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第1次德育小沙龙会议记录

时 间：2025年5月11日星期日 18:30—21:00

主持人：王琇

参会人员：程老师、卢老师、在读博士生及硕士生

沙龙议程：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读书汇报

第六、七章；汇报人：娄琳琳、刘莎

（一）汇报环节

娄琳琳汇报第六章“时间、空间与社会变迁”，并以吉登斯在这一章所提出的观点迁移到对教育的思考：

1.审视当前教育改革行为的去例行化：进步还是循环。吉登斯认为社会变迁有三种程度：第一，局部替代，核心结构不动摇；第二，多元解构，传统遭受质疑；第三，全面重构，生成新制度与文化范式。应当前我们教育的教育改革是不是只进行着局部化的替代，而根本没有撼动教育中的核心规则。以高考/考试改革为例，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来减轻课业负担、清理校外教培机构，但是却并未撼动高考运行的逻辑——如以考试分数为绝对评价标准、升学名额、排位赛制等等。

2探究教育改革的推动力量。吉登斯指出，社会变迁的关键路径包括：社会的自主与依赖关系、区域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制度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及历史发展的“跃进式”非线性特征。这些理论视角对于理解教育发展或者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刘莎汇报第七章“当今社会理论的展望”，并提出阅读的两个收获：

1.在大论文中运用结构化理论的结构二重性。科尔认为社会是由一个多元社会组织构成的整体。社会组织结构与公民参与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关系，即通过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能动性实践能够生成新的社会结构和体系，同时以时空在场的结构作用于实践，并以历史的方式引导具有认知能力的行为者。

2.规则和资源这两个核心概念。吉登斯提出了配置型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我对此的理解就是一个是对物的调控能力，一个是对人的调控能力作为大论文的论据来看，社会参与与学校教育，其实是社会如何发挥一种对个体和群体的调控能力以及对阵地（向服务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的资源的利用能力。

（二）师生交流讨论环节

王琇：

1.想要进一步了解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进一步阅读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一书。

2.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教育政策的异化执行问题。吉登斯用结构把个体的行动与制度联系起来了，而这个结构资源与规则。从这个理论本身，它是一个具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视角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重要的社会、教育现象。比如说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异化执行现象？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来看，制度/政策并不是直接与人的行动相联系的，不是说政策一经发布，人就会对它进行服从性执行的。而是要经过人的能动性反应的，而这种人的能动性反应是需要人借助资源与规则，去做出比如说无意识的反应、实践意识的反应、话语意识的反应，当人无意识的反应的时候，对于教育政策是直接性服从的，但是做出话语意识的反应的时候人们是借助反思性监控去理解政策、并理性地选择不去服从政策。

卢老师：

1.西方社会理论比较：吉登斯偏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是实践理论。社会行动理论是一个大的范畴，包括吉登斯、涂尔干、马克思。社会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中是比较强调人的行动，比较忽视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性，总体的倾向是觉得人的行动是占主要的，人的行动是更根本的，这是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具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强调行动理论的制约性。或者说马克思是物质决定论的，物质决定意识。吉登斯偏唯心主义，认为行动能够决定一切。

2.吉登斯社会学观点与前社会学观点的进步之处：动态观，但是具有一定缺陷，认为人的行动是理性的，更认同鲍曼的人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吉登斯的理论相对于以前的理论：动态观。以前是静态观。吉登斯的动态是一种比较太频繁的动态，行动决定结构。太夸大人的实践能力，行动就有很多随意性。——从某个意义上讲，吉登斯不认为行动的随意性，它认为行动是理性的。吉登斯与鲍曼的区别，鲍曼是强调行动有不确定性的，而吉登斯是否认这一观点的，人的行动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理性的。吉登斯的理论是有一定的缺陷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高估了人的行动的理性化色彩了

3.关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应针对具体的实践问题详细分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套用的框架是比较好的，不足的地方是没有超越吉登斯的框架。上有政策是吉登斯的。政策的本身也是变化的、它并不是固定的，政策的变化本身，上层内部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行动与矛盾。不能机械地套用理论。更重要的是上下层之间的互动，还要看到上层的行动也未必完全是理性、自主、独立的，上层可能还有更高的上上层——隐藏的全球的统治阶级。下层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每个人对社会不公平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被统治者之间的理解也未必是一致的。切的碎碎的也就未必能形成一种合力。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下层也未必能达到一致的行动。总体来说，思路是对的，但是分析是比较粗浅的，还可以进一步去思考的。

