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25年12月28日 18:30-21:00
主持人：李小蒙
参会人员：程老师、卢老师、在读博士生及硕士生
沙龙议程：
①论文分享-《羞耻的生成机制及其德育价值》（分享人：硕士生邓诗弋）
②论文分享-《技术变革与制度更新：数字化转型中制度阻滞研究》（分享人：博士生陈珊珊）
③参会分享-“智能时代主体教育理论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感悟（分享人：博士生王健怡、博士生陈珊珊、硕士生朱晓泉）
议程一：论文分享《羞耻的生成机制及其德育价值》
分享人：邓诗弋
（一）主要内容
论文框架：
一、羞耻的内涵特征
（一）羞耻的生物性起源
（二）羞耻的社会文化建构
（三）羞耻的情感独特性
二、羞耻的生成机制
（一）羞耻的外部催生机制：社会规范与环境刺激的共同作用
（二）羞耻的内部生发机制：道德与伦理的自我纠察
（三）羞耻的内外综合机制：他律与自律的交互刺激
三、羞耻的德育功能
（一）羞耻的道德认知塑造功能
（二）羞耻的道德判断培育功能
（三）羞耻的道德行为完善功能
四、结语
修改内容：
1.标题修改——“价值”改为“功能”；
2.内容修改——引言、羞耻的社会文化建构、内外综合机制、道德判断培育功能；
3.工具修改——学生访谈提纲、教师访谈提纲。
（二）进一步修改建议
程老师：
1.德育功能中的标题（二）改回“羞耻的道德情感培育功能”；
2.针对“羞耻的道德情感培育功能”的撰写困难，阅读外文文献寻找思路；
3.部分文字表述比较生硬，逻辑不够顺畅，建议调整；
4.针对儿童的访谈实施过程中，注意淡化我国文化语境下的敏感词汇“羞耻”，代之以“感到羞愧”“感到脸红”等相关词汇，从而降低被试的敏感与提防心态，推进访谈的顺利实施。
卢老师：
1.行文过程中注意思考自己撰写这个主题的特殊性，以区别于其他学者的写作思路；
2.现代社会“不知羞耻博取流量”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探讨“羞耻”这一话题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回应时代特征。
程老师：
建议阅读《童年的消逝》，从波兹曼对儿童与媒介的关系中羞耻作用的探讨中获得启发。
议程二：论文分享《技术变革与制度更新：数字化转型中制度阻滞研究》
分享人：陈珊珊
（一）主要内容
论文修改思路：
1.论文标题——经过反复斟酌及研究视角转换，标题更改为《技术变革与制度更新：数字化转型中制度阻滞研究》；
2.论文结构——表征：放大弊病→制度惯性→制度真空；根源：主体单一→路径依赖→供给不足；路径：重塑合法性→突破依赖→优化激励；
3.论文内容——删除了表征中关于数字鸿沟的论述；精简了引言部分的理论铺垫；删除部分重复论述；结语部分补充了制度安排最终指向人的观点；
4.理论分析——强化了“制度惯性”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突破路径依赖”部分增加了信息平权的分析。
修改中的困惑：
1.三重表征与三重根源是否需要一一对应？
2.突围路径多为原则性建议，具体操作机制、实施主体、推进步骤相对模糊；
3.论文大量借鉴国际经验，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体制背景、文化传统、治理逻辑的特殊性未能体现。
（二）讨论
王琇：
肯定了论文写作背后理论挑战的巨大勇气，体会有四：
1.表征部分的落脚点究竟是制度还是技术？不够清晰；
2.表征（是什么）与根源（为什么）两部分内容虽已尽力区分，但仍然存在杂糅现象；
3.针对论文标题中的“制度更新”，文中标题均未提及，建议在路径部分的标题提及“制度更新”；论文标题中的“数字转型”并未在论证中予以体现，无法满足读者对于数字转型这一时代背景下相关议题的特殊性的好奇；
4.虽力求避免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着力实现二者协同，但相应论证的解释力不足。
陈嘉杰：
肯定了论文整体框架的合理性，着重进行了细节考察：
1.表征部分：（一）与（二）的表述不是同一个逻辑；（二）中“制度惯性”的来源于引用规范；（二）中的三级标题对二级标题的支撑性不足；
2.根源部分：（二）更像是现象描述，而非负面归因；（三）与其下属的第2点对其各自上级标题的支撑性不足；
3.学术化表达非常规范的前提下，建议增加紧接其后的直观案例，帮助读者理解与认同相应的核心观点。
娄琳琳：
协同思路影响了整个写作过程，制度与技术二者相互纠缠，导致论述整体模糊。建议表征部分侧重于“制度跟不上技术”，根源部分切中标题中的“数字化转型”，侧重论述技术对制度的影响。
卢老师：
论文起始于制度阻滞的问题，而突破路径同样归于制度，逻辑自相矛盾，陷入了“用制度解决制度问题”的新型“路径依赖”。
制度本身并非万能，尝试从制度之外寻求解决制度问题的思路。制度对人的影响被过度重视乃至夸大，人对制度的影响也应被看到。
程老师：
1.问题与原因并非一一对应，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但原因与对策之间存在相互对应性，对策一定要针对原因进行论述；
2.制度对技术应用的阻滞被强调，但同时也应提及技术应用对制度漏洞的回应，不要就制度论制度；
3.需进一步思考制度惯性、路径依赖、制度锁定等现象背后的文化价值与权力关系锁定；
4.结语部分突然引入人的自由发展，较为突兀；
5.字数建议精简至12000以内。
议程三：“智能时代主体教育理论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感悟分享
分享人：王健怡、陈珊珊、朱晓泉
（一）分享1（王健怡）
分享内容：
参会感悟：
肯定了华中师范大学主体教育研究传统对数智时代的回应，收获有三：
1.主体性的两层含义：第一层为其传统含义；第二层为“人-机-师”被技术中介所重构的、不对称的主体间性；
2.AI是否是主体？持保守观点，因其本质属性之一——自主性并未实现；
3.研究主体教育的新视角：结构化视角；时间维度（刘铁芳教授）探寻人活着的意义。
分论坛发言内容：《结构化理论视角下人的主体性》
1.问题的提出；
2.嵌套式的结构性制约：微观家庭结构、中观地域结构；宏观社会结构；
3.结构制约下人的主体性体现：主体性萌发、徇规性实践、变革性实践；
