾官僚体制的权威关系更为强化。

 其次，随着执政党经过卡里斯玛权威的制度化过程，官僚体制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扩展，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与角落。

2、主要特点

（一）垄断权力逐级复制。

（二）从“向上负责制”到“向直接上级负责制”。

（三）规则的尴尬。

（四）领袖、官僚、群众之间关系的困境。

（二）博士生刘晶分享：

第三章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

一、研究问题  

二、控制权分配和组织治理模式: 一个“控制权”理论  

三、环境管制领域中的治理模式: 一个案例研究  

四、讨论: 从洞见性的类比到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

1. 本章概要

借鉴经济学不完全契约和新产权理论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府内部权威关系的理论模型，将政府各级部门间的控制权概念化为三个维度: 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

2. 理论模型: 第一步，借鉴经济学的新产权理论，引入相关概念，提出控制权的三个维度; 第二步，重审“行政发包制”政府治理模型; 第三步，扩展控制权理论，提出一个统一模型。第四步，用这一模型分析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组织权威关系和行为。

3. 控制权分配和组织治理模式: 一个“控制权”理论

组织背景：组织中权威关系这一概念特指建立在组织内部正式职责基础上的合法权力；

从不完全契约、产权到控制权:分析概念与理论思路；

“行政发包制”的重新思考: 一个例子与理论讨论；

控制权分配与政府治理模式: 理论模型的扩展。

4. 环境管制领域中的治理模式: 一个案例研究

环境管制领域中的控制权分配: 简要描述；

委托方权威的实际行使: 目标设定和检查验收的控制权；

管理方权威的实际行使: 激励分配的控制权。

第四章  运动型治理机制

本章概要：

本章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 , 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 , 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 。

1.“叫魂”事件 、“大跃进”、“文革”: 重新审视运动型

治理机制特点：

第一 ,  叫停原科层制常规过程 , 是常规机制失败的应对机制。

第二 , 对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灵活性的纠偏和规范边界。

第三 , 大张旗鼓、 制造舆论声势、全面动员。

第四，重新陷入常规机制的潜在危机中。

2.常规与动员双重过程 : 官僚体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

常规机制：稳定性 、可预测性、高效率。

一方面 , 常规型机制与运动型机制相互冲突 , 互为削弱 ; 另一方面 , 运动型机制因常规型机制的失败而启动。特点：互为诱发、互为依存。

常规与运动主从关系的转换不是任意的 , 来自特定的组织结构及其之上的权威关系 , 关注双重过程背后的稳定组织制度。    

3. 专断权力、卡理斯玛权威与运动型治理机制

专断权力与卡理斯玛权威 : 运动式治理的制度逻辑;

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及其组织设施;

运动型机制向常规机制的转化;

三、阅读思考

1.分析的力度。第3章，提出了“控制权”分配的理论思路。第4章。作者在韦伯威类型、组织形式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分析了运动型治理机制。对问题域内的微观主体和行为进行了有力度的分析。

2.材料的运用。作者在第3章（控制权）理论、第5章（谈判的分析模型）、第7章（拼凑应对）等多个章节运用了环境管理领域的实证材料，分析了其背后的机制、逻辑，体会作者研究的细化、掘进。

3.在发包制体制下，委托方是如何来弥补、平衡行动者之间权-责的不平衡性，以促成委托方目标的达成？委托方、管理方又表现出怎样的行为特点？

二、讨论交流：

刘莎：

1、周雪光文笔好，行文逻辑严谨，认证详实

2、我国国家制度可执行性缺失，对执行效果的验收环节不足，导致弱化了政策的执行效果

3、以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为例，执行人员之间共谋应对检查，做材料的政策执行过程。

4、官僚制度下各级官员对权力的把持，要求下属执行能力强，不能越权行事。

娄琳琳：

1、除了寻求暂时的平衡，在一统一制下如何分权，分权如果保证效果？

2、如果分权以后，地方因执行权利无序时出现的乱象，如何提高权力执行的效率？

程老师回应：

琳琳提到的中央权力过大还是分权给地方的问题其实是指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把权力放进法律的笼子里，让广大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与监督过程，所设政策执行的公平与透明度。现在官员面临竞争压力，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执行自己的执政理念，政府对政绩的考核来监督官员，现新时代，媒体、群众的监督也对官员起到了约束作用，对完善国家权力运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周如川：

1.以”房住不妙”提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地方差异，地方利益利相关者之间的共谋差异与影响政策执行

2.政策执行要不要地方具有灵活性？

程老师回应：

中国国家政策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一种迎合社会发展趋势而做的象征性的表态，与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差距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诸多的困难，包括经济、社会条件，兰小欢的《置身事内》。国家的一些政策是通过描述一种美好的前景，来粉饰当下的困境。周雪光对国家运动型制理方式对国家制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受到重视，像近期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转换就是运动型制理的典型案例。

罗艳华：

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分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物分配的方式决定了房地产政策被地方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导致了部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存在系统性矛盾，所以出现上级出政策，下级出对策，因为政治、经济体制的客观原因，使得下级对上级政策的应付获得上级的默许或理解。

县域教育治理中地方对教育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对有明确责任处分机制的严格落实，对自己政绩相关的认真执行，对倡导创新的避免执行。通过委托第三方来规避责任，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从而变相行使控制权并从中获利。

中国各级政府在发包制管理，描述横向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周雪光在叙述行政部分之间的垂直领导与横向领导的关系中讨论较少。

教育局在政策执行中着眼于政绩与县级政府对教育的具体要求，上级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利博弈。

卢迎丽：

1、周雪光对理论分析与实践认证较好，并能创生理论框架

2、从现象反思，提炼理论的思路严密，思考运动型治理与常规型治理的关系，并借此来观察“双减”政策的执行过程。

程老师：“双减”政策不太符合运动型治理，可能更多运用常规治理的手段

杜慧佳：

1、中央统一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度的问题。何者优先？

2、为什么激励机制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的区别，激励制度主要是对执行群体，而忽视了中间群体？

  程老师回应：以武汉东西湖区的教育工作考核，通过目标考核与管理校长的工作，激励与分配权下放到校长。校长在制定激励办法与方案时能起决定作用，但校长也要按照相关规定来获得奖励，需要考虑的各方的利益，以高考奖金分配机制为例。以周雪光的理论来看教育问题，对校长行使教育管理权力与控制权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释。

韩其昌：

国家治理政治化现象明显，比如对学生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化，流于形式，仅是应付式的执行。

程老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化与常规化相结合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特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统一思想意义重大。

潘小芳：

周雪光对“共谋行为”的描述很深刻。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谋行为使得制度执行或会成为制度运作过程，弱化制度的正义性，歪曲了制度的本意。使得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名存实亡”的制度和“名亡实存”制度（如重点学校制度）

程老师回应：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具有双面性，是一种复杂的行为。

卢旭老师：

周雪光对当下中国国家制度的研究结论我很认同，感觉很有道理。有理有据，大家在学习中要看到其优点，也要能发现其中的不足，任何观点都研究者时代、环境的局限，不可能面面具到。

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利分配是基于现实的深描，但提出的建议的可行性却值得斟酌，无法改变现实。学者只能去研究是什么，为什么，却无法给出怎么办的建议。政治文化具有实效性才能被人所接受，我有时感觉到空谈太多，实用太少。中国国家治理的运动模式与常规化模式有时会相互转化，逐步优化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国的很多的政策是导向性的，长期性的目标，有未来几十年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