4.借助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分析双减政策：抓住核心分析问题，借助框架，抓住主要矛盾，比如说要抓住双减政策中的“教师-学生-家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具体研究，不要搞得太复杂、不要推得太远、太宽泛。在研究具体的一项政策，不要把这个政策太泛化，可以具体地去分析，比如双减的政策——有些人已经渗透到阴谋论的分析了（这是没必要的），双减涉及到的教师-学生-家长（这是根本的），抓住主要的矛盾问题。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双减，制定政策的人是什么角色——更多的是家长的角色，双减政策不是从教师角度、不是从学校角度提出来的政策，而是从家长、从特殊群体家长（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家长）的角度提出来的一个对策。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双减政策的推动与运行。对于这些阶层而言，阶层再生产已经不再依赖学校了，或者说是超越学校了，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资源来为自己的子女谋求优势资源——超越阶层分流的能力。所以这一群体是非常支持双减政策的推动的。这个东西本身不符合中下层家长的需求，但是符合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所以这个政策能赢得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支持，教师和学生都不愿意上那么多课、写那么多作业。而且从某个意义来说，教师已经有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教师只需要在学校这个序列里慢慢爬就行了；从学生视角来看，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是不会思考得太遥远的，不会考虑自己十几二十年后在哪里工作。所以只有家长（尤其是中下层家长）对于双减这个政策是比较抵触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处境带入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本质上减负是四方需求的角逐：精英阶层家长、中下层家长、教师和学生。个人的预测，双减这个东西一定会执行下去。双减政策的推行社会阶层固化的必然后果。未来一定会向着快乐教育去发展。

程老师：

1.总结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的关键词:结构二重性、权力理论、意识形态、社会变迁。（1）结构二重性，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命名为新的主体性。反思当前我国的主体性理论，指出我们当前的主体性理论总体来说是静态的——而这种静态使得主体性理论沦为乌托邦，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给了我们“动态性”、“整合性”的色彩，这种动态性、整合性扎根于吉登斯对教育的制度、架构的考察。尤其吉登斯强调人在结构中不是被动的，人在结构中是有能动性的、能够进行反思性监控的，而结构还需要主体的活动去激活、去再生产。这个结构二重性所强调的结构的制约与使动、人的能动性是吉登斯的理论的超越性维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同时还指出吉登斯的二重性既要又要的中立的理论色彩，使得吉登斯的理论招致了很多批评。（2）在社会理论关注权力理论，拓展了传统的权力观（韦伯的权力观是服从-支配性“不换思想就换人”），吉登斯不仅讲权力的支配能力，还强调权力的转化能力/影响力（拓展了权力的传统边界，他人认可也有可能使人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依赖于有求于他的人，意见领袖也依赖于能跟随他的人。权力是基于不对称的需求而产生的关系，这使得吉登斯的权力关系中弱者也有可能利用弱者的集合去进行反抗。（3）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信仰、道德、利益）: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终结的。社会生活需要揭示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关系。（4）社会变迁的问题：社会实践（包括教育）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关系里面——情境性。空间有分布、受阶层关系的制约、有位置制约的；时间是有代价的。社会变迁什么时候可能变，变迁你不可能只是外部的因素影响、还会有内部自己的因素。社会变迁的推动力：需要内外共振、内外交互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变迁。社会变迁的时机：不平衡（内外部不平衡）。

2.借回应卢老师关于“未来教育是快乐教育的观点”，阐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如何迁移到教育中。认为未来二十年基础教育仍然没办法走上快乐教育，因为制约应试教育的因素没有改。首先，民主参与方面，社会博弈的力量没有发生变化、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的家长要参与教育实践——表达家长、学生的诉求。第二，社会危机意识没有被唤醒。第三，公众舆论没有抗议。中国教育的发展逻辑已经产生思维定势，所以如果没有一些外部的冲击，教育是没有办法焕然出新的，只会越来越卷。总的来说，如果教育治理方式、社会内外部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按照吉登斯的社会变迁的观点，中国教育内部的局部变迁是会有的，但是教育整体的结构性变化是非常困难的。

3.五月底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博二博三同学要汇报开题、毕业论文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