4.结构制约下主体性发挥的条件：个体认知觉醒、外部资源支持、制度包容赋能；
5.对教育改革的启示：学校教育改革、个人、教育结构。
讨论：
分论坛评议人：
1.先在的、高度组织性的嵌套式结构应以实证研究为依据；
2.社会阶层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本研究指向前者，也可关注后者。
程老师：
关于主体教育的现有研究多从文化学、哲学思辨的角度切入，立足实践、从社会学视角切入相关研究具有必要性。
娄琳琳：
结构化理论基点在于：结构制约个体行动，个体行动也对结构产生影响。可是反观现实，我国具体情境中个体对结构的影响很难发生。
童谣：
结构的改变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制度。虽说人具有能动性，可是制度要提供给人发挥能动性的可能。
卢老师：
1.结构化理论视角研究主体教育具有开拓性意义，可以沿此思路深化研究；
2.对人本身还是要充满希望。虽然制度看上去很强大，对人有种种限制和阻滞，但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并且，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制度改变速度跟不上人的期待而已。同时，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包括当今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制度是有问题，但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特别是现代性社会人由于目标明确而达成目标的道路不明确造成的焦虑问题。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虽不重要，但不可忽视的努力。
程老师：
1.深入阅读相关书籍，扩大阅读范围与研究范围，包括吉登斯的书、《向上流动》等等，去看相关学者如何看待结构与主体性这一对基本矛盾，从中梳理吉登斯的观点特殊性；
2.社会学中的“实践”概念能够给人如何影响结构提供一种阐释视角，即“实践-新事物-新关系-新制度-新结构”。因此，要纵深地阅读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书，探寻他们如何论述人通过怎样的实践撬动结构对人的限制。
（二）分享2（陈珊珊）
参会感悟：
1.收获了自信的愉悦，感受到了人对自身存在性的一种自觉把握，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实现了个人的主体性；
2.受康翠萍教授的启发（主要内容涉及主体教育从何而来、危险何在、转向何方），反观自己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但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启发自己意识到，数字景观社会中不仅仅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也更在于一种主体间关系的断裂，表现在个体越来越难以在与他人的共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
（三）分享3（朱晓泉）
参会收获：
1.深化了对主体性以及主体教育内涵的理解
郭文安教授回忆了主体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解释了为何将核心概念确定为主体教育，而不是主体性教育；
柳海民教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明确了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的承担者；
刘铁芳教授从海子之死这个现象出发，提到了隐含的关键问题，即今天的教育体系以现代西方为基本参照体系，这个体系提升了我们的现实生存适应能力，但不足以给予我们活着的理由。他将主体性区分为一般主体性（个体在与世界交往中形成的认知与行动能力，主要侧重的是知情意的培育）和文化主体性（个体在民族文化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身份认同与价值立场）。因此，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让青少年得到精神滋养。而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正是这个精神滋养的根源；
王卫华教授从现象学出发，阐释了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齐泽克四位哲学家的主体性思想。
2.明确了智能时代主体性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吴龙凯教授提出了三个概念：离身智能追求效率至上，将认知过程剥离了具体身体与情境，使个体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具身智能能够提供亲身体验，但也可能使个体陷入技术依赖，从而缺乏创造性；反身智能所具有的反身属性也可能让我们在算法的规训下异化为镜像化的模仿；
胡金木教授提到空心共情，提到AI软件虽能以情感陪伴赋能青少年成长，但它也容易让我们产生个体化倾向，只汲取 AI 所提供的积极情绪，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真实的情感，继而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实生活；
总之，AI可以辅助，但它终究是工具。教育的核心永远是人。所以要坚守以学生为主体的初心，才能让技术成为主体教育的助力而非阻力。
3.揭示了应对上述挑战的路径
包括国家层面的政策协同、学校层面的文化变革，以及班级层面的协商共治。如翟天山教授提出班级协商共治，培育学生主人翁素质，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体验自主、学会担当。
